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与琼岛弄潮儿

文/叶显恩

公元16世纪，即中国的明朝中叶，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时代，也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

满怀冒险企图的西方海商东来正值盛世的中国，在沿海地区寻找商机，并伺机抢占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上贸易商人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下西洋停止之后一度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

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海南岛上的商人（以下简称“海商”）早在西汉（前202—8年）时期，对海上丝绸之路已有开创之功。尔后又随着丝路的发展而不断成长，惜其业绩因从属于粤商而寡为人知。在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机遇面前，海商又有突出的表现。

明朝重臣之家：轮番演绎“海上传奇”

明代，活动于南海的商船虽然光顾海南，但西方船舶如葡萄牙、西班牙等都直接由南海沿岸各商埠到广州做交易。海南岛的货物皆北运由广州十三行承揽，然后发售与西洋商人。所以明末清初番禺籍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中云：“出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西方商人既然不来海南做直接交易，海商便走出去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

最早见诸记载的是万宁的海商廖瑄，他在明中叶就奔波于南海与经粤北大庾岭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且在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今河北沧州）建立商业据点。廖氏家居东光县河西码头，是贩运高值舶来品必经的商业要冲。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经商的。廖瑄的侄儿廖从盛曾自海南专程驾舟到东光省亲，拜望叔父一家，又到北京探望为官的堂弟廖纪（编按：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是海南历史上极少数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重臣），在官署盘桓了一个多月。明代前期的海商，当以名臣廖纪所出身的廖氏家族为杰出代表。

明代后期，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他们前往南海沿岸各地从事经商活动。有的还留居繁衍子孙，与土著居民一起筚路蓝缕，开辟荒野，为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极大贡献。一些华侨社团甚至喧宾夺主，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体。

1511年，满刺加（又称马六甲）为葡人占据之后，才改变了传统的南海贸易的格局。葡萄牙商业殖民者，切断了南海诸蕃国与明帝国的关系。满刺加海峡是南海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葡人据此控制了欧洲与东亚的贸易，原流寓马来半岛的华商出于无奈，纷纷转往东南亚其他地方从事商贩，一些地方如苏门答腊等因华商的转来而兴盛起来。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还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的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主张公平的贸易，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

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了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在荷兰、西班牙所建立的据点及其控制的地区，凭其武装舰船的优势而独占贸易，还对华商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

清康熙年间曾任广东省高明县令的钮琇（1644—1704年）曾作《海天行》一文，记述了海南籍大清官海瑞的孙子、海商翘楚海述祖，在西方商业殖民者强力进据南海后，仍造了一艘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大船出海贸易，与外来者抗衡的传奇事迹。如此巨大的船，约相当于郑和宝船的三分之二，载重估算可达600多吨，在明代私商中，唯有大名鼎鼎的徽州海商汪直的船（可载2000人，船上可容跑马）可与之相比拟。因郑和下西洋之后，明廷对造船有定制，不准造大船，海述祖为适应海上长途贸易的需要，竟然违规制造巨舰，并冲破险阻从事海上贸易，充分表现了他在世界海洋贸易时代的大无畏精神。

钮琇出生于海述祖出海贸易的第三年，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对海述祖如此罕见惊人的事迹，他应当是了解的。但受当时政治氛围和抑商观念所限，钮琇没有如实直书，而是以神话的形式，简约地记述海述祖海上贸易的业绩：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因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海述祖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有他得以生还。

我们如果把钮琇所描述的海述祖扬帆出海、上天入地的情状还原现实，就不难看出这一神话，正隐喻海商经营海上贸易遇到的种种险阻和打击，既要经历幻变莫测的海洋风波险情，又有官方种种苛酷的征索，以及同西方商业殖民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海述祖终于化险为夷，取得商业上的非凡成功。

近世海商精英：造福桑梓 解囊救国

据估算，近代海南有390多万华侨，主要分布在环绕南海的“弧形诸岛国”，即今东南亚各地。之所以如此，跟中国历史上与南海诸国的宗蕃关系有关。

16世纪之后，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因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而不断式微。作为明朝藩属国的满剌加，1511年为葡萄牙人攻陷占据，直到十年之后，明朝廷才得报而获悉。对这一重大事件，明朝廷虽然以宗主国的姿态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并返回故土，又诏谕近邻暹罗（今泰国）等国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明朝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衰微，在南海区域的影响力逐渐消退，南海诸蕃先后沦为西方殖民地。

但南海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未减少华人的移居，人数反而日益增多，这同交通的发达，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中国本土人口压力持续增大有关。海洋文化早已融入血脉的海商，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心志愈加开阔，不以侨居东南亚为满足。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允开琼州为商埠之后，海商与美、日、英、德、法等国商人有了直接的交往，更加远渡重洋，走向全球。

在南海周边，尽管日渐受制于西方殖民商人，海商有时不得不承接其短程运输业务，陷入附庸境地，但他们没有完全气馁。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我国经常参与南海贸易的海船计有315艘，其中有93艘小船就属于海商。其中50艘是开往暹逻的。到了宣统元年（1908年）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

清朝末年，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看到海商“下南洋”的历史遗存，新马泰等国许多政要，都是海南人的后裔，近年来原籍海南者在新加坡人口中约占7％。

报效桑梓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促使华侨念念不忘家乡的建设。一些华侨精英，一旦在侨居国学到新技术和近代经营管理知识，便力图把文明之果带回家乡，嘉惠乡亲父老。他们携资本和技术返回故土创办近代化的农场、企业。

海南人在南洋发展橡胶农场，也是海商的重大成就之一。家居乐会县（今属琼海市）的海商何麟书，1899年在马来亚创建第一个橡胶园，早于福建著名企业家陈嘉庚。也是他于 1906年最早把巴西橡胶引种回海南，在中部地区的定安创建琼安胶园，并取得成功。作为把橡胶引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人，何麟书堪称“中国橡胶之父”。日后广东、云南、台湾等地的橡胶业，就是从那时候起步的。

近代海商之中，最值得称颂的当首推文昌人宋耀如。1875年，刚刚九岁的他目睹洋船的水手欺凌老百姓，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地扑向对方。此举为从美国回乡招工的舅父所赏识，被其招为养子。他跟随养父横渡重洋，历尽艰险，到波士顿后，并不贪图已为他安排好的安定生活。为了追寻梦想，宁可放弃遗产继承权，决意从养父经营丝茶店中逃出。为了躲避养父追踪，他先到缉私船上服役，后入圣三一学院（今杜克大学）攻读，188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又入神学院深造。学有所成之后，他毅然返归故土，立志报效祖国。

宋耀如先到上海以传教士的身份传教布道，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转行经商，出任洋行买办。他利用在洋行中学得的近代商业知识，很快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他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产赞助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这种豪情义举成为以商救国的典范。更值得称道的是，宋耀如培育影响了中国一代政治生活的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

作者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祖籍海南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