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谈海外华人与中原王朝的剥离状态，最终融汇点是家国情怀

最近看完电视纪录片《下南洋》，谈一下观后感。这部片子拍摄于10年前，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完全集。

《下南洋》

一、“明”“清”合字，下南洋的海外华人的身份困惑，以及他们多舛的命运。

从该片展现的历史内容而言，大部分知识其实我们早已知道，包括“兰芳共和国”这样的历史。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一些历史小细节，比如只有南洋才有的汉字“氵月”，是由“明”“清”两个汉字局部拼贴而成，我专门查了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确实没有收录这个汉字，以后有可能会把这个海外游子的汉字会收入字典。

墓碑上由“明”“清”两字局部拼贴而成的字

这个字用于墓碑上，由于纪录片没有展开谈论，我只能猜测，这个南洋华人造的汉字展现出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他们内心认为自己来自故国中国，而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大明朝和之后的大清朝，但是这两个王朝对待他们的海外子民并不仁慈，是抛弃的，所以他们没法得到故国的认可，只能模模糊糊说自己是故国王朝的子民；同时这个汉字与“泪”字相近，表明南洋华人走过的是一条血泪前行的苦难之路。

南洋华人的苦难在于通过勤劳，获取一份财富，却始终没有当地的政治话语权，不断被外族收割生命和财富，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南洋以后，几乎是周期性被屠杀。

虽然，自宋朝以来，就有华人下南洋的记录，但是华人群体始终不曾成为南洋地区的主体民族，更不要说强势民族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华人群体生性普遍平和，接受中国传统的“与人为善”的道德伦理观念，走到哪里基本上都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不惹是生非，更不会主动攻击原住人民。华人群体往往是南洋当地的经济开拓者，但不擅长政治操弄，不懂得通过政治地位保护族群的经济利益，以为拥有财富就能赢得当地人民的尊重，殊不知也引起当地民众和西方殖民者的觊觎。

二是华人群体小帮派思想严重，每个小群体里又流行家长式管理，没有搞族群大联合的想法，形不成强大和持久的利益保护集团，当外敌侵夺华人族群权益时不团结，易被各个击破。“兰芳共和国”虽然在表面形式上有很多现代共和体制的特点，但是其管理机制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那套落后的异性兄弟“拜把子”形式，难与有现代国家管理机制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派出的有组织的侵略军相抗衡，在存续一百多年后仍然落败。

三是南洋华人不论心理上还是实际处境上都是“天朝”的弃儿，背后没有站着强大的祖国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他们不是中国政府派出来开拓的人民，也没有义务给祖国缴纳贡赋，仅仅因为血缘带来的亲情关系与家乡的父老乡亲保存有经济赡养关系。一旦老人故去或者经历社会巨变，这种亲情关系就中断了，南洋华人的后代对故国的感情就要淡薄许多了。这些南洋华人脱离了祖国的支持，内心总有底气不足的地方，未免在许多与当地人的利益之争中过于软弱和退让。

当然，纪录片里展现出在华夏文化纽带的作用下，许多华人还是对祖国抱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时也有不少华侨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奔赴战场，为祖国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为祖国捐躯的海外华侨的爱国行为无疑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对祖国的奉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但是纪录片里也讲到，当南洋华人所在国家出台歧视和压迫华人的政策时，出于生存，他们当中一些人的首要奋斗目标是争取得到所在国家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中国侨民的身份进行抗争和争取保护全体侨民权益。

海外华人和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不一定都是华侨

这种局面自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奋斗成功了，就成为所在国家的公民，实际上不再是中国公民，当所在国家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他们自然要站在所在国家一方；他们奋斗失败了，有可能丢掉性命，或者背井离乡，离开居住地到新的国家去发展。以马来西亚为例，原有40%以上的华人，现在也就剩下20%左右的华人。而印尼华人数量也在持续减少，并有几个年份是大量减少的。

为什么要提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我以为，知道的人都知道，装傻的人永远不会说自己知道。我说到这份上也就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二、“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国三大人口迁移背后的中原王朝政府的不同抉择。

由此，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古代中国政府不会像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那些列强国家一样去支持他们的人民对外开拓呢？中国古代政权为什么任由自己的人民在海外飘零和任人宰割而不加以援手呢？如果我们把这完全归结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视人民如草芥，显然是肤浅至极的想法。

我以为，我们可以跳出“下南洋”来讨论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涉外人口迁移：“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有许多禁区，喜欢自己给自己划红线，温顺的绵羊学者长期把持话语权，害怕得罪邻国，许多历史事件一旦涉及到邻国就语焉不详了。现在，这种人为的研究禁区自然是少多了，毕竟大家的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了。我来一一剖析这三大人口迁移的异同。

“闯关东”，清朝政府对移民先禁后放，最后鼓励“移民实边”。辽东自古就有汉民，但由于许多少数民族从关外入关争夺国家政权，因此历史上辽东有过多次针对汉人的屠戮。自明末以来，满族在入关以前，尤其是努尔哈赤时期对东北的汉人就有过大规模屠戮行为，还有很多汉人加入汉八旗，并最终同化为满族，因此东北的汉人数量在清初很少。

清朝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出于自私考虑，为防止将来落败时没有退路，颁布了“禁关令”，“守内虚外”，禁止关内汉人移民关外。尤其是顺治到康熙中期，在东北全境分段修了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隔绝关内、关外。结果由于关外满族贵族家庭大量入关，造成东北地广人稀，难以形成保家卫国的人口优势。当沙俄开始侵华以后，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把外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及其上的人民全部割让出去。

到清朝末年，我国东北地区又面临被沙俄和日本瓜分的危机，清朝统治者终于搞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退回关内了，依靠关外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根本抵御不了外来侵略者，这才手忙脚乱地弛禁放垦，先是默许后是公开招募关内受灾的汉民迁移到东北。面对沙俄在《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后占领中国外东北和库页岛的领土问题，黑龙江将军普钦在1859至1867年间的任期内向清廷提出了“固边”请求，提出开放开垦，鼓励外来移民。光绪年间，东北禁令被彻底废除，汉族移民在中国东北合法化，清朝的边防依靠招兵买马得以加强。

清末闯关东的山东人

到张作霖入主东北期间，东北军已能达到20个师的兵力，可以说，如果没有闯关东带来的人口增长，东北军很难拥有这么多的兵力，东北早就沦陷于外国侵略者铁蹄之下了。

到建国前，东北“闯关东”的人民及其后代已经近4000万人左右了，汉族成为当地主体民族，真正做到了“移民实边”，使关内与关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完全统一，保证了东北不可能再被外国侵略者永久占有。可以说“闯关东”对保卫国家东北地区领土完整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闯关东”中的所谓涉外，是指当时也有许多汉人迁移到沙俄占领的外东北，并且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比如张宗昌就成为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黑白通吃的华人警察。当时清朝灭亡在即，沙俄也趋于没落，国民党的革命党人还能到海参崴招揽包括张宗昌等华人拉队伍回国参加革命。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后来我国也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外东北没有因为有我国人民移民过去回归祖国。二战时期，斯大林又把当地华人迁移到外兴安岭以北地区。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但是“闯关东”的人民对祖国的贡献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走西口”，则是从明朝到清朝的另一次人口大迁徙，对清朝贸易发展影响深远。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西出杀胡口（清代改称杀虎口），到蒙古高原、新疆甚至到遥远的俄罗斯境内进行贸易。注：“走西口”原则上包括“走东口”，东口就是张家口，这条路线也与蒙汉贸易、中俄贸易有关。

那些走西口积攒了财富的人很多回到故乡买房子置地、开设商铺、钱庄，那些没有积攒下财富的人羞于回乡，有愧家人，很多就在沿途流落下来，甚至娶妻生子，生根发芽。

呼和浩特“走西口”旧照

今天的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的发展都与当年走西口的民众有关。可以说，走西口促进了蒙汉人民融合和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近代晋商的形成也与走西口有很大关系，晋商又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经济发展。

走西口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蒙汉融合提高了沿路人民的国家凝聚力，为多民族国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来，走西口经过的外蒙古地区历史上也是中国领土，但在清末被沙俄撺掇和操控下脱离了中国。徐树铮将军虽然短暂收复外蒙古，终因被冯玉祥劫持和枪杀而前功尽弃，而在外蒙古正式分裂时留在当地的华人大多数被屠杀，这不能不说是走西口的历史遗憾。

最后我们说“下南洋”。纪录片《下南洋》讲述了下南洋的历史背景。但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个人如果是历史爱好者，看看纪录片之类的影视作品就够了，但是如果真要研究历史的发展脉络，看电视纪录片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音频视频手段所反映的历史信息总量或者称历史信息熵是远远要少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其次，很多历史细节以及评价观点是不能通过这种公展渠道提供给大众的；第三，音视频的制作者囿于自己现实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作品尤其是涉及近现代史的作品播发后可能带来的利益纠纷或法律诉讼，很少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发表观点，其作品历史修饰性太强。

比如，《下南洋》所展示的是大陆沿海破产或贫困民众的迁徙海外史，这个层次上的迁徙基本上是得不到国家认可和支持的，所以我们看到片中，明朝的万历皇帝和清朝的乾隆皇帝对待下南洋的华人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事件无动于衷。这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简单的表述也会给一些海外华人疏离祖国找到借口。

事实上，下南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闯关东和走西口。从地缘上讲，闯关东和走西口都是陆路迁徙，大部分在中国境内，少部分涉及到国外，尚在封建王朝控制之内。封建王朝的皇帝当然不喜欢人民迁徙，因为涉及到农业赋税等问题，需要农业社会生产结构超级稳定。但是当王朝变乱或者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要么无力禁止流民迁徙，要么默许流民迁徙，比如“就食”，《史记•卷三零•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闲。”当王朝稳定以后要通过招抚流民重新安置土地或者赈灾安定人民使其返乡，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

而下南洋不同，国内人民迁往之地都是与中国不接壤的地区，历史上的南洋区域是有特指的：南洋是明清民时期称呼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附近水域区域——南亚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东海岸，印尼东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其东的帕劳群岛等西太平洋群岛。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不到南洋，虽然明清时期一些南洋国家和中原王朝保持着一种封贡关系，但本质上南洋属于羁縻地区，中原王朝是基本上不干涉这些南洋政权的内政的，更不用说去越位管理当地的人民。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后，中暹大米贸易兴起，许多华人移居暹罗。以郑信为例，他父亲是清朝广东澄海县华富村人，青年时到泰国定居，母亲是暹罗人洛央。郑信年轻时是暹罗大城王朝（又称阿瑜陀耶王朝）的官员。暹罗大城王朝向中原王朝进贡，名义上是清朝的属国。

位于泰国庄他武里的郑信雕塑

当清朝的另一个属国缅甸入侵暹罗时，郑信招兵买马，抵抗侵略，并趁势替代大城王朝的末代之君，登基为王，开创吞武里王朝。郑信是具有华人血统的暹罗统治者，他自登基第二年起就派华商到中国，请求清朝政府敕封。而清朝乾隆皇帝因一向册封大城王朝王室成员为暹罗王，所以一直怀疑郑信是篡位者，不愿意承认。郑信则持续不断地向清朝政府表示友好，经过9年不懈努力，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大城王朝王室复国无望，终于承认了华人郑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由这件事可知，清朝统治者处理羁縻属国的封贡事宜时是讲道义原则的，并没有因为郑信具有华人血统而听信他一面之词轻易改变国家交往之间的礼节。中国统治者对待下南洋的华人不问不管的态度，其前提还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当郑信去世后，这里涉及现代泰国王室秘辛，不好细讲。总之，曼谷王朝的建立者昭披耶却克里请求清朝赐封，又害怕清朝追究郑信之死，只能冒充郑信之子上表清朝请封。果然，暹罗国这种不同寻常的改朝换代又激起乾隆皇帝的疑惑，下诏问责，曼谷王朝又进行了掩饰，也是经过一些波折后清朝政府才正式册封了暹罗王，而曼谷王朝的前几任统治者都给自己起了郑姓汉名，害怕被宗主国中国发现问题。

由清朝对待郑信等人的册封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不大管理海外华人的几个原因：

其一，国家军事实力达不到对海外劳师远征的程度，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中国正统王朝都不喜欢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朱元璋给子女立“十五不征”之国的规矩，就是害怕后代子孙在不断征战中虚耗国力、王朝不保。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政治目的是看海上有没有危机明朝的强敌，经济上是为开拓商路、扩大贸易，他一开始就不打算抢占海外土地。到万历时代，国事衰颓，边患不断，自然对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华人毫无办法。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听闻新的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华人事件，愤而吐血而亡，也是因为无法及时出兵救助。这都是历史的局限，在当时确实没办法。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指出中原王朝在历史上不脱离国力背景盲目远征、扩张，因此中华文明能够做到硕果仅存、延绵未衰，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二，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中原王朝建立封贡体系，其目的是构建一种由中国主导的和平外交模式，保障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贸易，尽可能避免因摩擦而发生战争。因此，这种模式有着周密的“事大字小”制度。而西班牙殖民者恰恰是钻了这个制度的空子，屠杀海外华人后又以极其谦卑的语气向中国示好，同时不忘污蔑海外华人，以此欺骗中原王朝的皇帝，使中国皇帝误以为这些殖民者也是“向慕中华”的海外异族。而中原王朝负责海外事务（主要是封疆大吏兼任）的官员颟顸自私，以不多事为要，欺骗和诱导皇帝淡化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关注。这是封建王朝制度上的缺失，没有把海外华人的身份等同于国内人民身份，因而错失了惩罚屠杀者的机会，加深了海外华人的苦难。

不过，即便到今天，只要海外华人获得所在国国籍，按照国际法我们也没有理由直接干预涉及到他们的事务的，我们主要还是关注华侨事务。

其三，离开中国下南洋的华人，要么是因改朝换代对新王朝政见不和而远避海外，要么是因为极度贫困到海外寻找发财机会，这些人并不明确效忠中原王朝。虽然传说“兰芳共和国”曾经向乾隆皇帝请求成为中国一部分，实际上“兰芳共和国”的统治者以异性兄弟结拜为管理核心纽带，但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看来，不过是又一个秘密结社的社团，既无直接贸易之利，又无长期忠诚之实，所以拒绝了。

“兰芳共和国”总部留下的唯一遗物——烧焦的木头

可以参考一下明朝的汪直，此人能在在日本夺取数岛建立基地，势力极大，但是当他带领手下回乡时却摇身一变又成为劫掠杀戮中国沿海人民的海盗头子和倭寇合伙人，明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诱降杀掉。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中原王朝很难不对海外华人势力产生不愉快的想法。

所以，研究历史要读到历史的复杂性。现在，我们主要看积极的方面，许多海外华人在文化上与中国有着不能割舍的感情，他们也大力支援祖国建设，例如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厦门创办集美大学等，为祖国培养了许多建设人才。还有抗战时回国参战的华侨士兵等，不少华侨为祖国捐躯。

回到《下南洋》来谈，这部纪录片虽然也揭露了西班牙、荷兰等殖民者对海外华人的屠杀，但是不敢涉及南洋土著对海外华人的屠杀，这大概与拍摄方有国外团队有一定关系，我们就不求全责备了。

这部纪录片在展现海外华人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方面比较薄弱，尤其是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捐以及海外华人踊跃支援革命和建设的内容也很淡薄。但有林觉民《与妻书》的镜头等，总算提及一些，不算完全忽视。

总体来看，《下南洋》算是一部比较好的纪录片，但也有缺憾。国内人民“下南洋”的最大洪流是以非常模糊的状态表现出来的。因为王朝更替以及正常贸易等原因来到南洋定居的华人还是少数，大多数华人是在英国、荷兰殖民统治南洋后才来到南洋的。当殖民地生产需求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巨大时，西方殖民者招徕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到南洋充当廉价劳动力。很多华人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也有很多华人是以被贩卖的华工——“抓猪仔”的形式流落到南洋的，这大概对纪录片拍摄者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没有任何展现。

许多被贩卖到南洋的华工死于途中

三、在民众“下南洋”时，清朝统治者也在组织“下南洋”，其目的是与南洋各国和平交往和开拓贸易路线。

如果我们把中原王朝对南洋的开拓与“下南洋”的普通民众在南洋的开拓放在一起研究，大概会对这段移民史有更深的认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春正月，清朝下旨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入出商船，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分别编制了《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其用意是显示由福建厦门为到发港，与南洋诸国、东洋日本相互联系的海上航路的走向，以实施监管，地图为去北京向朝廷禀报时的参照。

施世骠，清朝水军将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月乙未由浙江定海总兵官升为广东提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丁酉，由广东提督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壬午在福建水师提督任内病故。施世骠长期主持清朝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海防，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协助觉罗满保障闽浙沿海与外洋的航路，监管通商往来中的不法行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编制《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

图内中国沿海标记地名：镇江、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南头新垵、广东电白；沿海标记名称的岛屿：茶山、普陀、定海、九山、北乌龟（在普陀之外）、鱼山、凤尾、南麂、东湧、海坛、湄洲、金门、厦门、南澚、大星、东姜、亏鞋、鲁万、乌猪、三灶。以上为经常与海外有航船往来贸易需要监管的地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编制《东洋南洋海道图》

施世骠《东洋南洋海道图》用红线表示海上航路，注记航路分合的节点、罗盘针的航向方位，航路所经地区的物产。从图上的航路分合节点及注记，可以了解当年与中国海上贸易往来的地区和商品，其所表现的清朝统辖的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围诸国和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航程以“更”计算，“更”为中国古代海上航行计算距离的单位，一更为两小时，以航船航行一更时间测算距离。简要介绍如下：

1.自厦门往日本（五岛、天堂、杀子马）航线注记：

“往日本从此去”，“用艮寅针及甲寅针壹百肆拾肆更取日本港入”。

2.由厦门以南洋面往东南洋分为两条航路，节点分别注记：

第一条航路“往吕宋从此分，用丙午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圭屿入吕宋”。“吕宋出稻米、鹿脯、苏木、鹿皮、牛皮、每年贸易银数十万两，系大西洋载来”。

在吕宋圭屿外东南洋航路分线节点注记：

“往文莱从此分”；“坤未针壹百伍拾更取文莱港”；“往汶莱从此分”（文莱岛著绿色）；“文莱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自菲律宾吕宋岛、交览棉岛分途的航路。

左航路：“往苏禄从此分，丁午针伍拾更取苏禄港”；“往苏禄从此分”（苏禄岛著蓝色）；“苏禄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沙金、朿香、火艾、棉、科藤”。

右航路：“往淑务在此分，巽巳针肆拾伍更取淑务港”；“往淑务在此分”（淑务岛即今菲律宾宿务，著蓝色）；“淑务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第二条航路“往咬留吧等国俱从此分，用坤申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广南港”。

在海南岛东南洋面航路又一分为二，节点注记：

一路指向西北，前往交趾（今越南北部）：

“往交趾在此分，用乾戌针柒拾伍更取交趾港口”。

交趾（今越南广宁省）注记：

“交趾出丝绢、金、红铜”。

另一路沿今越南广南以南沿海南下，注记：

“用丙午针肆拾更取罗原头”；“广南出奇楠、沉香、朿香、棉花、象牙、鱼翅、燕窝、丝绢、桂枝”。

在中南半岛南部洋面，航路又分成数条，分别通向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和马来半岛：

“用坤未针肆拾更取昆仑”；“往柬埔寨、暹罗从此分，坤申针三拾更过昆仑”。

分航路入柬埔寨港，“壬子针伍拾更入柬埔寨港内”；“柬埔寨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舡料、乌木”。

分航路入暹罗港，“庚酉针贰拾更过真薯，乾戌针贰拾更过大横，乾针贰拾更过小横，乾亥针肆拾更取竹屿，子癸针壹拾更入暹罗港”；“暹罗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乌木、船料”。

其中长沙、石塘、东洞、大昆仑、北昆仑、真薯、假薯、大横、山横、竹屿，以上地名均标记在中南半岛南部沿海，与我国西沙群岛毫无关系。

从昆仑岛分航：

“往丁佳奴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从此分”。

在小昆仑分途：

1.上航路（西北）“庚酉针陆拾更取大哖港”，分4途：

“乾亥针壹拾更入斜仔港” ，“辛戌针柒拾更取六坤港” ，“辛酉针陆拾伍取宋龟朥港” “大哖”；

2.下航路（西南）“坤针伍拾更取丁佳奴港”。

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的诸港口有：麻六甲、柔佛、东西竹、地盘、彭亨、丁佳奴、吉兰丹、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

“斜仔、六昆（坤）、宋龟朥、大哖、丁佳奴、柔佛、麻六甲，俱出海参、燕窝、苏木、锡、科藤、佳文席、冰片、象牙、翠毛、稻米、海菜、降真香、虾米、鹿筋。”

在大昆仑岛航路分途：

左航线：“往彭亨在此分坤申针柒拾更取彭亨港”；

右航线：“丁未针捌拾更过东西竹”。

在羨丹与东西竹之间（今马来西亚竺屿，又名奥尔岛）分4途：

左航路：“未针壹拾更入柔佛港”（柔佛港，今马来半岛南端）。

中航路：“壬子针三拾更入麻六甲港”（麻六甲港，今新加坡）。

中右航路：“丁未针及丙午针贰拾陆更取馒头屿”。

“丁未针拾伍更取旧港”，一航路入苏门答腊旧港（今巨港）；另一航路东南行去爪哇岛入雅加达港。

“乙辰针及乙酉针贰拾更过琴山丙午针贰拾更取头屿午针拾伍更取入咬留吧港”（咬留吧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雅加达）。

“咬留吧出胡椒、檀香、哔叽、哆啰哖、羽毛缎、佳文席、稻米、舡料、铅锡、丁香、肉果、大青、珊瑚、玻璃、紫檀、安息香、蜡、苏合油、冰片、琥珀、朿香、海菜、海参、燕窝”（哔叽属于欧洲人生产的毛料，安息香指埃及生产的香，这些物产反映东西方贸易之往来）。

右航路：“往马辰从此分”，此航路去加里曼丹入马辰港。

“辰巽针捌拾更取吉宁马礁，巽针贰拾陆更取蚊阁，乙卯针贰拾肆更取港尾，壬子针拾更取入马辰港”；“马辰出胡椒、燕窝、藤、稻米、卑戎、系蜡、把石”。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兴兵暹罗（今泰国），并与清廷交恶。时有中国澄海人郑镛之子郑昭仕暹罗国为将，起兵驱逐缅甸兵，复兴暹罗，据陀那巫里自立为郑王（1767~1782年）。适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入缅甸清军战败，明瑞阵亡。清朝欲借助暹罗牵制缅甸，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六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呈奏为遵旨《查询暹罗国情形由》折件，附《查询广东至暹逻海道程图》。

此图墨书方位，坐标为右北左南，上西下东；描绘自广东至暹罗沿中南半岛的航路及航程，图内凡沿海山峰或岛屿皆测算航程点，贴黄注记每一段航程。

图内称：“自广东虎门出口放洋，至暹罗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计一万零三百六十里。”各航程分别是“虎门至琼州十八更”、“琼州至外罗山二十二更”（外罗山指今越南中部近海的惹岛）、“外罗山至烟筒山十二更”（烟筒山在今越南中部沿海）、“烟筒山至赤坎十三更”（即赤坎山，指今越南东南海岸格嘎角）、“赤坎至昆仑山十五更”（昆仑山即今越南南部海岸外的昆仑岛）、“昆仑山至真薯山十更“（真薯山指今越南南部沿海的奥比岛）、“真薯山至大横山十六更”（大横山指今柬埔寨南部海域土珠岛，又称布罗般洋岛；泰国史籍称横岛）、“大横山至笔架山三十更”（笔架山可能指今泰国曼谷湾东南入口的克兰岛）、“笔架山至暹罗城十二更”（暹罗城即18世纪暹罗首都大城）。

图内标绘“河仙镇”，位于今越南与柬埔寨交界处，今属越南，18世纪河仙镇与占泽问（图上标作“占泽汶”）曾经是清朝与东南洋间航路上繁盛的商贸港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查询广东至暹逻海道程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暹罗王郑昭为与清朝修好，解送所俘“花肚番”（今缅甸）头目至广东。同时，为便于乾隆皇帝和清朝中央政府了解暹罗及周边地区的情势，还进呈了两幅地图期望帮助清军进剿缅甸。一幅《暹罗情形图》，显示广东、广西、云南与安南、暹罗和缅甸交界的山川城池，贴黄注记新、旧地图标记的地名之异同，以及水路、陆路道路如何行走，途程需要多少时日。另一幅《暹罗航海图》，显示中南半岛分属暹罗、花肚番（缅甸）和青霾（清迈王国）的地界，用红点线描绘自暹罗城至被缅甸占据的青霾的数条道路，墨书所需途程时日；贴黄注记同一地点旧图标记的名称，沿海注记自暹罗走海路航行去缅甸的航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暹罗航海图》

四、小结。

文章写长了，简单收尾。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和民众都曾积极“下南洋”。但是，这两个层次的“下南洋”，有着深深的历史剥离感。国家层面的“下南洋”是与南洋各国友好交往和开通海上商贸之路；普通民众的“下南洋”起初是为解决生计问题，坚韧勤劳的中国移民通过血泪拼搏在南洋搏出一片新天地，为中华文化输出以及当地多元文化融合做出了贡献。两个层面的“下南洋”的交汇点就是“家国情怀”。如果将来再拍《下南洋》的纪录片希望这两个层面的故事都能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