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关系」戴冬梅 陆建平：马克龙执政以来法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解读

戴冬梅 陆建平：马克龙执政以来法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解读

作者：戴冬梅，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陆建平，法律硕士。法律翻译工作者

来源：《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9年第3期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一种现实主义视角，主张法国第五共和国期间的法美关系。可以从2003年导致法美陷入最严重双边危机的伊拉克战争为截止点，分割为经典戴高乐主义和新戴高乐主义两个阶段。在经典戴高乐主义阶段，法国实质作为修正主义国。奉行不站队主义，主要通过挑战和制衡美国霸权，树立和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国家利益和身份认同，历时半个世纪左右。在新戴高乐主义阶段，法国实质转型为守成主义国，实质与美站队，通过接受和配合美国霸权，同时否定和制衡新兴国家，力求维持法国作为守成大国的影响力和力量投射能力。马克龙政府是这一大西洋主义转向的守护者和推进者。三大结构性因素驱动法国精英阶层从“不站队主义”到“站队主义”的范式转换。即法国对美不对称地位的深化，欧盟对美不对称地位的深化，以及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民主化。一个亲美主义长周期似乎已经到来。

关键词:法国政治；法美关系；大西洋主义

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关系，可以围绕战争作岀一种现实主义的判读。基于这一视角，法美关系可谓兴于战火、长于战火、异化于战火、嬗变于战火。法美两国因美国独立战争于1778年结盟，法国由此成为美国最古老的、唯一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的盟友。这一基于“冷冰冰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 )计算”[1] 的盟友关系，将因英美修好、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法国与英国等欧洲列强之间爆发战争而流于具文；美国国父、拉法叶特养父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中立，美法交恶，两国海军陷入长达5年的准战争对抗状态。法美盟友关系由此被以哈密尔顿为代表的亲英联邦主义派视为负担，并成为美国孤立主义或不结盟主义的催化剂[2]。约140年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不情愿的、姗姗来迟的援兵，拯救法国和其他盟友，法美关系岀现结构性逆转，世界权力和范式生产中心转向美国。以法英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因美苏压力而败退为标志，法国无奈接受“附庸”伙伴地位。法国第五共和国于1958年问世后，戴高乐将军及其后续者以西方阵营中的独立政治力量自居，实行经典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挑战和制衡美国在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上的霸权地位。但随着德国统一、苏联倒台以及冷战后单极世界格局的到来，法国战略地位下降，法美不对称关系深化。2003年。法美关系因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分歧和对抗而陷入严重危机。从此，法国逐渐告别经典戴高乐主义，拥抱“大西洋主义”[3]。实质嬗变为守成国，向美看齐站队。从利比亚战争到克里米亚危机，从叙利亚战争到安全防务战略的亚洲转向，莫不如此。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第五共和国法美关系的两大阶段及各自的特征。第二部分通过分析若干重大双边或多边外交事件，认为马克龙是以大西洋主义或对美站队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新戴高乐主义的推进者。第三部分探析驱动新戴高乐主义崛起的三大结构性因素。

一、法国第五共和国法美关系回顾：从“不情愿的盟友”到“首要欧洲盟友”

法国第五共和国期间的法美关系，可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截断点，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两极世界格局中，法国主要作为修正国，通过牵制、挑战甚至否定美国霸权，最大程度维护自身的大国声望、行动力和影响力，并被视为“不情愿的盟友”[4]。在第二阶段。在单极世界格局中，法国主要作为守成国，通过务实接受美国超级霸权，对美站队。同时日益以新兴大国为否定和制衡对象，寻求实现法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嬗变为美国的“不可或缺的伙伴”[5]和“首要欧洲盟友”[6]。

第一阶段可称为“经典戴高乐主义”时期，基本对应戴高乐将军至希拉克政府，历时半个世纪左右。法国作为“修正主义国”乃至“单边主义者”，以美苏但尤其以美国[7]为否定对象，界定和捍卫法国身份认同、例外主义和生活方式。作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年轻的第五共和国在摆脱殖民战争的困扰之后，迅速拥抱阿拉伯国家和广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立足于独立核打击力量的发展，法国“辉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以及戴高乐将军的魅力和光环，在北约、对华关系、越南战争、巴以冲突、美元霸权等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奉行独立外交和不站队主义，倡导多极世界愿景，力图摆脱法国的“附庸”地位。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中，这一修正主义态势，主要围绕北约存留和扩张、欧共体独立外交和防务建设等展开，并持续至法美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发生公开对抗、两国陷入可谓第五共和国最严重[8]的双边关系危机之时为止。2003年初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可谓象征着经典戴高乐主义悲壮的告别演出[9]以及其不站队主义边际收益的归零点。

第二阶段可称为“新戴高乐主义”时期。自此，法国虽仍力求维持战略独立，但嬗变为“守成主义国”。务实接受法国综合国力在经济全球化中继续下滑的事实和美国的欧洲和全球霸权地位，寻求通过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更有效地维护法国的行动力和影响力。从被称作“二战以来最亲美总统”[10]和“法国小布什”[11]的萨科齐总统，到奉行“明显的大西洋主义和干预主义”[12]奥朗德总统，莫不致力于弥补、修复和提升法美关系。在战略、安全、贸易和重大国际问题上日益向美国看齐，维护所谓“自由国际秩序”[13]。同时，法国通过否定和制衡新兴国家，重新界定法国例外主义、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法美两国“在军事、多边事务、反恐、外交和经贸上的合作日益密切”[14]，法国“终于实现了第五共和国的目标，即在美国面前取得与英国同起同坐的地位”[15]。新戴高乐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包括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指挥机构、联合英国主导2011年利比亚战争、在叙利亚问题上持积极干预主义态势、加入具有地缘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以及在防务安全战略上践行“亚洲转向”等。而以“革命者”自居的马克龙，同样可被视为以大西洋主义转向为内涵的新戴高乐主义的守护者和推进者。

二、马克龙主政以来的法美关系：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马克龙上台前后，法国部分精英分子继续呼吁摒弃2007年以来的“大西洋主义”，重新拥抱“戴高乐主义"，重新界定国家利益。而马克龙本人同样高调宣布自己是“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信奉者，希望“告别一种进口10多年的新保守主义”，强调“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16]，重申“外交的独立性……在一个多极、不稳定的世界中，我们必须自己每天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谋筹划略”[17]。自2017年5月主政以来，马克龙在内政外交上敢作敢为，备受瞩目。在内政层面，他快节奏推岀减税、削减财政赤字、削弱工会力量、倡导创业文化和数字经济等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色彩、旨在重振法国经济（并同时赢取德国政府对法国欧盟建设动议支持）的改革举措。在对外政策上，除了以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呼吁建设一个强大、自主、具有保护力的欧元区和欧盟的演讲为标志的欧盟外交攻势外，马克龙还践行以法俄首脑会晤、法美首脑会晤（包括2017年7月邀请特朗普参加法国国庆活动、2018年4月对美国国事访问、2018年11月邀请特朗普出席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等）等为代表的“总统外交”和“大国外交”，同时积极推进以捍卫气候协定为标志的影响力外交和公众外交。借用马克龙前外交顾问、前法国驻德国和欧盟大使埃蒂安（Philippe Etienne）的措辞，马克龙时期法国的世界角色的3个维度是，法国革新、欧洲愿景和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8]。其中，重启法德合作，推动欧盟一体化尤其是深化欧元区建设，被视为马克龙对外政策的核心一环。

但是，目前看来，这些内政外交举措，并没有真正让法国得以填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府的“混沌外交”[19]或“手榴弹外交”[20]留下的战略空间。欧洲部分精英阶层依然在讴歌“大西洋主义”和“世界自由秩序”[21]，相信失去“美国朋友”的欧洲将变得“动荡、黑暗、可怕”[22]。作为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唯一具有全球雄心、海外军事投射能力和战略文化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大国，法国依然继续奉行站队主义，推进大西洋主义转向，法国相对美国的不对称地位进一步彰显、固化[23]。新戴高乐主义的崛起，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即使鼓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特朗普上台，美国被认为走向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24]，甚至正从单极霸主或“194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终极保证者”蜕变为“平民俊秀（primus inter pares）”[25]，在对美关系上，马克龙仍踏入了与前两届政府相同的河流，继续推进法国的对美站队主义。

马克龙在作为法美关系重要议程的叙利亚问题、伊朗核协议以及法国安全防务战略上的立场和态势，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

1. 叙利亚问题上继续积极站队

叙利亚战争源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同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延伸，甚至如有些分析指出的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延伸[26]。基于地缘政治及历史。法国将地中海及中东视为外交重点之一，叙利亚问题可谓涉及法国的重大安全利益。同时，正如2015年难民危机引发欧盟内部政治危机所表明的，它同样涉及欧盟的重大安全利益。虽然马克龙不再像其前任那样将叙利亚政府领导人阿萨德下台设定为化解叙利亚危机的先决条件，但他依然划岀了在叙政府使用化武的情况下法国将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而且，2018年4月，在马克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10天左右，法国确实联同美国、英国、以阿萨德政府跨越红线使用化武为由。对所谓化武设施实施空中打击。有批评者认为，这一空袭行动表明，法国和欧洲仍是美国的追随者，而未能抓住特朗普上台的机会，反思对美关系和推进欧洲自主[27]。毋庸否认，马克龙仍秉持务实精神，与俄罗斯等叙利亚秩序塑造国进行双边和多边交涉磋商，包括2018年5月在圣彼得堡的首脑会晤、7月份世界杯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的二次会晤、法俄两国随后在叙利亚落实的联合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以及10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法俄德土四方叙利亚问题峰会等。然而，在美国精英阶层将俄罗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并因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大选干预猜疑而对俄罗斯抱有战略性敌意的情况下，法国此类双边和多边主义外交的实效，是大可存疑的。换言之，在叙利亚问题上，总体而言，马克龙奉行的是与其前任实质相同的对美积极站队主义，其根源或同样在于法国实力的有限性。法国分析者在2014年就指出：“美国撤岀中东的规模令人担忧。实际上，法国人希望更多的美国参与，这对于之前这个厌恶'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而言，可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悖论[28]。”而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法国自萨科齐执政以来强化在北约和欧盟内部的防务合作，与法国财政紧缩相关[29]。

这一以站队主义为主、务实外交为辅的机会主义策略组合，未能改变法国或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边缘地位，或扭转在叙利亚战争上遭遇的“道德和战略双重失败”[30]。2018年12月23日，特朗普总统单方面宣布所谓伊斯兰国已经被打败，立即从叙利亚撤出2000名左右美国军人。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的唯一“成年人”的美国国防部长辞职抗议，而马克龙随后进行的电话外交归于失败。对美战略依赖的深化，还导致法国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除了进行象征性抗争之外，只能事实站队。

2. 伊朗核协议上的象征性抗争和事实站队

2015年7月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被认为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历经12年取得的多边主义外交的里程碑式成果，并涉及法国和欧盟在中东的重大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自执政以来，马克龙就通过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等途径，挽救代表法国和欧洲例外主义结晶的伊朗核协议，包括2018年4月23日和24日对美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他同时游说伊朗、俄罗斯作出迎合美国关切的让步。同意对伊朗导弹项目、伊朗在地区冲突中的行为和伊朗核项目远期状况进行探讨。但是，特朗普最终我行我素，出于兑现竞选承诺、迎合中东盟友诉求等多重动机，于2018年5月8号宣布退出“美国签署过的最糟糕”协议。对伊朗恢复制裁措施，同时设定期限。威胁其他国家及其企业就范，否则将遭受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和相应惩罚。

法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退出自2003开始谈判的伊朗核协议，是对联合国、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外交的否定，将影响欧美盟友关系以及欧盟与中俄关系，并构成对欧盟“战略自主”和包括核不扩散、中东安全、和平等在内的欧盟战略利益的考验[31]。作为反制措施，欧盟再度启用禁止欧洲企业服从美国单边制裁措施的“反制法"(Blocking Statutes)，同时新设贸易结算实体，为欧洲企业通过实物贸易规避美国制裁提供便利。然而，鉴于美元以及美国市场在欧洲企业对外投资贸易中的不对称地位，主流欧洲企业纷纷撤出伊朗，欧盟的反制措施徒具象征意义。虽然法国媒体评论者认为“特朗普偷袭他的欧洲盟友以及这些盟友作为最大捍卫者自许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无夸张地断言“一场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更为严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由此启幕”[32]，但在新戴高乐主义时代，法国进行的抗争是且似乎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与经典戴高乐主义时代同日而语的形式主义抗争。2018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马克龙仅限于呼吁不要将对伊朗的策略化约为“制裁和围堵政策”[33]。法国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象征性抗争和事实站队主义，除了可归因于法国相对实力的持续削弱，或还可被理解为法国在安全防务上战略性站队的逻辑延伸。

3. 安全防务态势上继续战略性站队

安全防务战略和态势，是法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并对法国对外政策具有基础性影响。马克龙政府是安全防务战略和态势站队主义的跟进者。

法美安全和防务合作，多被解读为10几年以来法美关系改善的最重要标志和成果。两国国防部2016年12月签署的联合意向声明书指岀：“法美两国当今的军事合作。比以往都更强劲。对法国和美国面临类似的安全挑战的认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声明书提及了法美在叙利亚和非洲的反恐合作以及在北约框架下在波罗的海国家遂行的部署行动，强调就具有共同利益的地区开展战略评估合作以及提升网络、太空、核、生物和化学防护等领域的合作[34]。美国国会附属研究机构2018年4月份发布的分析报告同样指出：“美法防务和情报合作，在过去10多年中变得明显更为密切，尤其在两个国家将全球反恐行动列为优先事务时。”[35]赖特福特同样认为法美两国“在过去十几年中将务实合作推到了新高度，尤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并认为这一关系的基础是“民主价值、强劲的贸易关系和令人信服的一致国家利益”[36]。部分美国智库人士在2015年就指岀，法美安全防务合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法国已取代英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欧洲盟友。并提议将法国纳入“5眼情报俱乐部”[37]，目前“5眼+法国”模式的会议日益频繁[38]。马克龙上任后不久发布《防务和国家安全战略修订》明确指出，虽然“美国政治阶层和民众日益远离欧洲以及美国近期政治动态”让欧洲深感担心，但鉴于防务和安全利益的趋同性，必须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合作关系；该文件同时强调深化与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民主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39]。201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在美国防长发布印太战略之后，法国国防部长发布了题为《法国和印太安全》的法国印太防务政策，宣称作为印太国家，法国将致力于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在南海问题上不对主权问题选边站的同时，“继续确认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促进海洋空间安全、推进《联合国海洋法》的一致适用”[40]。此等政策宣示无疑是对奥朗德政府“亚洲转向”防务战略和态势的积极确认和跟进。事实上，法国还与英国共同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行动，并计划与英国分别于2019年和2021年向印太海域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德国媒体分析认为，法国和英国“强调自身在大印太区的权力雄心，加强寻求与从印度到日本之间的，国家世界’的盟友关系……有志于将自己作为防范来自中国的安全风险的合作伙伴。推介给印太洋国家”[41]。马克龙政府的站队主义和亚洲转向防务安全战略和态势，自然奉法国国家利益为圭臬，但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对中国进行从贸易、经济、科技到军事的全面遏制，此态势的战略性意味颇为显著。

马克龙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前两任法国政府实质一脉相承，连续性是“难以置信的”,没有决裂，而“只有某些拐点调整(inflexions)"。在韦德里纳看来，马克龙上台之初标榜的“决裂”也只是一种口号[42]。事实上，有媒体报道认为。马克龙的选民群体被认为是最大西洋主义的[43]。虽然反美主义在法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智识传统，但法国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似乎是，立足于对美实质站队、同时日益以中俄等新兴国家作为否定和制衡对象，更有利于促进法国国家利益，维持法国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力和影响力。经典戴高乐主义退隐，新戴高乐主义登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代际转向，更是一种范式转向。这一范式转向，可被认为是由三大结构性因素驱动。即法国对美战略性依赖的深化、欧美关系不对称性的深化，以及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民主化。

三、新戴高乐主义崛起的三大结构性因素

1.法国对美战略性依赖的深化

新戴高乐主义崛起，法国精英阶层出现大西洋主义转向的第一大结构性动因，是法美实力不对称性的固化和深化。按吉拉尔(Renaud Girard)的表述，就是法国人认为“法国太小，无法自保，只是生活在一个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中……膜拜美国的力量，缺乏自豪感，投降就范[44]。

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法国战略地位持续削弱，战略空间缩水，经济实力不断下挫。事实上，鉴于法国的有限实力和人口，在冷战结束不久，美国战略家认为需要防范的潜在地区霸权国家，首先是亚洲的日本，其次是欧洲的德国[45]。2017年，法国GDP在欧盟中的占比排名第三(14.9%)，位居德国(21.3%)和英国(15.2%)之后[46]，人均GDP排第11位[47]。 自2012年以来，法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不足1%，而公共开支高达GDP的56.5%左右，为欧盟最高。法国当前失业率达9.5%，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接近26%。马克龙的目标是到2022年将失业率降到7%[48]。此外，法国虽然目前仍属于全球第6大经济体[49]，但依据经合组织(OECD)基于购买力平价GDP的长期预测，到2060年，法国的排名将跌至第12位，屈居墨西哥之后。与之对照，美国将依然排在第三位[50]。法国对美国的投资、市场和技术的战略性依赖，同样显著[51]法国被美国视为“在国际舞台上以小博大……资源相对不太多的中等规模国家”[52]。

与经济表现欠佳相关，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同样遭遇正当性危机。高马尔认为，约占世界人口1%、世界财富3%、占世界社会转移支付15%的法国，已不再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社会模式施加于伙伴的国家[53]。马克龙本人既是这一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法式治理模式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由于一上台就先行推出旨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减税举措，马克龙被部分民众称作“富人总统”。2018年7月，由《世界报》爆料并不断发酵的贴身保镖贝纳拉(Benalla)滥用特权事件以及11月份爆发且持续至今的“黄背心”运动，尤具破坏力，导致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采取包括撤销燃油加税、提高最低工资等代价达100亿欧元的“民粹主义”举措，财政赤字将由此重新突破GDP的3%，养老金改革和公务员改革被迫推迟。其本人在欧盟和国际层面积累的政治资本遭受严重侵蚀。事实上，早在2018年4月马克龙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发表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价值的演讲时，美国《大西洋杂志》即作出悲观评价，断言马克龙“可能是个过渡性人物”，并认为马克龙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结束了的时代——战后秩序和对欧盟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特定愿景——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54]。

即使“革命者”马克龙上台，法美关系的不对称性，无论是从实力看还是从潜力看，依然在进一步深化，美国依然是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范式的生产者和裁断者。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最庞大的外交队伍以及出类拔萃的大学和媒体传播力，“当下没有且中期也不会有任何均衡匹敌的竞争者”，依然是“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强国”[55]。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精英即以世界唯一“不可或缺国家”自居，认为“当今与二战以来一样真实的是，只有美国具备能力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保障全球安全。没有美国，欧洲和亚洲就没有任何稳定的势力均势”[56]。在这一单极格局中，法国基于法国例外主义或欧洲例外主义，挑战美国例外主义或单边主义，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法国已故著名政治学者阿斯奈尔(Pierre Hassner)早在2002年即指出：“例外主义、摩尼主义、单边主义深植于美国传统。美国相对其所有盟友、对手或潜在对手之间的巨大技术和军力差距，造成帝国局面，使美国具有帝国行事冲动……美国绝对不赞成自身主权遭受任何侵蚀，但绝对赞成对他人进行干预。具有'帝国心态”[57]。在经历2003年法美关系危机后，即使部分戴高乐主义者要求清算十多年以来的大西洋主义，提出“我们是谁，我们要走往何方”的质疑[58]。但法国已不再具备制衡美国的意志和实力。在此背景下，法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法国必须与欧盟伙伴协同行事，才能有更强的国际环境塑造能力[59]。然而，欧盟相对美国的不对称地位和战略性依赖同样在深化。这意味着，欧盟同样难以成为制衡美国的一极，成为法国行动力和影响力的倍增器。

2．欧盟对美战略性依赖的深化

在2002年前后，部分分析人士作岀乐观判断，认为欧盟可能成为美国最有力的挑战者[60]。但经历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政治分裂危机、2010—2012年欧元危机、2015年移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之后，仍期望欧洲成为国际一极，具备制衡美国的战略自主，可能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早在2003年法美关系危机期间，美国智库人士就指出。美国政府不欢迎法国制衡美国，让欧洲成为一个反制强权(contre-puissance)，并强调:“仅仅当欧洲准备好做大西洋主义者和美国盟友时，美国才更愿意看到一个团结的、具有政治意志的欧洲。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和一个团结但非常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之间，美国无疑会选择一个分裂的欧洲。”[61]奥巴马执政期间，作为对小布什政府的否定，相对更强调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逻辑、全球霸权雄心或帝国心态，依然可被认为是第一位的。而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硬脱欧”、拉拢匈牙利和波兰等被视为违背欧盟政治和社会治理范式的“内敌”成员、差异化对待法国和德国，以及前述撕毁伊朗核协议等分裂欧盟、削弱欧盟集体行动力的做法，只不过是最新注脚。冷战已经结束30年，但无论就安全、政治、外交或经济而言，很大程度上，欧洲依然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的欧洲，而是美国人的欧洲。作为北约成员核安全伞提供者、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促成者、欧洲经济繁荣和欧洲生活方式的事实背书者，美国依然是欧洲霸权国家、并相应是欧盟外交的当然监护人和欧盟建设进程、方向和正当性的事实控制者。即使日益受困于“霸权者困境” ，美国也不会甘于“域外平衡者”的角色。除了美国容忍的边际崛起外，法国寄予厚望的欧盟，恐怕很难真正崛起为马克龙希望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强权”[62]而仍将是一个“民事强权(puissance civile)”[63]。欧洲对美国战略性依赖的持续和深化，依然是欧美关系的基本逻辑。

除了外部霸权国施加的外部边界和限制外，欧盟成为世界超级权力一极的愿景，还存在难以逾越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法德两国的利益和价值分歧,就是典型一例。基于各自历史、政治制度和部分立足于相互否定的身份认同，法国和德国存在结构性利益和价值冲突，对欧盟的定位和前景具有不同的认知和想象。法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和一直具有全球雄心的军事和政治大国，恪守军事干预和外交手段并重的传统。而德国作为二战战败国，在政治上“全盘西化”或美国化，放弃军事抱负，并将和平主义确立为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法国作为高福利、高税负、中央集权、经济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具有保护主义冲动。而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主要岀口国之一，具有自由贸易主义抱负。相应地，就欧盟建设而言，法国强调集权、一体化、决策效率、多速度和地缘政治愿景。而德国强调协商民主、邦联主义、淡化欧洲主权和地缘政治雄心。尤其，德国对作为马克龙欧洲一体化愿景核心的欧元区预算提议或财政互助化持冷淡态度，不愿掏钱为其他国家的债务和赤字埋单。按默克尔的话。就是“欧元区伙伴之间的互助，永远不应当变成债务联盟。而应当是助人自助”[64]。欧元自1999年问世以来，20年中有10年遭遇危机。法国认为应归咎于联邦化预算和互助机制的缺位。德国认为应归咎于有关国家自身的经济政策失误和过高的财政赤字[65]。德法对欧元区的态度“截然不同”，持有“不可调解的立场[66]。同样，面对美元霸权，是否以及如何将欧元发展为可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法德也存在利益分歧。德国外交智库SWP研究分析认为，如果欧元要成为与美元竞争的全球储备货币，将需要发行欧元债券，相应会要求德国承担其迄今为止拒绝承担的债券偿付连带责任风险，并且最终会导致欧元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竞争力[67]。更何况，德国一直认为，欧洲层面的改革应当以国内改革为前置条件，“只要巴黎没完成国内改革，投身于欧洲改革是无济于事的”[68]。在马克龙的政治威信和国内改革步伐已因“黄背心”运动而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戒心和不信任感似乎是结构性的[69]。鉴于此等分歧和猜忌，标榜多边主义[70]的法德两国很容易陷入抢夺欧盟领导权的争斗[71]，创设欧洲后民族国家治理范式的愿景进一步黯淡化；而认为“英美霸权遭受侵蚀，为法德接班创造空间……欧洲新戴高乐主义时代已经到来”[72]的期待难免会落空。除了双边和子体系层面的不对称性，国际体系权力分布格局的嬗变，可谓同样为新戴高乐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3.国际权力分布的民主化或西方例外主义的除魅

法国新戴高乐主义的兴起和大西洋主义转向，或同样受国际体系权力分布民主化或去西方化的驱动。柏林墙倒塌近30年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全球化浪潮和内部革新，在经济上日益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全球经济引擎作用进一步提升和彰显，中国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将于2019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73]，两国预计分别在2028年和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74]。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相对下滑，世界的经济、科技和创新重心逐步由西方向东方迁移。2008年法国《国防白皮书》指岀：“战略重力中心逐步转向亚洲……西方世界，实质即欧洲和美国，不再像1994时那样，属于战略和经济倡议的唯一持有者”[75]。与此等实力对比关系转向相呼应，美国例外主义、法国例外主义和欧洲例外主义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和内部正当性挑战。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2010至2012年欧元危机，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到2016年6月英国脱欧事件，直至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循环攀升。西方经济、政治、社会治理模式的普适性和普惠性，广泛遭受质疑。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大卫(Dominique David)的说法，"迄今为止具有政治和军事决定地位的强权，即美国和欧洲，在25年的时间里尤其证明了一点，即它们并没有与它们的雄心相匹配的思想和手段”[76]。世界似乎正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转向一个“多极世界”或“无极世界”[77]，而全球化也日益被西方部分精英解读为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

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或其变体“中国崩溃论”轮番出现于西方媒体和智库报告。冷战期间开始的接触中国政策，甚至被个别大国的鹰派精英阶层“创造性”解读为战略失误。事实上，早在2001年，中国就已经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美国部分战略家眼中最需要遏制的潜在地区霸权国[78]。作为全球霸权国，美国被认为一直积极奉行实力政治[79]，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数年即确立了反对欧亚大陆岀现任何地区霸权国的大战略[80]。按米尔斯海默的判读，就是“美国不会容忍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81]。

在西方丧失对世界运行的垄断权[82]、欧洲战略地位下降、新兴大国崛起但地位和前景尚不明确、而美国依然为唯一超级霸权国的背景下，就法国的全球利益和大国地位而言，接受美国霸权、追随美国、否定和制衡新兴国家，显然是一个风险较小、成本较低、收益较大的占优博弈策略。法国于2009年重返北约，可谓标志着法国精英阶层已经做出了这一战略性抉择。赖特福特列举的促进法美修好的5大结构性因素[83]，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法美大西洋主义精英阶层对变动的国际环境作岀了既契合美国全球霸权诉求、又符合法国国家利益的趋同性战略判断，其中3项结构性因素尤具代表性。首先，诸如土耳其、巴西、伊朗、中国、俄罗斯等“中等强国”在关键地区的崛起，开始挤压法国扮演戴高乐时代的不站队国和美国替代选择的战略空间。其次，法国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和竞争加剧的世界中,美国权力缺位和国际规范执行缺位,可能与美国单边主义一样威胁法国利益。最后，英国军事能力和政治意志的日益丧失和英国脱欧，令伦敦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下降，巴黎后来居上[84]。前驻美大使莱维特在2017年发表的演说，可能同样精确地体现了法国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他断言：“今天——明天更是如此——法美关系依然是首要的。为什么？因为，随着修正主义强权的崛起，世界变得危险了，变得不稳定了：俄罗斯和中国在挑战二战结束后建立的以及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帝国崩溃后产生的世界秩序”。[85] 实际上，早在2008年，中国对欧洲企业的收购和投资即被视为威胁[86]，欧洲的态度只是在欧元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了转变。在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加入了具有从经济上遏制俄中等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该协定与美国政府主导亚洲盟友和伙伴国进行的、同样将中俄印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协议(TPP)—样，被批评者认为是破坏世贸组织原则、试图制造“一个新的［欧美］两极世界”的区域贸易安排[87]。马克龙执政后。除了安全防务外，在经贸问题上同样继续站队美国。在成员国和欧盟层面收紧中国投资审查；在对华外交战略和态势上同样与美国站队，接过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大旗[88]。透过欧盟，对中国奉行所谓“新现实主义”[89]，除将中国宣布为“经济竞争者”，更将中国定性为“制度对手”[90]。

在去西方化时代，除主动站队外，法国等欧盟国家还可能被迫站队。德国智库学者鲁道夫 (Peter Rudolf)在2018年5月不无担忧地指出，在新的大国冲突时代，美国目前看来不是选择寻求达成地缘政治谅解，而是选择推进具有显著冲突风险的权力竞争。一旦美国越来越奉行纯粹服务于其世界霸权利益的政策，它可能会更强劲地要求盟国在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权力冲突中提供支持。鲁道夫进一步指出，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德国还可能通过北约施加影响。但是在中美霸权冲突中，德国虽然只是旁观者，却也可能遭受影响，何况美国可能会以美国耗费巨资保证东亚稳定、而欧洲分文不掏却获取巨利为由，期待欧洲盟友做好满足美国安全需求的准备[91]。事实上，前已提及的查塔姆研究所报告，相当明确地作岀了欧洲盟友会被要求在亚太地区冲突中站队的表述。即：“虽然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全球强国，但互联性以及相应的‘虚拟’或非物理毗邻性的增加可能意味着，欧洲的利益会被无可避免地卷入全球事件。例如，欧洲对参与任何在亚太地区展开的冲突的不情愿性，将被欧洲对来自该地区的商品和能源的自由流通的依赖性所克服。”[92]在国际权力格局去西方化时代，即便特朗普当政，即便美国被认为在放弃世界警察角色和“自由世界”领导权，“搭便车者”法国及其决策精英层，可能仍会深刻认同赖特福特不乏自我证成色彩的西方中心判定，即：“一个多极世界(中国的崛起、预算限制、对欧盟未来的疑问等)使得以法美关系为中心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具相关性。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已推动美国和法国为了共同的一致利益，进行更大程度的务实合作。被迫应对当下真实的、艰难的决定的法国决策人士发现，与西方阵营站队，益处更多。”[93]换言之，在一个西方例外主义被除魅、美国同样需要盟友[94]的变迁时代，奉行站队主义，无论主动或被动，可能已经被内化为最符合法国国家利益计算的占优博弈策略。一个对美站队主义或变相“再美国化”的长周期，似乎正在巴黎上空徜徉。

结语

法美关系是美国最古老的双边盟友关系。这一关系始终以国家利益及其最大化为导向。就法国第五共和国而言，以双边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最严峻危机的2003年为分割点，法美关系可被划分为一个以“修正主义国”身份挑战美国霸权、不站队主义为占优策略、历时约50年的经典戴高乐主义阶段。以及一个以“守成主义国”身份配合美国霸权、站队主义为占优策略、迄今历时10多年的新戴高乐主义阶段。2003年在联合国与美国悲壮对抗之后，法国精英阶层陷入激烈论辩和自我怀疑，在二战结束之后出生的新生代法国政治家开始执政，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和身份认同，日益对美站队，同时日益否定和制衡中俄等新兴大国，法美关系岀现了显著的具有长周期性质的大西洋主义转向。新戴高乐主义崛起，而马克龙不啻为这一转向的推动者。法国、欧盟对美战略性依赖的深化以及国际权力分布的民主化，驱动着法国从美国的“不站队者”到美国的“站队者”的嬗变。另一方面，终极而言，新戴高乐主义的内涵、外延、演进及影响，既是法美精英阶层自主决定的，也是被他者共决的。此等“他者”，既包括西方体系内的欧洲和亚洲伙伴国，也包括西方体系外国家，尤其是中俄等新兴国家，以及每个相关国的精英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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