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州工业园区的那些往事，新加坡人差点选择无锡

1990年，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一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军队如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里击溃了伊拉克军队，这一仗，对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

强国如虎在邻，世界秩序掌握在巨头手里，怎么办？

而彼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中国内地官员正成群结队赶赴新加坡取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目光，看到了和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新加坡敏锐地感觉到：在中国找一个地方，按照“新加坡模式”打造一个园区，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战略布局。

于是，1992年3月，李光耀带着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和李显龙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为考察，他们从中国南方一直走到北方，最后比较之下，李光耀看中了一个地方：上海。

不是苏州？

当然不是，这很正常。因为上海基础好，交通方便，人才资源极具优势，而且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更高。但是，老天这个时候帮了苏州一个大忙：上海人并没有把新加坡的诚意理解透，这让新加坡人内心有些失望。

李光耀回国了，但他们留下了李显龙。这位未来的总理留在了上海，一位助手建议，是不是可以到附近的苏州转转，权当散心。

这是苏州工业园区历史性的一刻。

作为一次“纯粹”的私人旅游，李显龙到苏州后受到了两个人的接待，一个是苏州市长章新胜，当时正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的位置上派到苏州，另一个是章新胜紧急从市人大叫来的吴克铨，老吴曾任昆山市委书记，是当年“昆山之路”的开拓者。

这一天是5月9日，正是江南春光明媚的日子，天气晴朗。

这一次接待，对新加坡人来说肯定印象深刻，因为几个月之后，李光耀就提出再次访华，而且指定了两个要看的地方：苏州和无锡。

这次新加坡客人的江苏之行只有两天，但极其重要，因为这是李光耀和王鼎昌、李显龙三个决策性人物在中国选址建造新加坡园区的“实地勘察”行动，在这个访问中，有个细节给李光耀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苏州这位市长的英语竟然这么好。

从苏州出发到上海的路上，章新胜陪着李光耀，两个人一路对话，用的都是英语。

李光耀突然问章新胜：“你的英语很好啊，可像你这么能讲英语的市长，在市长的岗位上能干多长时间呢？”

章新胜有些不解：“请问李资政的意思是……”

李光耀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好干部一般在一个地方干两三年就会提升的。”

章新胜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有些激动。

但新加坡人随后宣布，要在无锡和苏州搞个“模范城”，这下，大项目仍然是悬在半空的一块馅饼。

而且无锡已经部分领先。有消息说，无锡已经在同一些新方企业家签约了，这让苏州十分着急。

甚至山东也在行动，他们派出了一个重量级的代表团赶赴新加坡。

敏感的章新胜立马带队动身去新加坡。在新加坡，经过几轮波折，苏州人等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新加坡人让拿一份方案，看看中新项目合作可以放在苏州的什么地方。

苏州人在地图上圈了四块地：

第一块是刚建的苏州高新区西边，第二块是吴县的黄埭，那里距离市区较近；第三块是苏州火车站北边，第四块是市区东边的金鸡湖一带——这一块苏州人认为最不可能，因为那边湖多水密，地势低洼，开发的话投入成本太大，可偏偏新加坡人就是看中了这块地方。

1993年5月11日，李光耀再次访华，在苏州竹辉饭店和中方正式签约，这个项目的金额，在当时达到了惊人的20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1600多亿人民币。

一笔千亿投资，让苏州的再造一个新城的梦想如虎添翼。

但苏州人后来发现，仅仅把这笔投资看做是多少钱，是想简单了。

比如，新加坡人从45天左右的时间，就把规划园区范围内70平方公里的情况摸了个透，而且绘制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而按我们当时的测量水平，干这个活至少一年左右。

这只是管理学上的一个小小的点，而新加坡想带给苏州的，是一整套完全的“管理软件”。

90年代初，把资本主义的那套“软件”搬到中国来？

1993年，工业园区的开创者们过得特别辛苦。一个是和新加坡的谈判，虽然协议签了，但是具体落实到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上，谈判桌上都是艰难的博弈；另一方面，质疑和不解也随之而来，压力落到了每个参与创园的人身上。

新加坡人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建设之初便提出，要让园区达到百年不遇洪涝的防淹能力，整个园区70平方公里为此填高了整整70公分。有人如果经历当时建设过程的话，应该还记得当时整个苏州市区周围的道路上，不分日夜有几百辆拉土的车子在跑吧？

习惯了“边规划、边建设”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但是新加坡的要求很明确：一步到位，从道路、消防、通讯到绿化、污水处理，在外商进入园区时必须按照世界现代化工业城市最先进的条件配备好。

后来，国内的很多地方都把苏州这种在地面建设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开发经验用到了自己的园区建设上。这也算是苏州为中国做的一点小小贡献吧，也是新加坡送给苏州最重要的一笔资产。有人后来评价，当时苏州园区做的“九通一平”，就是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那些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需要“开膛破肚”的完美和严谨，是今天生活在园区的人没有感受到、但却悄然存在的福利。

新加坡的“软件”厉害，苏州人的“软件”呢？

当时，为了启动这个园区，苏州从各机关抽调了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章新胜亲自挂帅。

待遇呢？

当时有这么个说法，新加坡人过来都是拿高薪的，按照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1新币——相当于5元人民币（上世纪90年代），可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是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薪金的，但苏州人就算加班加点到通宵，最多也只有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谁心里没点想法？

吴克铨后来回忆，自己出任行政总经理后，为了显示中国人的“同等尊严”，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拿和新方人员一样的薪水。好，争取到了， 他的工资后来变成了每个月11万人民币，但是这只是“名誉工资”，这个钱是到不了吴克铨手上的，他拿的仍然是每个月2500块的工资。

就这样还是有人眼红，有人看不惯，背后指指点点。

最后市委书记动怒了，公开在一次大会上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

不理解不支持，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工业园区初建之时，吴县（后来分为相城区和吴中区）还是苏州“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一下子要划走几百平方公里土地，吴县人自然不甘心。1993年11月，省里一个将吴县5个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1994年春节刚过，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带了20多位省厅局级以上干部来苏州“现场办公”，众多大员对着吴县的书记、县长，当面问：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事情这才算顺利过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工作的辛苦，只有筹备组的人自己心里最明白。刚成立时，连个办公室也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义，只得搬出来。最后为了省钱，在金鸡湖边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才算有了“根据地”。吃饭，金鸡湖边上当时几里路找不到一户人家，全靠外包送大锅饭解决。

1994年，工业园区横空出世，正式挂牌成立。

1995年、1996年，工业园区趁着出世之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大举招商，成果累累。这要感谢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的不懈推动，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人气和影响力。但进入1997年，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工业园区的招商也受到很大波及。

而且，这个时候位于苏州另一侧的高新区招商也在强势崛起，很大程度上对园区造成了冲击。

但是，苏州人这个时候展现了自己高超的智慧：主政高新区的王金华，这个从昆山一路走来的优秀干部，被适时“调任”到园区。

王金华一上任，就成立了招商局，先后编制了园区68项既与国际接轨、又有可操作性的全新管理办法，尤其是创立的四大公共服务特色，被投资者广为称道：

1、高效服务，“小政府大社会”，凡是能交给中介机构的交给社会办的，都要交出去。

2、透明服务，办事过程全公开。

3、公平服务，对所有投资商一视同仁。

4、规范服务，力争在法律范围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更有利公平竞争的良好条件。

现在国内各地，经常会看到“一站式服务”，这种简捷的政府公务处理方式，最早推行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

当时在工业园区，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可以谈妥很多事项，而不必请示任何领导，为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园区编制的多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都将各类问题该怎么处理的方法规定得非常明确。不管是“一把手”，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是政策允许的，都可以“说了算”。

管委会名字里虽然有个“管”，但更重要的是服务。2003年那场“非典”，政府明令禁止各类招聘会，但很多园区企业当时招不到人或者招到了人却不能来苏州，怎么办？园区就把一座厂房改建成宿舍，把这些企业招的外地人员集中到宿舍观察十天，免费提供食宿，没有发烧发热症状的人可以立刻投入工作，同时管委会工作人员在宿舍区蹲点，解决外来人员的困难。

这些措施，让不让你动容？

这样的招商、亲商故事，我相信还有许多许多。

造园是苏州人的传统和特长，苏州人以其特有的智慧和勤奋，再一次用古典园林的技巧，用苏州人的精明能干，在金鸡湖畔布局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新版图。

从1994到2019，从当初的负债前行到如今的身强体壮，25年，苏州工业园区给了世界一个精彩的回答。就像《新华日报》说的那样，25年相守相视，25年彼此阅读，园区“读懂”了新加坡，并根据自身情况提炼出新的发展思路。如今，“园区经验”已与“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一起，成为苏州奉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三大法宝”。

而今，我们漫步金鸡湖畔，高楼林立，灯光如画，生态优美，猛然间会有一种“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之感，这里的一草一木，请别忘记都凝聚了当初创业者的艰辛与坚守。

更别忘记，任何一种创新的产物都早晚会僵化，都早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所有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继续思想解放中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一切模式都只不过是征途上的一块路标。园区发展的动力和增长点在何处？初级和中级阶段肯定是在招商引资上，当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在招商引资上，而现阶段，又将以何为核心，为关键？

园区以极大的战略耐心培育出独具特色的“2+3”产业体系——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以及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新兴产业，能否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经受考验，展翼高飞？新的创新资源，如何更好地在金鸡湖畔聚集？

这，是时代留给苏州工业园区下一个25年的考题。

这，也是这块土地在未来之门前最深沉的一声呼唤。

而1994年，那群开拓者们勇往直前、无私无畏、创新务实的精神，将是我们高举的火炬，历时光而不灭，任风雨而不摧，继续照耀新时代奋进者们的道路和心灵。

本文部分摘录、改编自何建明《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