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原来是他们选择的抗疫方向错了

文 | 叶克飞

新冠疫情蔓延全欧，意大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第一重灾区。截止3月2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7021例，死亡4032例，治愈5129例。现有确诊病例中，有16020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2655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19185人居家隔离。

意大利不重视疫情吗？

不是，它是欧盟内部最早宣布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的国家，也是最早封城的国家（虽然它的封城备受诟病），它还是欧盟最早宣布全国停课的国家，并及时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那么，意大利的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它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意大利的强硬措施来得太晚？

恰恰相反，它只是选错了方向

3月20日，意大利卫生部宣布，从3月21日开始关闭国内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此前一天，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原定4月3日结束的全国“封城”令将会延长。

很多刚刚从封城中走出来的国人，或许会来一句“早该如此”，仿佛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疫情蔓延是因为没有及早封城。虽然意大利是欧洲最早选择封城的国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唯一的那个。但在很多国人看来，意大利式封城简直就是笑话，因为只是封了出入城渠道，但城里的人们仍然照常上街、去餐厅和咖啡馆，甚至看电影和体育比赛。

但意大利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没有严格彻底的封城，而是在于它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形式。说简单点，就是意大利不可能实现封城举措，政府不会这样做，民众也不可能同意，它最初的封城举措，不但变成假封城，还付出了巨大代价。原因很简单，意大利人不接受这样的限制。

也正因此，意大利最初的封城必然是失效的，别说正常的工作与店铺营业，连民众每天在咖啡馆里的喝咖啡闲聊都无法劝止，更加无法组织意大利人喜欢聚集聊天的习惯。所以，被封的城市内部，存在着极高的交叉感染风险。

其实，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名第二的国家，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韩国的首尔，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们面对新冠疫情，并未因为人口密度过高、疫情风险极大而选择封城，而是在维持正常工作与生活的同时，加大检测力度，确保公共卫生，实现平稳过渡。很多人最初曾嘲笑新加坡的“佛系抗疫”，但事实证明该嘲笑的显然不是新加坡人，“重症去医院，轻症居家隔离”的举措也非常有效。此外，人口密度超高的香港也因为公开透明、提早介入和严格检测，早早控制了疫情（当然，第二阶段的输入性病例是新的考验）。

意大利最初的疫情爆发地集中在北部，意大利经济北强南弱，米兰都灵威尼斯博洛尼亚等经济重镇集中在北部。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早年的“意甲七姐妹”都是北方球队，本身就是因为意大利经济的北强南弱。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人口密度也低于日本和韩国，控制疫情的难度也不可能更大。但很显然，意大利并未学到什么。

很多人认为不戴口罩是关键因素，但欧美民众对口罩的抗拒由来已久，日本、香港等地戴口罩的习惯也非一日形成。而且正如专家所言，在空旷人少的地方，戴口罩确实并非必要。意大利真正没学到的不是口罩，而是在维持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同时，没能将严格检测和良好公共卫生落在实处。尤其是后者，意大利人亲昵的社交习惯，与东方式的含蓄和距离完全不同，拥抱与亲吻的习惯，在疫情期间确实变得可怖。

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不戴口罩，还是亲昵社礼节，意大利都并非西方社会里的孤例，为什么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特别高？

这必须归咎于意大利最初假封城的代价。

意大利的假封城，

却造成了真的医疗挤兑

疫情发展至今，病毒的可怕无需怀疑，但从国内情况来看，死亡率最高的是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乃至湖北。在其他省份，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

许多专家都曾在不同场合下提过：最可怕的其实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医疗挤兑。一旦病人扎堆，医疗资源无法应付，加上病患的交叉感染，就会发生挤兑，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很多人会忽视一个基本的社会治理常识：即使是世界上医疗体系再健全、医疗资源再丰富的城市，都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应付突然爆发的疫情。

如果把病患集中在一个地方，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医疗挤兑。日本、韩国之所以不选择封城，而是以“佛系”战法应对，避免医疗挤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只有正常的资源流动，才有机会通过社会整体力量调配各种资源以应对局部疫情。

欧洲其实更需要这种模式，因为老牌欧洲国家的医疗体系虽然健全，医疗资源虽然丰富，但因为城市化进程早，发展完善，城乡差别极小，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大多数国家都以几万人甚至几千人的城镇为主。意大利也不例外，最初封城的十个城镇，基本都是这类小地方。

这类城镇的医疗资源配套，显然也是以日常需求为基准。但当疫情突然爆发，小城镇的医疗资源自然无法应付，但此时城镇对外渠道关闭，周边或大城市的医疗援助无法马上到位，立刻就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

这种医疗挤兑，还会造成更多的感染者。疫情在意大利的举国蔓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初的医疗挤兑造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意大利是先有严重疫情再实施封城，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在疫情初期，意大利的感染者根本算不上严重，比起日本韩国的数字都要低得多。真正的数字爆发期，恰恰是封城并形成医疗挤兑之后。

意大利面临的高度老龄化

和医疗削减之痛

除了应对失误，意大利还有自身的社会问题。

最大问题显然是老龄化。说起人口老龄化，很多人会先想到日本，其实意大利仅次于日本，是世界第二大老龄化严重国家。根据2018年数据，意大利有22.6%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居欧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龄中位数是45.9岁，高于欧盟的中位数42.8岁。

这次新冠疫情，受威胁最大的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意大利也不例外，新冠肺炎的前105位死者平均年龄居然达到了81岁，生前均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截止3月13日，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的平均年龄仍为80岁。仅有的两名五十岁以下死亡者中，一位患有肥胖症和糖尿病，另一位也有基础病。面对疫情，面对医疗挤兑，老人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最弱。

意大利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近年来意大利医疗福利的削减。作为老牌福利国家，意大利的医疗体系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医疗体系完善的证明。从新冠疫情的数据来看，死亡者普遍都有基础病，但反过来说，那些平均年龄高达80岁以上的患者，此前能扛过各种基础病，也恰恰说明了意大利医疗体系的强大。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纾困计划，降低国债在GDP中的比率，意大利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处于绷紧状态。数字显示，五年来，意大利有七百多家医疗机构关门，加上提前退休制度，导致有十万人以上的医疗专业人士缺口。

意大利的体制也被许多人诟病。意大利有20个大区，大区政府的话语权极为强势，尤其是这次疫情的爆发地，更是集中了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区，包括贡献意大利30%GDP的伦巴第和威尼托两个大区。

这也导致了意大利政府和大区政府之间的政令不协调，不同大区之间的措施存在严重差异等问题。但许多国人对意大利体制的嘲笑，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任何道理。要知道，意大利大区政府的强势，跟长久的地方自治传统有关。

另外，即使是意大利国家层面的机制，也是欧盟最繁复的一个。任何法案要通过，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反复投票表决，过程十分反复，仅次数就有八次之多，即使前七次都通过，第八次没通过，一切也要从头再来。这当然意味着很低的效率，也造成了意大利政府的走马灯式换人。

但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意大利人在二战后的痛定思痛。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墨索里尼式人物，意大利人设计了非常繁复的机制。你当然可以说这些繁复机制有低效率的一面，却不该嘲笑意大利人为人类文明不再走回头路而付出的智慧与努力。

最后说两个细节，意大利的医疗体制，有着非常严格的流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就马上会启动司法调查。所以，意大利疫情最初爆发的两个城镇——科多尼奥镇和沃镇，其急救中心此前都被启动司法调查。再就是意大利人在统计死亡数字时，体现了少有的严谨态度，即使是因基础病死亡的生前未确诊病例，他们也会进行检测，一旦呈阳性，都会纳入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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