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和邓世昌齐名，如今却被人遗忘

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曾和致远舰一样“奋勇摧敌”。经远舰的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二副陈京莹等高级军官先后阵亡。

因为林永升死事壮烈，清政府下旨以提督例优恤，追赠太子少保，其子孙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一恤赏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相近。

在当时也有“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的评价。

但在后世之中，邓世昌逐渐演化为一道精神符号，成为海魂的象征。作为几乎和邓世昌起名的海战英烈，林永升则在历史里无意中遭到遗忘，甚至关于的他经历也变得模糊不清。

为此，我通过清代的国史馆传稿、县志、海军史料等材料，勾勒出林永升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在追寻林永升踪迹过程中，海军史学者、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独家提供了一份林永升的“履历清折”，为首次公开引用。

而关于林永升和经远舰在最后关头的战斗细节，至今仍然沉睡在辽宁庄河老石人附近的海底，等待后人破解。

林永升。

一、船政生涯，“上等艺童”

林永升，字钟卿，福建福州侯官人（民国初年和闽县合并为闽侯县），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这一年份是根据他阵亡时四十二岁（虚岁）推算而来。

根据陈悦先生提供的林永升“履历清折”显示，林永升为“文童”出身。文童是科举时代童生的别称，也称儒童。

这份“履历清折”是林永升阵亡后提交的清廷的，明确开列了他各次升迁和奖叙的时间以及原因。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林永升离开传统的科举之路，考入船政，在后学堂驾驶班学习航海和轮船驾驶。这个班是中国自主培养近代化舰长的“黄埔一期”。

当时的课程除了中文传统课程外，更多的是算数、几何、代数、直线以及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计算、地理等西方专业的海军课程。学堂全部采用英语教学。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间，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大考，18名“上等艺童”登“建威”舰出海实习，这其中包括林永升以及17名他的同学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邱宝仁、黄建勋等，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和他称为战友，并参加了甲午海战。

按照设计，“建威”舰的训练训练航行区域，根据季风情况分为南北两条航路，年初出发走冬季的南线航，从马尾驾船一路南行，“先厦门，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槟榔屿”，到四五月份返回马尾。夏初出发，则走北线航路，乘风北驶，“历浙江、上海、烟台、天津，至牛庄始折返而南。”

年轻的林永升和他的同学一道，航行在中国的沿海，一直到南洋地区。建威舰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风帆训练舰，在于海浪的搏击中，他们竹简成长为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的舰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五年学满，林永升和同学分批毕业，得五品军功。

履历折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林永升调赴“扬武”练船，五月经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六月十三日奉旨获准。

《清史稿》中的《林永升传》载，林永升调赴“扬武”练船，“周历南、北洋险要，以千总留闽，充船政学堂教习。”另据清代的国史馆传稿资料显示，林永升为船政后学堂教习，应该是担任洋员助教一类的工作。

这是林永升求学和在船政时期的一段经历。

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合影，后排右三就是林永升。

二、留学英国，“与泰西将士日夕讲求”

光绪三年（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大员的推动下，清政府批准将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派赴欧洲留学，船政为此筹措了一大笔留学经费。这是船政首届留学生团。

光绪三年三月初七日（1877年3月31日），林永升随留学生团从从马尾出发，乘船先到香港，从香港转乘赴欧邮轮。

船政首批赴欧洲的留学生有30人。

其中，林永升等12名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同学将赴英国，这里既有他的同学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等人，也有他的学弟萨镇冰、林颖启等人，这些人都是船政培养出的精华人才。

对于这些人，清廷上上下下寄予厚望。船政大臣吴赞诚在《报明出洋学生启程日期折》里写下一段话：

“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国家将来趋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1877年5月7日，留学团抵达法国马赛，随后分赴英国和法国进行学习。

林永升等12人均到英国学习铁甲舰的驾驶以及枪炮、水雷等兵器教育。由于英国海军对外国留学生登舰要求严格，名额有限。留学生分批上船。

1877年9月，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名海军知识根底深厚者，率先登舰实习。

当月，经过著英公使郭嵩焘和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努力，林永升、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萨镇冰等未能登舰的六人，为免空待时日，经过考试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读短期进修课程。

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学馆（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向无外国人就学，以中国初次通驶，又最远，国人亦据为美谈，是以破格为之。”

第二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学校学习，除严复因视力问题留校继续学习外，林永升等五人也获得登上英舰实习的机会，其中林永升和叶祖珪、萨镇冰被安排在英国地中海舰队。林永升，在地中海舰队的“马杜那”大铁甲舰实习。

根据安排，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英舰期间，均着英国海军军服，以少尉见习生代职。

留学时间从1877年开始到1880年结束，这期间未来的中国舰长们在英舰上“与泰西将士日夕讲求”，触摸到了世界最强海军的脉搏。

当时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多年后记录了留学生的洋监督写给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的一份禀帖，文中有写到：

“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应为十二人），以刘歩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次之，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又次之。

……

刘歩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均胜管驾官之任。”

可见，此次出国留学成果显著，而这批学生终归不负众望，学业有成。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林永升和叶祖珪等人从英国回到中国，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1881年1月17日），李鸿章奏第一届出洋生徒学成情况，并为请奖，五品军功林永升“免补本班，以守备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

林永升在英国留学时所摄照片。

三、进入北洋，管带蚊船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林永升被李鸿章调往北洋。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81年5月22日），因在英国订购的两艘炮艇即将回国，李鸿章给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写信称，“林永升、叶祖珪拟俟山东蚊船到津，派充管驾”，这是“各生密考精当”的结果。

六月三十日（7月25日），两艘炮艇抵达广州，取名镇中和镇边。

七月十七日（8月11日），两艘炮艇抵达天津大沽。此后李鸿章亲自验收，随后在八月二十日（10月12日），上《验收新购蚊船折》：“臣复亲往查勘轮机、炮位、船式，均尚精坚，利用与前购各船相同，遴派闽厂曾经出洋学习之都司衔尽先守备林永升、叶祖珪为管带官并留洋弁二人协同照料、操演。”

林永升和叶祖珪分别被任命为镇中、镇边两舰管带，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此前北洋水师内还有镇东等四艘炮艇，六船合称为“六镇炮船”。

在管带镇中舰时，林永升随舰队一起活动。在其中一个时期，林永升还应该承担了类似分队长的角色。

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1884年7月8日）丁汝昌有一封“又发林钟卿公事信”，信中写到：

“钟卿大兄大人如见：六镇由烟西发，一路想均平善，当各照议分抵北塘、大沽矣。‘西’‘北’炮伤之事，于十一日曾将禀傅相底稿由新关飞递寄交执事，想已接到阅悉矣。……弟十二日早抵威海，与刘观察议事竟日。……六镇备用弹药，即望商同桐侯逐查某船某枪炮现存弹药若干，仍须曾领若干，务即迅速查明，开折送呈东局早为制办。”

在闰五月十七（7月9日），丁汝昌又给林永升和叶祖珪发信，安排招募、选考华人管轮之事。

“桐侯”即叶祖珪，当时六镇炮船管带以林永升和叶祖珪资历为深。

林永升管驾镇中舰期间，先是在1884年6月份，举行水师阅兵，林永升带镇中舰参加。7月份，法国与越南启衅，并将战火烧到中国海域，六镇炮船被派往大沽、北塘防守，以防法舰北上。

四、调管康济

林永升管带镇中炮舰的一段时间后，便调往他船。民国初年，北洋海军老人池仲祐在编撰《林少保钟卿事略》中记述，林永升“（光绪）十一年（1885年）调管康济练船”。

履历折显示，林永升实际调管康济练船的时间为光绪十一年二月。

康济轮船为船政建造，1879年7月29日下水，原为兵船，后拨给招商局时改为商船。在李鸿章推进北洋水师建设后，又将康济从招商局调往北洋，再次进行了改装。

康济舰调往北洋的时间应该在1883年初。

光绪八年九月初三日（1882年10月14日），《申报》尚刊登招商局轮船康济轮船的航班信息。

光绪九年八月十五日（1883年9月15日），《申报》刊登“轮船招商局第十年帐略”，文中提到“前领船政衙门康济轮船一号已于本年三月间奉饬缴还矣”。

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1884年5月6日），《申报》报道，该年四月初五日“丁禹廷军门乘康济轮船至烟，文武各官皆由新关马头迎接。当日有镇北轮船持李傅相紧要文件，调丁军门回津商办军务，故次日仍乘康济开往津沽也。”此后，康济练船频繁开始出现北洋水师的舰队之中。

在林永升光带康济练船的第二个月，名字就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九日（1885年4月23日），《申报》报道：

操江轮火炉已坏，现用小轮船拖出大沽作为练船，以备操练之师用，其管驾黄君裳吉则调往镇中，镇中之林君调往康济，康济之马君复恒调往海镜，海镜之粤人某以年老回籍矣。至操江管驾，则即以该船大副何质玉充之。

康济舰调往北洋后，主要作用是接替操江号担任丁汝昌的座舰，因此受到关注。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85年11月26日），《申报》报道“上相验炮”：

李傅相于本月十二日抵旅顺验船一事，本馆已据电音笔诸简端，嗣经访事人随节而往，备纪情形。悉，傅相于十一日晨九点钟时乘铁龙小轮船驶出内河，换坐快马轮船至大沽，即于是晚十二点钟时驶出界外，上定远铁甲船，时六镇炮船、扬威战船、济远铁甲船、水师统领之康济坐船，环布如棋，声威显赫，隆隆炮响，联接如蝉。定远、济远更高燃电灯，光明照耀，六镇及扬威、康济则燃硫磺樟脑灯，横架桅耸，以便水手站桅致敬。

1885年11月30日，《申报》又系统报道了“北洋兵轮铁甲船管驾人名单”：

镇远铁甲船副将林泰曾、定远铁甲船游击刘步蟾、济远钢甲怏船都司方伯谦、超勇兵轮守备叶祖珪、扬威兵轮游击邓世昌、威远练船都司萨镇冰、海镜兵轮同知马复恒、康济兵轮守备林永升、镇海兵轮千总汪恩孝、操江兵轮军功何品璋、镇中炮船千总邱宝仁、镇东炮船守备林颖启、镇西炮船守备黄建勋、镇南炮船千总李和、镇北炮船千总戴伯康、快马炮船陆伦康。计北洋尚有镇边、飞凫、飞霆、利顺等小驳轮船，所派何人未经访悉。

在林永升管驾康济船之前，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在其接任后，尚有余续工作，因此多次来往朝鲜执行军务。

比如1885年7月8日，丁汝昌统带康济等船驶离朝鲜，回国；7月14日，丁汝昌带康济等舰，从烟台开航朝鲜。

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85年11月4日），李鸿章上“赴朝人员请奖折”，其中有32名水师各营官兵，“福建补用守备林永升，以都司仍留原省补用，并戴花翎”。

此后，随着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回国，康济舰的主要工作为练习舰。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1886年7月9日），丁汝昌致函大沽船坞总办文瑞，表示康济舰现作为专练水手之船，其应添操用各件，请照清单操办。

经远舰回国途中，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港时的照片。

五、赴德国接收经远

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制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4艘快船竣工，李鸿章派林永升与邓世昌、叶祖珪、邱宝仁等出洋接带。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1887年2月27日），李鸿章上奏：“副将衔参将邓世昌，前随丁汝昌出洋，充当管驾，情形熟悉，应令随同前往，凡关涉中国文报、银钱等事，责令一手经理，兼管带第一号快船，偕同派定二、三、四号快船管驾官都司叶祖珪、林永升，守备邱宝仁及弁兵、舵水人等四百余员名，于二月杪由津起程。”

接舰团负责人为英国人、时任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他带小队先行到英德验船。接见团中方以邓世昌军衔、资历最高，由他带大队等稍晚出行。因邓世昌此前曾往英国接带扬威舰，邱宝仁曾往德国参与接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因此根据安排，邓世昌和叶祖珪前往英国接收致远舰和靖远舰，林永升和邱宝仁去德国接收经远舰和来远舰。

当时，驻英、德大臣对派遣林永升等人接舰心存顾虑，认为保险起见，应雇洋人驾船送回中国。对此，李鸿章征询琅威理的意见。

琅威理对自己和北洋水师官弁的技术有信心：“华管驾可靠，再添雇西帮驾无误。”

琅威理在抵达英国后，立即对致远、靖远二舰进行查验，随后琅威理随即赶往德国，与驻德公使许景澄对接。

据许景澄的记载：

“经远（光绪十三年五月）廿八日试验，速率、炮位均佳。” “来远（六月）初十试验，并佳。”

对“经远”、“来远”二舰的验收经过，许景澄事后还详细致函总理衙门：

“经远舰以二十六日在爱根弗尔特海口试验，为德海部测定海里之地，适以阴雨中止。二十八日覆试，计验得速率十五海里又十之四。验放大小炮位，每演八出，各用平度直线演放一次，查察船面，悉无损坏。是日有海部总办的脱里西司，汽机官格力士，司炮官蓋式尔三员在船，并借用炮手八名，一切办法均由洋员琅威理商定，始终监视。琅尤以耳台炮能直放为佳。”

“来远于月初十日试验，琅因在英有事，转委林永升、邱宝仁两管驾官办理。计速率十五海里半，演炮亦均合法，其试速率之法，先在海面以汽机全力行三点钟毕内，就一小时算明暗轮每秒最速转数，至测定海里处，照所算轮机转数，往复行四海里，扯算得之。现琅威理尚议于船上装配，就己意添改若干事，俟缮治完毕，即行开驶，计月内总可鼓轮东下矣。”

勘验完毕后，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 11日），经远、来远两舰升挂龙旗，当天许景澄、林永升、邱宝仁等人来到德国士旦丁港口，正式接收两舰。

根据许景澄的报告，可见当时的接舰场面：

“六月二十九日奉布德字四十五号函，计已入察。经、来两舰诹吉六月二十二日收管换旗。是日伏厂会首斯鲁妥制送来远舰龙旗一面，士旦丁地方守吏咸集，弟率同诸员祭天后如礼。事毕，延德国官绅及该厂总办诸人在船设宴，以尽主谊。兹两舰于二十六日开至瑞纳门海口，已由英员琅威理饬知林、邱两管驾，定于月之初二晚，驶行至英之南海口，与致远、靖远二舰会齐。弟以收船之时，琅威理在英办公，不及来德，而经、来续议制备各件，绪繁时促，有须在英就购交楚者。尚拟赴英一行，与琅面唔，接洽一切，俾免后来轇轕。已与芝田廷尉订期初七日同赴朴次木特海口，俟料理事毕，即便观彼埠兵船炮台，以扩见闻也。至合同所载，保固工料一节，经与该厂总办迭次劝商，始允照原约承认。惟中国派员接带办法与前不同，特另函声明，沿途行驶，应与同类德船彼此比照，已另函承布矣。”

至此，林永升开始管带经远舰，此后人船相始终。

六、回国顺访新加坡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1887年8月24日），经远、来远两舰抵达英国朴茨茅斯港，与邓世昌等人汇合。

七月初九日，林永升和邓世昌等接见团成员一起参观了英国海军的船坞。

七月二十五日（9与12日），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四船，在琅威理的带领下，进行回国的航程。

这次回航过程，随行的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详细记录了一本《楼船日记》（《航海琐记》）。这次航行同时也是一次练兵，琅威理在海上指挥各船随时进行演练。

光绪十三年九月（1887年11月），回国船队途径新加坡，并停留数日（11月10~16日），供当地华侨参观，这是大清首次的“海军开放日”。

余思诒在《楼船日记》中，记载这期间林永升等四管带的活动。

“二十五日，晴，……丑正过马六甲灯塔。……巳初遥见新加坡，单鱼贯阵。岸上观者如蚁，土人则举手扬巾，华人则额手称庆。未刻停轮下椗。新嘉坡距岸约三海里，偕四管驾同拜领事左子兴太守名秉隆。”

“二十六日，晴，……午后偕四管驾拜英国总督。”

“二十七日，晴，……早英国总督来答拜。……是晚，英国总督请琅总理及四管驾饭。”

“二十八日，晴，……早四管驾至巫来由国苏丹府午饭，因昨日在英署同席面订也。左领事请晚酌，遂与琅总理、四管驾往。”

“二十九日，晴，……是晚，四船管驾公请于广东馆。”

“十月初一日甲申，早晴晚雨，……午后登岸，在领事府闲谈。近晚，偕四船诸君赴山芭树林园星坡众商董公宴。……是日，同座者巫来由国苏丹、中国领事、中国提督衔总理接船事宜琅威理及四船管驾、大副、二副、正副管轮及学生、文案、司事、医官、洋大副二副、洋管轮、洋翻译咸集，……为新嘉坡不数觏之盛会焉。”

“初二日，晴，晚小雨，……晚广东商人罗奇生独四船管驾夜宴，同席左领事竹林。兵船例不准人窥探。四船抵新嘉坡，众商吁领事请船仰瞻新式，爰与琅总理、各船管驾商准，由领事给牌登船游览。于是，有人棹片舟往来各船间，日中至昃，纷纭不息者五日矣。较之江河竞渡尤为繁盛焉。”

“初三日，晴，……辰初，督船有令起锚。午初开行，双燕行阵，船微宕，向东行。”

在新加坡的日程，忙碌充实，这是大清海上军事力量展现。

日后，林永升和经远舰还曾两次随舰队访问新加坡。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四——二十六日（1890年4月3日—15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致远、经远、来远、济远六艘主力战舰，访问新加坡。

访问期间，林泰曾、刘步蟾、林永升等军官还拜访了他们在船政学堂时期的老师曾锦文。曾锦文为槟榔屿华侨，曾任学堂英文教习。闰二月二十六日（4月15日），林泰曾等“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簇拥至墨经梳律师楼，拜见老师曾锦文，行三跪九叩首礼。西人与侨生诧为奇人怪事。五体投地，向未目睹，不胜骇异。引动四邻，毗集参观，挤得水洩不通。后询诸曾氏，说明乃为敬师大礼，外人咸啧啧称羡。中国古礼之隆重，为万国所无也。”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94年3月3日），六舰再次访问新加坡，至二月二十八日（4月4日）启程北返。四月十三日——二十三日（5月17日——27日——，北洋舰队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兵。

不久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建勋、林履中、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等相继殉国。这是后话。

根据《楼船日记》记载，接带经远舰回国的主要官弁为管带林永升，大副林文彬，学生韩锦、陈京莹、张浩人。接待来远舰为管带邱宝仁，大副陈玉书，学生谢葆璋等人。

陈玉书，就是陈策。从后来任命情况看，余思诒应该将他和林文彬所在的船只记反了。因为在北洋海军成军时，陈策被任命为为经远舰大副，林文彬为来远舰大副。池仲祐在陈策的小传中，也记载他“帮同驾驶经远军舰回华”。

七、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

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后，经远等四舰从新加坡启程，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11月27）到达“广东洋”；十四日（28日），“近晚抵香港口外九龙关”；十五日（29日），“寄椗香港对面油麻地之滨”；十月二十六日（12月10日），抵厦门，与丁汝昌率领的定远等舰会师厦门，正式入编北洋舰队。

十月二十六日（12月12日），丁汝昌在定远舰举行晚宴，招待林永升等四舰管带和琅威理。

因此时北方进入严冬，四船在第二年春天，随舰队北上旅顺。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七日（1888年3月9日），李鸿章报告朝廷，准备亲自勘验四船：“新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于上年十月杪驶抵厦门，业饬统领北洋水师丁汝昌前往，合同洋员琅威理验收，即在该处过冬。北洋解到以后，该四船归队操巡。现由旅顺调至大沽口。臣应亲往察验船身、炮位及机器马力等项，驶行里数，以重利器。拟将诸务略为部署，即亲同水陆营务处津海关道周馥等出海验驶，并顺赴旅顺口、大连湾、山东之威海卫各防所，查看船坞炮台工程形势，与将领筹布一切。……”

三月十五日（1888年4月25日），抵大沽。三月二十八日（5月8日），李鸿章在旅顺海域，勘验了经远等四舰。5月10日，又乘坐定远，观看经远等舰试航。直到5月16日才返回天津大沽。

此时，正是北洋水师的全胜时期。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88年6月6日），因接船有功，李鸿章上“为遵保林永升等接船回华尤为出力人员事奏折”，参与人员皆有封赏，其中“留闽补用都司叶祖珪、林永升，均请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原省尽先补用”，林永升赏给“御勇巴图鲁名号”。

随着四艘舰船加入北洋舰队，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88年10月3日），清廷正式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完成了经制化。

这是北洋海军的一份“三定”方案。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1889年2月20日），李鸿章正式上奏，请将北洋海军新设副将至守备各缺，拣员补署，其中“左翼左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林永升升署，委带经远快船。”正月二十日，朱批“着照所请”。

由此，林永升正式获得了北洋海军的编制“左翼左营副将”，排在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之后。

当天经远舰上随林永升一同补署各缺的还有：“左翼左营都司充经远船帮带大副，以花翎补用都司陈策补授”、“左翼左营都司充经远船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孙姜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鱼雷大副，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李联芬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驾驶二副，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陈京莹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陈申炽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大管轮，以补用千总卢文金升署”等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林永升的生死战友。

此后，经远舰跟随北洋舰队航行在南洋各口、中国沿海乃至东北亚海域，成为远东地区一直举足轻重的海军力量。

八、两次访问日本

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三日（1891年5月23日至6月9日），根据章程三年一阅的规定，北洋海军再次进行了阅兵。经远舰随对参加。

阅兵结束后，五月二十日（6月26日），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艘主力舰到日本访问，至七月初二日（8月6日）才回国。在日本期间，林永升随队参观日本军舰、港口，并于日本各方进行了交流。

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六日（1891年10月8日），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创立，已历三年。李鸿章奏办理海军请奖折，获准。其中“升署海军左翼左营副将、御勇巴图鲁林永升，拟俟副将补缺后以总兵升用”，并“赏清字勇号”，获批准。林永升赏换“奇穆钦巴图鲁”勇号。

光绪十八年三月三十日（1892年4月26日），根据章程海军军官三年晋升的规定，李鸿章奏请将林永升等海军升署副、参、游、都、守各缺，照章改为补授。获准。

此时，林永升的身份为：经远舰管带、升用总兵、左翼左营副将、穆钦巴图鲁。

五月二十九日（6月23日），丁汝昌再次率领经远等六舰访问日本。

六月十四日（1892年7月7日），《申报》以“星使莅崎”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提到北洋舰队抵达长崎后，清廷住日本的外交官员“整肃衣冠，登舟谒见，定远管带刘子香军门、经远管带林钟卿总戎亦皆往接。”

访日期间，各舰分开活动。六月二十三（7月16日），经远舰由长崎返回威海。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三至二十三日（1894年5月7日—27日）北洋海军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林永升率经远舰参加。

阅兵结束后的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李鸿章上“校阅海军竣事折”，文中提到，各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各船还在航行中打远出之靶，“发速中多”，并专门单独提到经远舰：“经远一船发十六发炮，中至十五。”看到奏折后，当天清廷即发布上谕，各水陆将领著准“择优保奏”。

此次大阅结束后，因朝鲜问题，中日关系紧张，林永升率经远舰参与北洋舰队的巡海等活动，并在1894年9月17日，参加了黄海海战。

此次保案也因此未见下文。

九、参加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1894年9月15日），5艘商船来到大连湾集结，开始装运北洋增援辽东、朝鲜的兵员以及辎重、马匹、火炮等物资。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深夜1时许，装载完成，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鸣响汽笛，护航舰队起锚出发。

舰队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亲率，以定远、镇远为首，来远、靖远、济远、平远、经远、致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等主力巡洋舰，还有镇中、镇边两艘炮舰，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以双列纵队航行，即北洋海军阵形中的双鱼贯阵。

这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廷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运兵和护航行动。

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天气晴。上午6时25分，经过一夜航行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抵近海洋岛。

上午10时20分，日舰吉野首先发现远处“煤烟”，至中午11时30分，吉野舰确认，煤烟来自北洋舰队的主力。

11时30分，北洋舰队的瞭望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出现异常。12时，镇远舰上的瞭望兵报告，发现敌舰煤烟。此时，日舰已经开始进行战斗准备。

12时10分，北洋舰队也全部动员，10艘主力舰启动，航向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拦截，以掩护身后大东沟里还在登陆的陆军。

起锚后不久，丁汝昌即下令变换阵形为犄角雁型阵。

变换后的阵形为，定远、镇远两艘巨舰一组位于舰队中央，右侧依次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两个小组，左侧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两个小组。

镇远舰上的美国人马吉芬在战后曾记下一个细节：“一群群肤色黝黑的水兵将发辫盘在头上，将袖子挽上臂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火炮旁，迫不及待第准备决一死战。”

战斗初期，双方互有损伤战。这期间，日舰本队在北洋舰队前转向时，落单的比睿舰竟在慌忙之中航进到北洋舰群，陷入定远、经远的围攻之中。

日军绘制的经远舰沉没想象图图。

由于距离太紧无法使用大口径火炮，小口径机关炮又无法将日舰击沉。经远舰选择从侧翼贴近比睿，船上搭载的海军陆战队一度准备跳帮，生擒敌舰。

比睿舰一面分配人到甲板上面，并将步枪上好刺刀，一面开动机关报急速扫射。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比睿已经冲到定远和经远之间的船尾部，由于经远船尾没有装备大口径火炮，只能向比睿发射两枚黑头鱼雷，遗憾在距离比睿船尾7米处的地方错过。这是中国海战中第一次将鱼雷应用于实战。

随后，日舰另一艘小型舰艇赤诚也落单，遭遇北洋舰队定远、经远、致远和来远的群攻，并一度准备俘虏该舰。

战斗中，赤诚舰长坂元八郎被击毙。

这是整场海战中难得的优势场面。

当天15时30分，在逼近敌舰的过程中，致远舰舰体内部发生爆发，沉没海战场。此时，经远、来远、靖远等军舰因为受损严重，也退出战场试图抢修自救。济远、广乙也逃离战场海域。

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随即盯上了驶出战场的几艘北洋军舰。

经过追逐，和致远舰同一编队的经远舰，最终成为第一游击队的目标。最终在17时30分左右，经远舰因为舰体严重倾斜，在今天的辽东庄河老人石海域侧翻，沉入海底。

战斗中，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二副陈京莹等高级军官先后阵亡。

林永升时年41岁，比邓世昌小四岁。

日军拍摄的经远最后遗影。

十、林永升的阵亡细节

关于经远舰和林永升阵亡的消息，最初来自丁汝昌。

海战后的第二天（1894年9月18日），丁汝昌在电报中称：“昨日在大东沟外，十二点与日船开仗，五点半停战。我军致远沉，经远火，或超勇或扬威一火一驶山边，烟雾中望不分明。”

五天后（1894年9月22日），丁汝昌给李鸿章发了一份详细的“大东沟海战”报告，这份报告的原件如今保存下来，上面可以看到丁汝昌修改的痕迹。

这份报告的原稿写为：“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打仗，后经远船主中炮阵亡，船方离队”。

丁汝昌修改后正式报告为：“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船主中炮阵亡，船方离队。”

从这修改来看，丁汝昌未能明确林永升的阵亡细节，而是来自“传闻”。丁汝昌在奏折的开篇也明确说：“十八（9月17日）与倭人开战，时炮烟弥漫，各船难见，现逐细查明。”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1894年10月5日），李鸿章又正式向朝廷上奏：

“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沈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聚围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拒战良久，遂被击沉。”

李鸿章奏折中描述林永升为“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并称消息为“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但目前未见丁汝昌对此描述的文字。这是目前能见到关于林永升阵亡细节最早的出处，后世多沿用该说法。《清史稿》里的《林永升传》也据此写作：“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

民国初年，池仲祐所撰《海军实纪》一书，对经远战况亦有提及：“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倾鼓轮追之，欲使击沉。乃猝为日舰所环攻，船身碎裂，林永升中弹脑裂，全船员勇，大副陈策、李连芬，二副韩锦、陈京莹，枪炮教习陈恩照等二百七十人俱殉焉。”

在书中林永升的小传中，池仲祐也有几乎一致记述：“（林永升）奋勇督战，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倾鼓轮追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日船所环攻，船身碎裂，中弹破脑而亡。”

海战时，广甲舰随济远舰逃跑。广甲舰军官卢毓英在回忆录中记录：“经远管带林永升阵亡，其将弁已阵亡殆尽，遂退于山边。时广甲逃跑，有敌舰尾追，广甲急傍山而行。正遇经远挡住敌船，为敌炮所中，卒然而沉，船桅皆没，犹见两股浓烟出自水面。待到敌船越过经远之前，广甲去已远矣。”

从后来的相关研究来看，卢毓英关于经远舰沉没的描写是可靠的。但关于经远舰上高级将领阵亡的细节则有待于研究。

在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庄河县志》也有一种记录：“我海军军舰自鸭绿江之败，退至县属海中獐鹿岛前共有四艘，而沉者二，一舰为方谦统帅，沿海西逃，余一为“靖远”舰林仲卿所统帅。是时舰在虾老石东八里许，士卒皆请林就岸，林不肯，躬亲炮弹督战，未几左臂中弹，舰突亦被击碎。林知事去，反身入内，扁锁舱门，危坐以殉，封镇海侯。该舰军士约五百人，泅而逃出者，仅五十人云。”

文中方谦为方伯谦，林仲卿即林永升，“靖远”为“经远”之误，林永升也未被封为“镇海侯”。不过在这条记载中，关于林永升的殉国过程则与传统记录完全不同。

县志中所写的这些细节，来源很可能是老石人岸上当地的村民，而这些村民的信息则应该来自当时经远舰幸存士兵的某些口述。

在该版县志的开篇序言里有写，庄河此前无志书，是在1919年初开始编撰，“召集耆硕或司采访、或任纂述”，至1921年末编纂完成，此时距离甲午海战结束不过27年。

与之相对，在大副陈策的小传，池仲祐写道：“公身先士卒，已受重伤，犹坚立指挥不少懈。经远中炮沉没，与管带林永升同时蹈海殉节。”

这里也有一个“同时蹈海殉节”的说法。

由于经远舰沉没的地点，远离海战战场，经远舰上最后的究竟有怎样的细节，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挖掘。

2018年，国家文物部门在庄河老人石海域，确认了经远舰的沉没姿态为倒扣海中，这意味着船上包括司令塔在内的诸多舱室很有可能仍存于海底，那么林永升等高级将领的遗骸也有极大的可能仍在窗内，或许可以解开经远舰最后的秘密。

甲午海战中，舰身已严重侧倾的经远舰（西方绘画）。

十一、身后哀荣，“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

在池仲祐撰写林永升小传《林少保钟卿事略》中，留下了一段关于林永升待人接物的记载：“公性和易，与人接，唯恐伤其意，遇文学之士，退然意下，延誉不容口。

对待文人，林永升有一种天然的尊重，对待部下也有温情，“待士卒有恩，未尝于众前耻辱人，故其部曲咸感之逾深，咸乐为之死也。”

虽然性格平和，但在战前，林永升仍然展现出一份将军的气度。

再看池仲祐的记载：“二十年，中日事起，公先期督厉士卒，昕夕操练，讲求职守之术。以大义晓谕部下员弁、士兵，闻者咸为感动。方事之殷，经远先随致远驶出，公临阵尽去船舱木梯，以防士兵之退缩避匿，将龙旗悬于桅顶，以示誓死奋勇督战。”

这是背水一战，欲置之死地而后生。

池仲祐在编撰《海军实纪》时，很多甲午海战的亲历者尚在人世，为此他曾“函札四驰，征求故实”，因此他对林永升的描述有一定根据的。

在《清史稿》的《林永升》传中，也载有一句“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因此林永升的传记位于清史“忠义”卷中。海战后，李鸿章在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1894年10月5日）上了一封“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弁折”，文中称：“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恩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经远管带、升用总兵、左翼左营副将、奇穆钦巴图鲁林永升，致远大副、升用游击、中军中营都司陈金揆，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林永升照提督例，陈金揆照总兵例，交部从优议恤。”

九月初九日（10月7日），清政府下旨对“升用总兵林永升着照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一恤赏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相近（邓世昌，予谥“壮节”）。

所以池仲祐说：“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

林永升阵亡后，清廷对于林家也并未忘记。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8月）的《京报》上，录有时任闽浙总督边宝泉的奏片：“升用总兵、原任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管带经远快船林永升……在大东沟洋面阵亡。林永升经部议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俟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遵照去后，兹据福建侯官县查明，故员林永升嫡长子林大鑫年，十六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承荫二品荫生。永升仅生二子，次子已故，大鑫是其长子，例得兼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本的《闽侯县志》中，也有一篇林永升的小传，这篇传记基本与池仲祐撰写的《林少保钟卿事略》相同，但在最后一句，介绍了林永升后人的情况：“（林永升）子二，长大鑫二品荫生，袭世职；次毓东，均不幸早卒。孙，启璋，供职海军行营。”

从上述资料可知，林永升阵亡时留有两子，长子林大鑫，应该生于1883年，当时林永升30岁，任职镇东舰管带；次子林毓东，在1898年时已经去世。承袭世职的林大鑫也去世较早，但林大鑫留下一子，叫林启璋，进入民国后，和很多甲午后人一样，进入海军谋职。

此后，关于林永升后人的消息泯灭与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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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丁汝昌集》（孙建军整理校注）、《船政史》（陈悦著）、《北洋海军舰船志》（陈悦著）、《关于“致远”等舰来华过程的几个问题》（孙建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