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3日 星期一

钩沉|赵超构与他的“平阳三友”

钩沉|赵超构与他的“平阳三友”

《辞海》主编扩大会议留影,摄于1987年。前排左起:杭苇、李培南、罗竹风、苏步青、吴文祺、朱物华、赵超构、李俊民、刘佛年

在上海众多温州籍知名人士中,赵超构与3位来自平阳的“老乡友”,关系特别密切,彼此之间经常走动,交情深厚。其中,一位是一代棋王谢侠逊,另一位是数学家苏步青,还有一位是著名学者苏渊雷,后人称他们为赵超构的“平阳三友”。

登报相寻苏渊雷

在近现代灿如星辰的名报人中,苏渊雷最推崇邵飘萍与林白水,还有罗隆基与张季鸾,称他们“皆有风骨”“略伸正义”。在与他同辈的诸多报人中,他又独推崇乡友赵超构,称“超构文章,老而愈见精深,亦今所罕见”。

苏渊雷(1908—1995),字仲翔,晚号钵翁,又号遁园,平阳玉龙(现属苍南钱库)人。著有《读史举要》《白居易传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被学林称誉为“诗书画三绝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

赵超构与苏渊雷正式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赵超构时任《朝报》主笔,用手中的笔纵论天下,而苏渊雷任正中书局编辑,与千家驹、孙晓村、狄超白等,共同发起求知合作社。两位来自温州的年轻人一见如故。

淞沪战争爆发以后,沪宁铁路沿线遭受敌机猛烈轰炸,南京危在旦夕。他们随着流亡大军先后撤离南京,自此失去联系。在滞留武汉期间,赵超构暂住在汉口汉安里23号一幢破旧的民房里,负责《朝报》疏散人员的接转工作。他四处打听寻找在南京沦陷前后失散的同道好友,还在《大公报》上专门刊登“寻人启示”。多年之后,苏渊雷曾有“汉皋聚首剧酸辛,登报相寻欲问津”之词,说的就是此事。当时,在军医署当秘书的苏渊雷,无意间在报上获知此消息,喜出望外,急忙赶往赵超构的寓所聚首。两位失散多时的乡友,又在战火纷乱中重逢,不禁喜极而泣。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他们彻夜难眠,抵足谈心……

在国统区陪都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地下党员石西民成为他俩共同的挚友,他们之间经常互相联络,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苏渊雷移家北碚,创设“钵水斋”,以文会友,盛极一时。章士钊、沈尹默、沈钧儒等名流常相过往,赵超构亦偶为座上客。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各奔前程,一个奔上海办报,一个赴南京谋职,因战乱加之事务纷杂,其间,双方几乎各不相闻。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才又在上海重逢。苏渊雷在上海从事文教工作,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渊雷与《新民报》是有一定缘分的,曾为南京《新民报》撰写专栏——“苏子语业”和“苏子向语”。赵超构主政上海《新民报》晚刊时,他又重操旧业,以“苏子”的笔名投稿。195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他通过赵超构在“夜光杯”副刊发表了12首七绝,歌颂党与祖国繁荣昌盛之景象。

在当代诸多诗词学者中,赵超构最推崇苏渊雷的诗词。在赵超构书房的案头上,长年摆放着两本苏渊雷惠赠的论诗著作:一是《论诗绝句》,二是《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 附苏诗龚画风流人物无双谱》。此为同内容的两个版本,后者为新加坡出版,仅多个附录。《论诗绝句》是苏渊雷退休返籍,卜居平阳仙坛山麓,吟咏自遣之作。

钩沉|赵超构与他的“平阳三友”

苏渊雷题赠赵超构书

1983年,《论诗绝句》出版后,苏渊雷第一时间将新书呈于赵超构案前。因校对的问题,书中有些勘误之处,苏渊雷用红笔一一予以标注或改正,从中可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老乡友”的敬重。此两册书成了赵超构晚年生活的至爱。每当空闲下来,他总喜欢翻找出来,悠闲地斜靠在藤椅上,或随手翻翻,或仔细研读,或高声吟咏……

赵超构与苏渊雷结识于战乱之秋,相交于患难之际,相处于和平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俩以文会友。赵超构逝世后,苏渊雷挥笔疾书三首绝句,以示哀悼。其中四句曰:

文章精悍貌逡巡,朝报新民接轨新。

老我无能饶有味,为君挥泪一沾巾。

苏步青赞其“硬鲁迅”

苏步青喜欢读赵超构的杂文,对《新民晚报》爱不释手,对这位“老乡友”的文品、人品更是钦佩不已,称赞他“应共先驱硬鲁迅”。

苏步青(1902—2003),平阳带溪人,年长赵超构8岁,拿他们的话说是“长一个放牛娃”。青少年时期,他们均到温州城里求过学,还是省立十中(现温州中学)的校友。苏步青于1915年考入省立十中,赵超构到省立十中就读时,苏步青已东渡扶桑留学多年。

苏步青自小爱好文学,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生与诗结缘,著有《苏步青业余诗词钞》与《数与诗的交融》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赵超构与苏步青的老乡情谊更加深厚。他们都十分珍惜这份老乡情,彼此间更多的是对对方由衷的尊敬。

1983年的春天,赵超构与冯英子开完全国记协理事会,从北京赶回上海。火车刚刚启动,发现躺在他们上铺的竟是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苏步青。他们赶忙起身,要将下铺让给苏步青。可苏步青哪里肯依,三个人就这样上下铺躺着,一天一夜的路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足足聊了一路的闲话。

晚年的苏步青为人低调,不太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对赵超构主政的《新民晚报》大开绿灯。《新民晚报》开辟“健康老人”专版,他欣然答应接受采访,还在百忙中专门抽出一天时间陪记者拍照。当他得知摄影记者姓陈名继超时,便又拿“老乡友”赵超构说事,他不无调侃地说:“陈继超,这个名字好啊,你一定要继承赵超老(新闻界对赵超构的尊称),超过赵超老。”

有一件事,让晚年的苏步青愈发对赵超构敬佩,且赞叹不已。曾经有一个时期,赵超构的长女静男夫妻二人因不习惯北方生活,曾想从哈尔滨调到复旦大学任教。苏步青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碰面,可赵超构就是不开这个“金口”。赵超构有个不成文的为人准则,就是绝不因私事为难领导和朋友。对“老乡哥”苏步青,他也不例外。

对于这件事,苏步青一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一直到了10多年后赵超构逝世,苏步青看了报上悼念赵超构的文章,才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他在《悼念赵老》的诗中写道:“老乡友赵超构同志不幸逝世,万分悲痛。旬日前曾往华东医院探望,如今竟成永别。特诗此以志哀。”诗曰:

乡音犹在耳边清,噩耗传来涕泪零。

方谓三春轻杖屦,不期十日隔幽明。

新民报溢爱民语,未晚谈垂已晚情。

应共先驱硬鲁迅,于无声处听雷鸣。

“楚河汉界”有乡音

赵超构是个不喜欢运动的人,对体育也谈不上有足够的兴趣。可他对体育报道的热衷和对象棋的格外偏爱,却很少为人所知。并且,他与温州同乡、一代棋王谢侠逊还有过交往。

谢侠逊(1887—1987),平阳凤巢人,名宣,小名卿元,因自小好象棋精算术,便改“奕算”的谐音“侠逊”为字。他五六岁从父学棋,八九岁通晓棋谱,13岁与温州棋魁陈笙打擂,名噪东瓯。1918年,在上海力挫群雄获全国象棋个人冠军,后来又连续3次在国际象棋大赛中夺冠,被誉为“中国棋王”。

在南京《朝报》时,赵超构一有空暇就与人对弈,以棋会友,并开始关注体育评论。他积极主张“体育强国”,先后写过诸如《国民体质问题》《危矣殆乎!中国之体育界!》《勖中小学运动会健儿》等有关体育评论文章,并一再疾呼:“中国一切问题的病根,都在国民身体上与精神上的缺点!”

1937年的暮春,谢侠逊从上海来到南京,出席在汤山俱乐部举行的象棋友谊赛。赵超构作为象棋爱好者应邀来到现场观战,“老乡相见分外亲”,赵超构与棋王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棋赛盛况空前,名流云集,观者如堵,据谢侠逊年谱记载,应邀到场的还有李宗仁、张治中、程天放、岑有常等军政界要人。其间,他们纹秤对弈,互相切磋棋艺,还共同商讨成立中国象棋学会。

抗战爆发后,谢侠逊出任南洋巡回大使,举行义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寓居于离重庆30多里的大兴乡下。由于战乱等诸多因素,从此他们难得再见面,赵超构偶尔会从报上看到棋王消息。1941年,谢侠逊因发表带有政治寓意的象棋残局,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终遭特务暗算而受伤。重庆《新民报》大胆披露真相,赵超构等报人以言论声援之。

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赵超构与谢侠逊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谢侠逊撰写《象棋新谱》等读物,致力于象棋的推广与普及。赵超构与他志趣相投,加上乡谊深厚,两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欢聚。每次晤面,他们都聊得十分投机,除了聊乡情之外,似乎永远离不开象棋。

在棋王的影响下,赵超构主政的《新民晚报》开始刊发象棋类专稿。他约请沪上著名的棋类写作专家居荣鑫写棋稿,当时的晚报还没现成的棋盘棋子等模具,他就亲自带着作者下到街道工厂“翻砂间”,亲自督阵制作。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赵超构决定每天推出体育专版,这在当时的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连续发起举办了七届“长寿杯”老年象棋赛,参赛者超过万余人。

赵超构曾给《新民晚报》体育版一个匾额,上书三个字:“跃如也。”此语出自《孟子·尽心上》,原句为“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说:拉开弓却不把箭射出去,好像跃动的样子。拿赵超构的话说,就是“要将体育版编得生动活泼,好像运动员都在版面上跳起来的样子”。

20世纪70年代,年近九旬的谢侠逊偕夫人,曾先后两次到文成小住,其间,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还特地到赵超构老家龙川走了一趟。龙川四面环山,清时孙衣言曾有“四面屏风秀气常钟”之题联,故有屏风山之称。屏风山上竖起一块巨石,恰似玉树临风的大将军,故名“将军岩”,据传说,此乃天神所赐,以镇守门户,保佑平安。回到上海后,有一次与赵超构叙旧时,棋王饶有兴趣地聊起了在文成的所见所闻,并即兴吟咏七绝一首,即《和赵超构同志咏屏风山》:

一枝红透生花笔,点缀屏山妙入神。

记得龙川居住地,对门拱有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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