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谨以此文纪念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君

孔子曰，当以德报德，然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是之故也，大丈夫当恩怨分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共戴天之仇十世可报，于我民族有恩者，于我国家有情者，生为炎黄子孙岂能无只言片语聊表谢意，人若无情，与禽兽何异。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1871—1922年)

　　宫崎滔天(1871—1922年)，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他少怀大志，以武士自居，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合影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到处奔走活动。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衣食住行比较窘迫。”“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中国未来出路，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孙中山颁发给宫崎滔天的委任状 中日两国人民情谊见证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銮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宫崎为试探李鸿章，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却以保皇为名，在海外向华人大肆借款保皇，封官许愿，赚的盆满钵满，如果革命推翻皇帝，这一本万利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康有为污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面圣。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惠州起义。

　 1900年10月-11月惠州起义时期，初战皆捷，滔天负责从日本调运原菲律宾革命党人所留军火补给前线，不料所委托的商人中村弥六私吞起义经费，私售所屯军火，使武器补给不济，起义遂告失败。次年1月间得知山田良政、史坚如、杨衢云等死讯。滔天痛定思痛，随后通过远征千岛群岛的郡司成忠将军，找到了军火商仓地铃吉，仓地自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幕后支持者”，保证了军火供应，最终解除了革命的后顾之忧。

为支持革命，宫崎滔天倾尽所有，家人时常含泪抱怨。惠州革命受挫后滔天因穷困潦倒，又不愿加入政府的对华间谍组织，受到日本反华势力的长期打压，为日后郁郁而终埋下伏笔。革命受挫，宫崎滔天逃回日本，借巡演往日本各地筹措革命经费。滔天在这一时期曾对家人说“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的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一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位学生名叫毛泽东。

落后就要挨打，强权就是公理，国际关系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弱者万万没有尊严，这是中国近代百年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一定要牢记。民国建立后，依旧积贫积弱，日本人态度渐变，中日关系日益交恶，身为大陆浪人的滔天自然也难为一般国人所悦纳，亦不见容于日本政府，时势与环境已不容许他如早年般积极投入中国革命，但其热诚不减。曾激烈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亦曾对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第三次革命（护法运动）寄予殷切厚望，对逃亡的革命党人给予全力庇护，是中国革命那段艰难岁月中的一位可贵朋友。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再次组织了革命政府，修三封电报力邀宫崎滔天来广东。宫崎滔天立即兼程前往，从初夏呆到深秋才返回日本，不料此一会，竟成诀别。归国后滔天身体日见不佳。1922年12月6日，宫崎滔天病逝，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