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血饮料”到“跑步机”刑罚,谈谈欧洲监狱改革之路
题记 | 《企鹅欧洲史》中记载了1858年德国汉诺威的一次斩首行刑,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药》。著名的“人血馒头”,在欧洲变成了“人血饮料”。
欧洲断头台
当时的一位解剖学家,挤到了人山人海的行刑台下,观看了整个过程,他描述说:
几个行刑助手用一个皮兜子兜住犯人的下巴,一人拽住皮兜子,使劲把犯人的头往后拉。刽子手从披风里抽出一把刀刃锋利、装饰讲究的执法大刀……双臂挥刀向犯人的头上砍去,转瞬间犯人身首异处。刽子手刀法干净利索,一刀砍断了脖子……几个癫痫病患者等在断头台的一侧……行刑手用杯子盛上犯人流出的冒着血泡的血,递给患者,患者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19世纪的欧洲,公开处刑,把人血当成治病的良药,这么愚昧无知吗?
对的,一直到19世纪末,这一类的公开处刑依然很多,而且人们也乐于去围观。和当年处决女巫的盛况差不多,一旦有处决犯人的消息传出来,附近的居民总会蜂拥而来。大部分人是看热闹的,中间还掺杂着兜售食品饮料的小贩、表演杂耍的艺人、行窃的小偷,以及等着“人血饮料”的各种病人——这位记录行刑过程的解剖学家,也不是去看热闹的,他十有八九是想带走犯人尸体供解剖使用。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混乱。
欧洲的公开处刑,不管是斩首、火刑还是绞刑,都是皇室以及教会的统治手段,通过血腥残酷的场面,震慑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威。
但是,资产阶级崛起了,如何处置罪犯也成了他们同皇室及教会抗争的热点。
欧洲的绞刑非常普遍
国王不能随意处决犯人,教会也不能随意迫害“异教徒”,建立一个完善的司法体制,成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抗争的热点。公开处刑罪犯,在欧洲慢慢的减少了。
在文章一开始描述的这次行刑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改成了在监狱内处决犯人。最早进行这场改革的是俄国,1826年爆发的针对沙皇统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尼古拉一世公开处决了被捕的5人。结果,在绞刑过程中绳子断开了。按照传统,这是上帝的旨意,犯人可以免死。但是尼古拉一世不愿意赦免这些人,换了新绳子继续进行绞刑,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欧洲各国都意识到了普通群众的强烈“敌意”,废除公开处刑大势所趋。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再接再厉,开始尽量减少死刑犯的数量——按照以往的法律,很多并不是很重的罪行,都可以判死刑。
而现在,国王手握生杀大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被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进一步开始了对监狱的改革。
问一个问题,监狱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人可能会回答“关押罪犯”。是的,但只回答对了一半。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是欧洲,“肉刑”都是最重要的刑罚手段。砍头、鞭打、杖刑、黥面、割鼻……对待犯人,直到19世纪中期,最流行的还是肉体的折磨。
监狱的最大作用,仅仅是在审判阶段,临时关押犯人。当然,监狱还是最重要的审讯场所,各种残忍刑具布满了每一个角落,让犯人们生不如死,只好认罪招供。
欧洲监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减少死刑,减少“肉刑”。
鞭刑
减少肉刑是个缓慢而阻力重重的事情,比如在欧洲流行上千年的鞭刑,已经成了最为传统的惩罚犯人方式。犹太人、罗马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穆斯林们,都使用过鞭刑。在医疗手段不发达的时代,鞭刑所造成的伤口,极有可能因为感染夺取犯人的生命。
众所周知,目前新加坡依然保留鞭刑,而这种制度就来自曾经的英国刑法。
在19世纪末,肉刑逐渐被欧洲各国废除。如何惩罚罪犯,成了各国最头疼的问题。
俄国人的办法最为直接,由于国土面积广大,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异常寒冷,荒无人烟。所以把犯人流放到那里,几乎连看守人员都可以不要。所以,整个19世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大约有86.5万。很多的犯人,就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渡过了余生。
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罪犯流放地
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把放人流放到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则是最好的选择。毕竟,监狱里人满为患,成本越来越高——把这些人送到殖民地,可以极大的补充劳动力,犯人们自然也愿意。
比如英国,从18世纪开始,就把犯人流放到北美。但是到了1776年,北美的抗争让英国再也无法流放罪犯了。于是,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遥远的澳大利亚。此后数十年时间,源源不断的罪犯来到这片不毛之地,努力生存下去。
可以说,澳大利亚为英国本土的监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人也开始反对,觉得自己不能永远接纳英国罪犯。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1867年,英国的流放制度彻底结束了。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无法流放罪犯,他们必须开始正视监狱改革了。
监狱是重要的审讯场所
19世纪之前的欧洲监狱,往往是以惩罚为主。罪犯会遭到非人的虐待,被打死或者病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到了19世纪末,改革派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监狱改革思想:改造罪犯。
从“惩罚”到“改造”,近代监狱改革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带动欧洲近代监狱改革的,正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美国。
1790年,美国费城建造了一所新型监狱,意图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性格,让他们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思想被英国人大加赞赏,为了解决国内越来越多的犯罪问题,1842年伦敦建造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监狱。
在这里,犯人们都有自己的编号,他们要读《圣经》、做礼拜,虔诚的进行内心的忏悔。会有专门的神父负责这些囚犯,帮助他们“一心向善”。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必要的惩罚还是需要的。
监狱跑步机
1818年,英国工程师William Cubitt爵士受到了磨坊水车的启发,发明了专门监狱使用的“跑步机”。这是一种巨大的设施,一群犯人双手抓住横梁,两脚不停的踩动轮子,产生的动力还可以碾碎谷物或者抽水,一举两得。
对于囚犯们来说,虽然跑步机比鞭刑要轻松很多,但是按照规定一次要踩两个小时(每天要踩六个小时以上),单调无聊又费力气。一旦停下来就会被轮子卷住,严重受伤,也是很痛苦的惩罚。
关键是,这种跑步机进入监狱的时候,犯人们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糟糕。长期缺乏营养,缺乏睡眠,卫生和医疗条件恶劣,意味着一旦在跑步机上受伤,轻则残废,重则死亡。
19世纪末,又一轮改革的浪潮袭来时,监狱跑步机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欧洲监狱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监狱人满为患
由于没有过多的财力投入到监狱的管理,犯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于此同时,政府却难以补充更多的看守。
于是,在监狱内把犯人用铁链锁在一起,用皮鞭和棍子暴打犯人,减少一日三餐的供应都很普遍。一直到20世纪初,欧洲监狱中的种种问题,导致犯人们根本得不到“改造”。他们出狱之后,反而变得更暴力,这让改革家更加头疼。
当时有人提出,罪犯是会遗传的,有必要的话,应该给“遗传性犯罪者”做绝育手术。改革家们没有意识到,罪犯的不断增加,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欧洲各国都极端混乱。
工业革命席卷而来,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而当时的资本家非常恐怖,他们不仅想尽办法增加工作量和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只给工人们少得可怜的工资。
所以,大城市里充满了酒鬼、小偷、强盗和杀人犯。比如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贫民窟分布在城市各处,警察却少得可怜。
开膛手杰克之案
1888年著名的“开膛手杰克”,就是出现在当时著名的贫民区白教堂附近。而这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犯罪目标基本都是穷困的娼妓——而在当时的伦敦东区,每晚至少有上万名娼妓徘徊在街头。
再加上遍布欧洲的穷困移民、黑帮、革命者,整个社会极度混乱,罪犯抓也抓不完,监狱里都被塞得满满的。
这样一种几乎无解的局面,迎来了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乱了一切,整个欧洲战火纷飞,大量人口死亡,不管是平民还是罪犯,都无法置身事外。战后,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随着战后各国对于警察力量的不断加强,社会稳定带来的福利提高,犯罪率也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监狱改造”才越来越有成效。
回顾欧洲监狱改革历史,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监狱永远不是打击罪犯的最前线。完善的法律制度,稳定的社会生活,以及维护治安的警察力量,才是预防犯罪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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