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摘要】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其中，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是这一变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而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

【关键词】工业化；全球化；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产业发展

JEL：

人类工业化是一个从国别现象演变为全球现象的历史过程，即工业化现象起先从少数国家产生，然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现象，将所有国家均卷入工业化的洪流之中。全球化竞争是近1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当前，全球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工业化是促进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而随着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形成，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因此，研究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的关系及其未来前景，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的课题。

一、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轨迹和当代趋势

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尽管充满了矛盾、艰难、痛苦甚至灾难，但与此前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工业化以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以此为基础使人类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存环境极大改善，其最终表现就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寿命预期大幅度提高。凡是经历这一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从低收入经济体，较快地发展为中等收入以至高收入的经济体。世界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工业化发端于17-18世纪的西欧以及西欧移民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成为主要的先进工业化国家，而且成为支持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前提和国家实力基础。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实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其基本特征就是：在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发资源，扩大市场，无止境地创造和获取财富，因此，扩张、占领、殖民（甚至战争和掠夺）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史”。从这一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质的极端表现。

很显然，以军事战争为手段的工业竞争和国家间竞争必然导致人类的灾难，也是西方文明的绝路。人类发展必须寻找绝处逢生的出路。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竞争规则和国际关系制度安排的历史根源。其基本原则是：各国开放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允许跨国投资，不再以殖民地掠夺和占领为竞争方式；其具体国际组织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如果将此前的西方文明称为前期的“西欧文明”，那么进入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主导和核心国家，所以可以称为后期的“美欧文明”，这也可以视为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形态，区别于其前期的近代形式。西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本性质是：榨取、殖民占领、世界战争；美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性质是：持续扩张、全球化、价值观输出。

工业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技术进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为一体的经济社会复合现象，所以，当世界其他经济体（或文明体）面对美欧文明的强势扩张，必然产生激烈的反应。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坚决抗拒和闭关自守的对策，禁止西方文明的入侵。另一些经济体对西方文明采取矛盾的态度，既抗拒西方文明侵入，又试图或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对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利的因素。这两种经济体的成效通常均不很好，因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质上处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格格不入或刻意隔绝的状态。同以上两类经济体不同，有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主动接受和积极融合的立场，不反对全盘西化，甚至宣称自己实质上已经属于“西方国家”，例如日本。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主动接受西方文明，但力图嫁接本体文明的立场。他们希望“西化”，但强烈地要求保留本国的文明特质。当然这样的经济体通常为大国，例如俄罗斯和印度等。

可见，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进程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向全世界渗透扩散，表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强劲扩张力，几乎可以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不断将其他文明体卷入工业化潮流。这自然使得工业化的文明基础发生实质性变化，即经历多次重大冲突和危机后，世界进入现代文明竞争时代。现代文明竞争并不是边界清晰的“文明冲突”，而是各主要文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复合交织，包括经济、文化、政治、行为礼仪、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汇、渗透、竞争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分析，世界未来15年将出现一系列基本趋势：财富和经济权力向东方转移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兴起是当下全球化的特征；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包括水、食品、能源在内的重要战略资源更为紧缺；未来国际冲突的类型和来源将显著变化，意识形态冲突大大淡化，多数国家将忙于应对实际的经济、政治挑战；到2025年，美国不再具备主导世界的实力，中国、印度将崛起成为重要大国，在影响力方面与美国展开竞争，而欧盟、日本、俄罗斯仍将是重要大国；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新行为主体作用的加强，使2025年的世界成为没有多边主义的多级世界（陈昌胜，2011）。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采用“新兴经济体”概念来替代“发展中国家”，作为对一些发展态势强劲的后发国家的称谓。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发生的影响已经同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概念含义有了极大的差距。例如，现在许多外国人已经不相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只接受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竞争态势。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朱民先生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影响。”（朱民，2011）。

世界经济重心在东移。首先，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有关资料，近50年来，在美国、欧盟和亚洲三大经济体中，美国和欧盟（15国）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亚洲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上升。1960-2010年，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2.3%上升到25.8%。特别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和2010年，亚洲经济总量先后超过美国和欧盟（15国），跃居世界第一。其次，世界的资源消耗也同时发生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以石油消费为例，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石油消费量不仅占世界的比重下降，而且消费总量也减少。即从2000年的171亿桶，下降到2010年的165亿桶，预计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162亿桶。而新兴经济体却从2000年的110亿桶，增加到2010年的153亿桶，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78亿桶，超过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说， 2000—2015年，全球石油消费将增加23.1%，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减少5.3%，而新兴经济体将大幅增长61.1%（朱民，2011）。再次，全球的需求结构（以进口额计算）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仍占主体地位，但所占份额逐步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轫，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进口份额大幅度上升。中国是引起国际需求不断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偏转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猛，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01-2008年，中国的进口规模从2436亿美元增加到1132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4.6%，在世界总需求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中国2009年进口额有所下降（10057亿美元），但中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仍然继续上升，超过7%。纵观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从17—18世纪西欧工业化开始，直到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大约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12亿多。也就是说，人类经历了近300年时间，使得全世界20%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辉煌成就。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标志着，东方文明体开始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而东方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西方国家。其中，仅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就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得全世界工业社会人口翻一番还要多，世界工业化的版图将因此而彻底改变。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工业化新潮流。

二、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

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文明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代的人类文明体。中华经济体曾经历时千余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最高比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到1820年，尽管西欧工业化已历经约200年，中国的GDP仍占全世界32.9%。但从西方国家入侵中国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一落千丈。到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而人口却占世界的22%左右。

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深刻反思并彻底改变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关系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终于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西方工业强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贸易体制是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就会因为封闭落后而被“开除球籍”。其实，如果思想更解放地思考，可以承认，我们曾经用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她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信仰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应推导出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就是因为拒绝西方工业文明，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再次崛起的伟大觉醒。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勇敢地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管他是资本主义也好，是发达国家主导也好，只要能够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中国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艰险的国际竞争。

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奋力加速工业化进程，令整个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未曾料到，成就巨大惊人！学者郑秉文进行了计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用了23年的时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042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仅用了9年时间又突破了42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一跃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这两次‘历史性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再现了‘东亚速度’：这一过程日本用了7年（1966-1973），中国香港也用了7年（1971-1978），新加坡用了8年（1971-1979），韩国用了11年（1977-1988）。”

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数据计算，1995年之前，亚洲经济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带动；1995年之后，亚洲经济比重上升的动力更多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期间，中国发挥了抵御亚洲经济更大崩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不再是亚洲经济中的“一国独大”，中国经济占亚洲比重迅速上升。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新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经济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2010年，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上升20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15.6%上升到2010年的36.1%），日本经济则下降近30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60.7%下降到2010年的33.7%）。中国和日本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替代日本成为推动亚洲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重心的主导力量。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中国从逆境中奋起而超越的机会。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制造业由于其相当高的对外依存度而受到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在这突如其来的困境中，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强的应对能力和调整能力，不仅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且从逆境中崛起，反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1）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自组织（IMF）官方数据库，1990-2009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从46090亿美元增加到9662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0410亿美元增加到1779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2.59%降低到18.42%；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1050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7.57%降低到10.87%；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从4380亿美元增加到567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9.50%降低到5.88%；法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253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4%降低到2.62%；英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60亿美元增加到217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47%降低到2.25%。

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在规模上追赶和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过程。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与法国、英国也有一定差距，仅为145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3.15%。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先后在2006年和2009年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在1993年超过法国、英国，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二大国，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049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加到21.22%。另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高于美国的19.4%。总之，中国已稳居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的位置。结束了美国从1895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制造业生产规模世界第一的历史。

（2）有能力在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是贸易竞争力强的国家主张自由贸易，而贸易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主张贸易保护。中国曾经长期主张贸易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非常谨慎地接受和支持自由贸易。而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由于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变化，中国对自由贸易的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彻底地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转而成为积极捍卫国和坚定主张国。过去举着“自由贸易”大旗并动辄指责我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我国以极大的努力执行和维护了自由贸易原则。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国际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也发生着重大改变。有学者认为，世界政策取向将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实际上是要在传统自由贸易规则中加入更多非传统的因素，其中有些是为应对中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而“量身定做”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和各国贸易竞争力的消长变化。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应对能力和回旋空间有了显著的提高。

（3）基础设施实力大大增强，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超常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的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城市地铁等的建设大大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建设能力为后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爆发式成长，令世界震惊。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曾经是制约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最雄厚、投资和产业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预期，由于投资条件和市场条件的极大改善，世界资本、技术和人才将更大规模地流向我国，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4）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获得了一次突进机会。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资源环境压力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在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资源价格高涨时期办不成的事，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也许正是解决问题的难得良机。同时，国际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为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给一些具有相当优势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战略选择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投资显著增加。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2011年六大高耗能产业中，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以外，其他四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均出现明显回升。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也快速提高。这表现为，在重工业占工业比重提高的条件下，重工业用电占工业用电比重却有所下降，从2011年初的87%以上，下降为2011年全年的83%左右。。

（5）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进行了（或者开始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精洗”和强化过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是“组合拳”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仅考虑货币金融层面的政策实施，而且考虑了对实体经济的政策安排，其中，包括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台速度最快、密集度最高的政策调控。规划中绝大部分政策措施得到了有效落实，总体上，这些得到有效落实的政策均是规划中比较“硬”的政策，也是那些能够真正使企业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政策。

这些规划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应对危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工业尤其是装备、电子、原材料等重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而经历重工业快速增长、比重提高是工业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与西方国家反危机政策不同，中国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划以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抓住危机时期的特殊条件投资建设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适合开工的项目，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会为此付出论证不够充分一定的代价。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某些政策虽然带来了一些短期负面影响，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危机冲击下，很多地区纷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这在短期之内可能会造成高耗能产业的死灰复燃，造成一定的节能环保压力，但基础设施的超速度发展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总是有利的。这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资源浪费，但弥补和夯实了工业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短期的代价有可能转化为未来的产业竞争优势。

（6）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明显提高。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有效应对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甚至常常不得不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国在决定国际事务包括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实施和利益维护，另一方面，也将承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的更大压力。

三、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济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所谓“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中国却是储蓄和外汇十分充裕，以至被当作“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重型制造业发展不力，而中国重型制造业的增长却似乎是压不下去的“怪兽”；其他国家将GDP的高增长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却常常为过高的GDP增长率而担忧，甚至诅咒GDP为异端。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通常总是为贸易逆差而忧虑，为获得贸易顺差而努力，而中国却为贸易顺差而“得罪”世界，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这些令其他国家羡慕而在中国却被视为“问题”的现象，并不是中国“饱汉不知饿汉饥”，而确实是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时所付出的“过犹不及”的代价，导致了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其基本的性质是，在经济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各种结构矛盾和问题表现突出，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当然，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也要做科学分析，不应简单归结为似乎都是“做了错事”。一种矛盾或一个问题，如果长期存在，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损害也难以解决，那么，其中一定有深刻的原因，而绝非是人们愚蠢地和缺乏理性地“明知故犯”。

1.从宏观经济关系看，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消费、储蓄、投资及进出口总量间的平衡与否

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积累率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改革初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无非是说应该把储蓄率（当时叫“积累率”）降下来，把消费率提上去，并以为高积累率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路走高。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也是工业化的前提。有储蓄才有投资，高储蓄可以实现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正是中国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高储蓄也必须要有高投资。如果过高储蓄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投资就会导致经济衰退，而且可能使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可见，中国的高投资是高储蓄的必然对应现象。但是，过高的储蓄和投资也会产生弊端，导致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内需动力。

我国宏观经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工业品出口。这不仅是发挥比较成本优势的可行途径，而且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规则缺陷条件下，即商品、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下，中国进行生产要素国际配置的不二选择。中国有占世界1/5以上的劳动力，国际资本将大量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中国必须通过工业品出口来平衡供求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过高的外贸依赖性会导致过分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而且往往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如果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可能扭曲价格汇率体系，加剧能源资源紧张。其实，从宏观经济关系来看，大量出口的根源仍然是高储蓄。因为高储蓄率就是低消费率，必须以高投资率来平衡供求，否则就会发生经济衰退。问题是，高投资的短期效应是增加需求，但长期效应则是增加供给。更大的供给必须有一定的净出口来平衡，否则经济也会衰退。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储蓄-投资率畸高的特点呢？可能的原因一是工业化阶段的客观规律以及我国实行的工业化战略的要求。二是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倾向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政府支出更倾向于投资；各类企业都很少分红，即使分红也很少使人民分享（发达国家消费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财富效应”），使利润较少转化为消费。三是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节俭意识和财富积累观念，加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家庭缺乏未来安全感，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均，中产阶层弱小，抑制了消费能力，更强化了家庭储蓄倾向。无论原因是什么，高储蓄、高投资恐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

可见，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关系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发展路径和战略、体制机制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导致。既是中国的特色优势，也是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在宏观经济层面的突出表现之一。不过，如果说过去宏观经济关系的中国特色更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现在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其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性，必须进行适时调整，才能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这就成为中国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经济结构问题。

2.科学判断和把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

协调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最多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政策和现实往往表现得十分矛盾。大多数人似乎接受了中国第二产业规模和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和比重过低的判断，但是，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规划都仍然将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定得高于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实施结果也确实如此。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高于GDP及第三产业增长率，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却会上升，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因而相对下降。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同三次产业的统计方式有关。如果按照就业人数来呈现，中国农业劳动的比重仍然相当高，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水平。如果按照产出品的现价来计量，则第二产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偏低。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并没有达到先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所达到的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很低（见表1）。

「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可见，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严重偏离正常轨道，是一个须特别慎重的问题。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到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加速提高的时期，也是一个须慎重判断的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3.5万元，按年末汇率折算为5555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的11%；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8210国际元。相当于按同样方式计算的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日本1961年的水平。那时，美国和日本的第二产业比例都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而按同样方式计算，当时日本第二产业比重为44.5%，第三产业比重为44.6%。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和国际比较大致可以判断：除少数地区（例如北京等）外，我国总体上处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增长时期；第三产业统计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采用现价法的呈现结果，实际的服务经济活动大于其统计表现，这与人们的日常感觉大体一致；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为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创造工作岗位，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第三产业的价格推进将加速，现价趋近购买力平价水平，这可能会使其统计比重较快提升，而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则非常值得关注。

因此，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方向，不是简单地调整比重，而是更好地协调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第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也是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第二产业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第一、第三产业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条件，而且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高效率的综合运输服务和信息传送服务，更要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化、品牌化和延伸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只有科学把握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才有助于建立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代产业体系。

3.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基础

在以上关于三次产业关系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由于中国仍然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有些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所以，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而且，从国家的整体经济看，工业是中国当前最重要和最具战略地位的经济部门。中国最强大的企业集团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2010年，500家大企业集团中第二产业企业数占73.45%，营业收入占72.6%。

工业发展将中国推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国家的地位。工业是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大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支撑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可与世界强国比试的战略性“法宝”。进一步做强工业是中华民族复兴最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可行途径。中国的根本性民生改善，也从根本上依赖于工业的更大发展。不可能在没有工业发展的条件下构建民生事业的空中楼阁。

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机会只属于具有顽强拼搏意志和最具耐心的工业技术创新精神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达到高端制造业强国的境界。中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国家，未来10-15年是关键时期，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

中国所面临的几乎一切最重大的经济、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都必须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目前，中国工业尚没有具备解决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充分能力。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工业已经过度扩张，而是现行工业技术还不足以保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基础条件和技术手段。中国未来将面临更为复杂和棘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使我们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压力，亟须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加快高端产业生成、尖端科学成果产业化和精致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

欧洲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安全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利益将重新定义。不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而且广阔领海和经济专属区、远海岛屿、外层空间、全球航道，甚至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地等，都将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在。我们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和应急力量，我们将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那么，谁为我们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应急装备？答案只有一个：中国自己的工业。这实际上正在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必须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否则，中国难以成为真正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也难以承担一个大国应承担的更大国际责任。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成为工业强国。

是否努力建设工业强国，实际上是尊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就表现出来，并受到激烈的社会批评。20世纪中叶，面对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国际上就曾出现了“增长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和非工业化道路或“中间道路”（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思潮。这些思潮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但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却始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顽强推进和加速。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工业化的各个必经阶段都不可逾越。例如，在现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有其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不可能把不发展这类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方式。因为中国这类产业尚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例如，钢铁产能似乎严重“过剩”，但这也许同我国的钢铁蓄积量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有关。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人均钢材蓄积量均达到11-12吨。而中国在2004年人均钢材蓄积量仅1.5吨。经过近年来钢铁生产能力的极大增长，估计到2011年我国人均钢材蓄积量达到4吨，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离开人类工业文明的大道。关键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产业技术提升，提高生产的节约化和清洁化。实际上，只有在更高水平和更严格标准下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更强烈地激励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

建设工业强国不只是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事情。工业化的实质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的和社会观念的变革。工业化涉及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如何看待工业？每一个家庭都应反思：“望子成龙”是否包括成为优秀的技工和工程师？为什么现在我国许多优秀工科院校的录取最高分数线专业已不是工科而是金融等非工科专业？教育界尤其应反思：将教育资源更多投入培养实业人才，还是把使受教育者脱离生产一线作为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向？社会也应反思：我们是否给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充分的尊重？是使发达的制造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基础，还是让制造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集聚地？由此可见，建设工业强国是全民族的伟大事业，它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事情，也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民族精神问题。

四、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艰巨前程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会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发展，进入工业社会。不过，在此之后能否长期保持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工业强国，则没有相同的归属。有的国家在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后，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步削弱，甚至基本失去制造业的国际地位，而主要靠服务业支撑国民经济。这样的国家大都不可能保持经济和科技强盛国家的地位，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希腊就是如此。也有一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的一些产业环节中的竞争优势，尽管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已不明显，但主要依赖其特色产业和长期积累的技术、工艺、品牌等优势，仍然可以在传统和先进制造业中占据一定的国际地位，西欧的一些国家大都这样。还有一些国家在历经工业化后由于制度、文化、国家战略意志等一系列原因，坚实的工业文明基础包括高素质的国民实业意识，从而长期稳固地占据着制造业主要领域的核心技术高地以及精致制造和高端尖端制造的技术平台，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经过了三百年的世界工业化历史，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瑞士以及瑞典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成为了这样的工业强国。这些国家至今占据着制造业的产业制高点。中国即使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制造水平特别是核心技术实力仍将长期屈居其后。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绝非一日之功就可成就。

迄今为止，中国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推进的。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技术进步过程总体上是西方工业技术的转移扩散过程，即世界工业化版图演化过程中的工业发展空间和重心迁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各产业的发展都大体上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生产能力包括加工组装能力和各类制造能力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这一转移过程的主要动力因素是要素比较成本，即中国以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低标准的环境保护要求，吸引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的低、中端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就是将生产环节梯级分布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质次价低”转变为“物美价廉”，越来越多“Made in China”产品成为世界各国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产品。

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设备和技能国际再配置，即先进的制造设施和高水平的技能人力资源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优势。这一国际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资金积累和设备投资（特别是先进设备国际采购）的实力；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能工人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善和“工匠”文化的形成。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是生产的深度本土化和高端产品加工的外包；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价廉物美”转变为“质量优良”，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产品进入国外的中档价位商店或柜台。

第三个阶段是研发创新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研发活动的主体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成为研发基地，具有核心技术创新实力，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中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重于开发。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水平的提高，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的形成，产业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根系移植”，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攀登产业制高点。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高新精品”，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产品成为领先和时尚性产品。

第四个阶段是品牌优势国际再配置，即体现了综合优势的积淀和技术文化实力的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因是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优势的形成以及对消费者的“心理征服”。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彻底的“改换门庭”，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强国地位的稳固。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使用者“不可替代”的选择。

很显然，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上述第一、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使是纺织服装等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没有达到和完成第三个阶段。因此，中国要成为工业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的最重要的实体产业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如果不在制造业的提高上长期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工业强国，甚至难以保持处于目前产业发展阶段上的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没有发达的工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即使成功也只能是源头溪流，成不了产业发展的滔滔江河。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科学用于生产，科技促进发展首先体现为科学成果的工业运用。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不成为工业强国就谈不上成为创新型国家。这正是美国因其制造业比重下降而担心，并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最主要原因。

在制造业规模已经相当巨大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制造业当然会有困难和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虽然对实体产业形成挑战，但不可能以不发展实体产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相反，只有更先进强大的工业才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向产业高端攀升，实现全产业链的高效化、节约化、清洁化、精致化。

目前，中国工业的绝大多数部门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向各产业的高端发展，同时也要实现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和极致化，在更高的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标准下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此，中国需要培育现代工业文明精神，而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才是工业强国最深层的基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如何科学认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使对合理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同选择可行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相一致，正成为各个产业和各地区确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从产业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态势的具体分析看，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甚至包括纺织服装业这样的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仍然处于大体完成了生产能力和设备技能的国际转移阶段，而还远未完成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反映综合竞争力的品牌优势的国际转移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关键技术还有很大差距，更加表现在我国的整体工业素质同发达工业强国的差距更是远远大于在关键技术上的差距。中国远未攀上世界工业的高山之巅！

因此，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绝不意味着“狗熊掰棒子”式地放弃传统产业，一厢情愿地追求高技术产业，相反，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才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就全国而言，目前，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从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到先进制造业的各个部门，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强化”，即全方位地加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各产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产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当前，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是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也要以人为本，即必须同劳动力素质结构相协调，中国的就业目标须要有丰富的产业结构。从实质性上说，产业是连续的，产业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无绝对的高低之分。任何产业领域中都可以产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例如，美国产业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产业，也表现在可口可乐、沃尔玛、牛仔裤、麦当劳等传统产业企业的强大上。

不断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各工业强国的共同经验。大多数高新技术产生于在传统产业中的运用。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附加价值高低对应关系。传统产业也可以具有高技术因素，同样可以产生高附加值。同样，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可能有低附加值环节。所以，调整产业结构不应有产业歧视观念。加强各产业的技术改造，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方式之一。

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在两化融合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仅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中，在销售网络中，而且在售后产品的运行监控等方面都采用了相当先进的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应该给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想象空间。

第二，关于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是未来的产业，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技术路线选择的不确定性和技术产业化的不成熟性。大多数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在发达国家中也还没有成熟，其产业化仍然处于必须依赖政府补贴的阶段；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和适用的技术路线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现实国情。

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包括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而我国尚没有的高端产业及高端产业链，也包括在发达国家也正在探索的新的产业门类。尽管对于前一类产业我国尚有一定的模仿创新可能，技术路线选择比较明确，但是总体来说，自主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强。因为，高端技术的国际转移障碍非常高。而发展后一类产业则只能主要靠自主创新，因而其研发成本、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是相当高的。

在技术不成熟和技术路线不明确的条件下，不应在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过分扩大生产能力。实际上，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是很长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有些环节具有资源环保优势，而有的环节并不具有资源环保优势，甚至也有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工艺。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实现某些产业端的技术创新，而且要培育和实现全产业链以至产业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成熟和经济合理。

第三，关于发展现代服务产业。现在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而工业的比重过高，大多数地区都愁于不知道如何加快服务业发展，如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必然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水到渠成。因为，随着工业的长足发展，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工业技术正在迅速进步，科技成果和制造业的结合将推动产业分工深化，产业链的分解和产业间融合将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例如通信、物流、网络经济、信息产业等）对工业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技术的运用和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开放更大的可进入空间。其实，由于工业品的价格总是不断下降，而一些服务业的价格上升，以现价计算，第三产业的比重会比预期的提高得更快。

第四，关于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中国向工业强国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发展空间布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均不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不高。总体态势大体是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并存。

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部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的最显著空间特征将是向三大经济腹地快速推进，这三大经济腹地是：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县域腹地。沿海腹地是指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是指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是指广大的农村。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不仅具有向三大经济腹地推进的必要性，而且也基本具备了可行的条件。一是具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资金和人力资源较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长。二是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腹地相对不利的区位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三是企业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市场经营的经验和抗风险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四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向成熟，开始从对资源的强“吸纳”性逐渐向强“辐射”性转变。例如，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效应都逐渐增强，资源吸纳相对减弱。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更快扩散将更有助于腹地经济的加快发展。

工业化向三大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反映了中国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首先，前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一线沿海中心城市的强势发力，使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外，其他地区包括一般城市经济的发展均相对滞后。目前，这些一线中心城市开始出现过度拥挤和增长趋缓的态势，因此，未来15-20年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均衡性相当突出，引发出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工业化的重心只有有序快速地向经济腹地大幅度推进，使三大腹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更快提高，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只有在普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壁垒的经济“全国化”。以全国化的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只有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腹地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向三大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腹地相对封闭而一线中心城市高度开放，使沿海中心城市同国际经济的联系比同腹地经济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同相对狭小的腹地市场相脱节，不平衡。所以，只有实现腹地经济的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奠定内需增长的基础。

第五，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国际经济而言，中国工业发展不仅要遵守WTO所规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而且要做好应对更严格的国际竞争规则的准备。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大多数并不熟悉国际规则，更缺乏国际经营的实际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企业组织结构更不适应于国际化经营，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一方面决策效率低，缺乏有效抓住商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又缺乏风险防范的决策安全性，往往因决策失误而招致惨重损失。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以更大规模“走出去”的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必须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更能够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竞争。

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意义深远但难度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只是转移过剩生产能力，而是获取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形成强大的国际产业链优势和渠道网络。也就是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战略意图应是形成中国产业更强大的企业组织结构和全球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并且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各地方间的竞争，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导致政府更倾向于用行政力量给市场加力，获得“辉煌成就”；同时减弱了社会对市场力量的平衡性，往往产生许多失衡现象。然后，又期望靠政府事后的逆市场政策来调整在政府事前的顺市场干预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偏差，往往是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总之，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大多含有政府“好事做过头”的因素，结果往往过犹不及。所以，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的“好事”，例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巨大的工业产能、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大量的外汇储备等，在中国竟然成了“问题”！

政府管理固然重要，由政府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更根本、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在高强度的政府干预下，中国30多年来的工业发展特别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殊待遇”。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不应成为长期政策原则，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异化为优惠政策竞争和“特殊待遇”攀比。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效的发展政策应是无歧视的公平竞争政策。因此，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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