刘刚
思想的巨人变成了航海家
张箭《论大航海时代及其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从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到八十年代末迪亚士船队从大西洋入印度洋，可视为大航海的第一阶段”。
他这么一划分，就把郑和作为了大航海时代的领航人。同时，又如李约瑟所言，分出了“中国人的世纪”和“葡萄牙人的世纪”，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海洋来区分，分出“印度洋的世纪”和“大西洋的世纪”，而迪亚士用来开辟“葡萄牙人的世纪”的航船，就是卡拉维尔帆船，为什么不是更能显示欧洲人的大航海实力的卡瑞克帆船？
卡瑞克帆船，适用于通商和战争，不适合探险。因为探险是航海家的事业，靠少数人行动，无需那么多商人和军人参与，上千吨位的庞然大物，也无助于科研与发现。而卡拉维尔帆船，吨位虽小仅百吨左右，充其量不过卡瑞克帆船的十分之一，体量也不大，看来并不显眼，但它却是为探险量身打造的。在郑和的舰队里，不乏卡瑞克那样的帆船，专门为探险定制的却一艘都没有。以往航海时代，主题都是通商，而大航海时代，虽然还以通商为主题，但在通商之外确立了新的目的，形成新的标志，即“探险”二字。
从世界历史来看，著名的航海时代，大概有过三次：第一次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时代；第二次是宋元两朝与阿拉伯海通的印度洋与中国海互动时代；而第三次就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化大航海时代。严格来说，郑和不属于第三次大航海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它的时代属性和文化属性，都使他成为第二次航海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第三次大航海时代第一阶段的第一位代表，不应是郑和，应该是亨利王子。
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王子们，有着极为旺盛的求知欲，他们赋予了大航海的一个新视野，明确了大航海的新目的，把思想解放运动与大航海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思想的巨人变成了航海家。第一位成功者，便是亨利王子，他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探险，要去发现未知，由此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同时也带来了殖民地，这是在通商之外超越通商取得的新成果，是对为了求知欲而投资所获得的最大回报。
亨利王子之于航海，主要还是个思想者，为那个时代运筹帷幄，将所有动力都集结起来，使得通商与战争、探险与发现、传教与殖民等多种力量形成合力。
他不仅拥有葡萄牙王室授权，还拿到了罗马教廷授权，以政教合一的方式，为大航海制定思想路线，不管是重商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他一以贯之，贯穿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海权，一个是教权。从他以后，这两点，便成为了西方政治权力的核心。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开辟大航海时代的思想巨人，这样的思想性，我们从郑和身上没有看到，也就是说，跟亨利王子相比，郑和缺了那么点思想性。这不奇怪，因为郑和本来就不是思想者，他是行动者，是王朝中国最后一次大航海统帅。
从求知出发却收获了殖民地
那么，作为行动者，郑和比迪亚士又如何呢？迪亚士家族祖孙三代，其祖父和父亲，还有他本人，都是亨利王子的追随者，将亨利王子的海洋思想，化为祖孙三代的航海动机与行动方式。相比之下，我们又发现郑和身上，就缺了那么一点动机。
什么动机？当然是探险的动机。郑和是国家使者，不是探险者，他要安全第一，而非探索未知，即便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也不敢拿国家的使命做孤注一掷。而迪亚士航海的目的，就包含了探险的动机，绕过好望角——他当时称之为“风暴角”，他不需要有国家指示，只要起了个念头，就可以试试，向着未知领域，尽情挥洒他的好奇。
1487年8月，迪亚士驾驶卡拉维尔帆船，离开里斯本，沿着非洲西海岸航线向南航行，抵达了位于黄金海岸的米纳堡，那是葡萄牙人设在加纳的一个据点。
此前，葡萄牙人戈麦斯航海至此，最先发现这一带有黄金，故称之为“黄金海岸”，被葡萄牙王室赐以“米纳”称号，“米纳”意为矿藏，此地多金矿，故“米纳堡”，也可以说是“黄金堡”了，在黄金海岸上，矗立黄金堡，成了殖民地地标。
选择殖民地，有两样东西不可少，那就是黄金和奴隶，从求知出发的探险，结果却收获了殖民地，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生意？那时的世界真大呀！可供发现的地域也真多，当葡萄牙人睁着一双探险的眼睛，搜索新的海域，不断发现新世界时，那沿着非洲东海岸航线向南航行的更为庞大更加豪华的郑和宝船，又发现了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什么都没发现，既没有发现黄金海岸，也没能建立起像米纳堡那样的黄金据点。
从米纳堡出发，迪亚士一行带着黄金海岸的梦想继续往南航行。
到了风暴角那边，船队靠近“咆哮西风带”，它位于南纬40度-60度之间，总是西风劲吹，吹起一个个涡旋状云团，连绵不断，向东飞去，使得星沉月隐，天日失色，一年之中，百日浪高均在6米以上，“风平浪静”时，浪高也在2米以上，更有巨浪高达15米，势若山奔，不时撞击船舷，发出阵阵怒吼，那是对探险者的灵魂拷问。
拷问一个接一个，南纬40°-50°之间，进入“咆哮四十度”，那是狂风的拷问，犹如狮吼，南纬50°-60°之间，拷问升级，出现“狂暴五十度”的巨浪拷问，南纬60°-70°之间，海岸消失，一无旁依，面对没遮拦的无边无际的惊涛骇浪，人们失魂落魄，唯有尖叫，所以，也叫做“尖叫六十度”，那是对人的终极拷问，即对灵魂的拷问。
好在迪亚士第一次遇险的那个风暴角地处南纬35?，不在咆哮西风带中，只是被西风带扫了那么一下，他的船队就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处了，幸运的是，虽然被风暴推离了海岸，向南漂移，但是，并没有卷入西风带，而是进入了一个避风港湾。后来，他把那救他一命的港湾叫做“牧人湾”，很有点牧歌风味。
待风暴稍息，他离了港湾，出来一看，便看到了海岸线，他知道自己已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还想带着惊魂未定的船员继续前行，但无人响应，死里逃生后，船员都想回家，只要把那个惊天动地的发现带回家，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返程途中，为了纪念此次历险，他命名那个最南端的岬角为“风暴角”，后来转向好望角，就不是他的事了。
从风暴角到好望角
命运的安排，另有其人，那人便是达伽马。达伽马闻讯而动，接踵而至，率领他的船队，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经由非洲，穿越穆斯林国，直奔印度而去。
当哥伦布还在把他发现的新大陆当作印度时，达伽马已经在真正的印度立足了。此举，不仅是达伽马打脸了哥伦布，更是葡萄牙打脸了西班牙，西洋战国时代开端，葡萄牙成了第一赢家，亨利王子播下思想的种子，终于在达伽马手里开出权力之花。
真是国望所归呀！有了达伽马，风暴角也变了，变成好望角。
可对于迪亚士来说，一点也没有改变，风暴角还是那个风暴角，那是深刻在他命根子里的命运一角，当他再次来到风暴角时，风暴又跟着他一道来临了，不过，这一次，命运没有眷顾他，因为他的使命已完成，必须让咆哮的西风对他进行灵魂的拷问，让他在“尖叫六十度”里发出最后的尖叫声，让他那颗还在漂泊的心灵成为在天之灵。
应该说，郑和比迪亚士更早面对了咆哮西风的拷问，当他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来回应，他就比迪亚士更为谨慎，在大地的尽头，他终于停止了前进。
西风带上，从来没有什么“东风吹，战鼓擂”，有的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劲，把无边的洋流也驯服了，使之环绕地球由西向东浪涌，形成西风漂流。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郑和航行到这里，面对迎头赶来的西风，他能怎么办？只好掉头回去。
若从西方来，顺着西风漂流往东方来，那天人之际，虽有风险，所处的却是上风上水，风向掌握得好，还能借着西风助推航速，若相反，从东往西去，则不但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且逆风扬帆，逆水行舟，那便真是进了难上加难、险上加险的鬼门关。借着西风漂流东渡黄金海岸的西方人，终于在这里唱出了他们的历史最强音——《西风颂》：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乐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呵，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由穆旦所译的雪莱的诗篇，吟诵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将它放到“咆哮的西风带”上来读，放到从“风暴角”到“好望角”的历史进程中来读，对着郑和与迪亚士那两个在命运风暴中消失了的历史背影来读，东方与西方会有着怎样不同的文明的反应呢？最后那一问，郑和听不懂，他下南洋下西洋，不都是乘着东风来的吗？为什么要问向西风呢？他当然不知道，东风在西风带上消失。
可在迪亚士的心头，那正是一句他想问、却还来不及问的一个问题——大西洋的秋风已经把冬天从西风带上召唤来了，那东方的黄金海岸的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篇，表达了一种诗化的历史精神，仿佛吟出迪亚士心声：请把我生命当作一把竖琴，让咆哮的西风来弹奏它，就如同西风弹奏深秋的树林，落叶在风中飞速飘零，或似由一片枯叶可知秋意深浅，一个被风暴席卷的思想化为了先驱的预言。
时代的精灵，在历史的转折处出现了，吹响了预言的喇叭，除了唤醒人的因素，还要向天时、地利求助，向咆哮的西风带求助，那永动的西风啊，便吹响了大航海时代的天时的号角，还有那不息的西风漂流，也打出了大航海时代的地利的旗号。
至于在人的因素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两点，一点在思想上，西方人的自古希腊以来的“地圆说”，为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做了知识的准备，还有一点在行动上，西方人追求财富与知识的永动不息的探险精神，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咆哮的西风带，那是用梦想推动着大航海时代，被雪莱以诗篇《西风颂》吟诵了出来。
李约瑟的说法和梁启超的一问
郑和受阻于西风带，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绝之海，他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只能把印度洋当做他的西洋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洋的最南端，而前面，就是大地的边缘，唯有转帆而归。有人说，他到了好望角附近，也有人说，他没去那么远，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就返航了，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里，就是这样说的。
传中，他对郑和航路作了考察，曰“今略推定其航路线如下”：
(1)航中国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岛之南端(西贡)。
(2)航暹罗湾(即曼谷湾)之东岸至曼谷(今暹京)。
(3)航暹罗湾西岸循马来半岛南下至新加坡。
(4)绕航苏门答剌岛一周。
(5)绕航爪哇群岛一周。
(6)航孟加拉湾经安达曼群岛至东印度(加拉吉大)。
(7)循孟加拉湾东岸南航至锡兰绕锡兰岛一周。
(8)循阿剌伯海东岸北航至西印度(孟买)。
(9)由孟买循波斯湾东岸北航至泰格里士河河口(今德属小亚细亚)。
(10)循波斯湾西岸南航，复沿阿剌伯海西岸一周至亚丁。
(11)越亚丁湾循红海东岸北航至麦加。
(12)循红海西岸南航出亚丁湾，复循亚非利加东部海岸南航经摩森比克海峡(亦作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之南端回航。
这12条航路中，涉及了40个国家，他也一一列举，但没有提到好望角。李约瑟的看法与他相同，也没有提到好望角。可后来新的看法不断出现，有人甚至认为，郑和派出的船队，不仅到了好望角，还绕过好望角，到了非洲西海岸，更有甚者，有个名叫孟席思的英国人，写了一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指出，凡是西方人到过地方，郑和都到了，凡是由西方人通过大航海发现的新世界，郑和早就发现了，他虽然在航海史方面有着与李约瑟在科技史方面同样的抱负，但他的说法显然还不能像李约瑟那样令人信服。
我们采纳的，便是梁启超和李约瑟的说法，马达加斯加岛也在印度洋南端，离好望角也不算远，同样能感受到西风带的威力，非洲大陆的一个历史岬角要是能与印度洋的一座文明孤岛相呼应，那会是一个多么生动的东西方对话场景，可惜错过了。
我们只能说，郑和来早了，俗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葡萄牙人来得正是时候，正是历史场景替换的时候，不再是东方郑和下西洋，以天朝上国姿态，维持着东西方海通，而是西方的达伽马来走东洋，不光来发财，还带来了西洋战国时代。
时代变了，任公焉然不知？然豪气横亘于胸，还是忍不住要问：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是岂郑君之罪也？”
这一问，亦颇似李约瑟问向中国科技史，问到了文明的根底。
有人说，郑和是“中国的达伽马”，这当然是个本末倒置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不仅颠倒了先贤与后生的关系，而且因为他们不同。
他们的不同，不但表现为东西方的地域性差异，还表现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性差异上，这两个差异，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文明的两种样式，李约瑟对它们做了对比。
他认为，东西方各有一个大航海时代，东方大航海时代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是“葡萄牙人的世纪”，两个世纪各有其代表。中国人的代表，是郑和，而葡萄牙人的代表，就是达伽马了，不是还有哥伦布吗？为什么不提他做代表呢？
这当然是从东西方的历史传统来看的，达伽马终于将两千年来被隔绝的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两端打通了，就此而言，他是两千年来，沿着历史传统前进，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一人。哥伦布正相反，他与传统背道而驰，开辟了一条新的历史航路，故此二人，正所谓“继往而开来”者也，达伽马，乃“继往”者，哥伦布，则是“开来”者。
梁启超说，哥伦布航海，为觅印度，印度不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达伽马航海，为觅支那，支那不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但其初心——“欲求新地以自殖”的殖民地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他问：我国之驰域外，其希望安在？
没有国民的希望，只有“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使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这就使得“郑和之所成就”有限，仅限于“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
为此，梁氏喟然而叹曰：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吾昔为张博望、班定远传，既言之有余慨矣！他为郑和未能成为汉代之张骞、班超而惋惜，惜其未能如汉家凿空西域一般凿空西洋，致使汉家之“博望”、“定远”，离大明远，反倒离葡萄牙近，君不见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岂非“博望”乎？达伽马远征印度洋，岂非“定远”乎？
故郑和，并非“中国达伽马”，而达伽马，则可谓“西洋班定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