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广州早期近代化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浪潮冲击全球，席卷中国。清朝统治集团的部分官吏，为了对付外国侵略和镇压人民起义使清廷能苟延残喘，在图强求富的思想指导下，于60—9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学习和引进西方“长技”的“洋务运动”。广州“洋务”在全国形成“洋务运动”之前已先筹办，在全国“洋务”形成运动之时，又一步步向着近代化迈进。

广州筹办“洋务”最早

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和历久不衰的城市。从1757—1842年，清政府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独开广州唯一的口岸进行对外贸易。由于当时广州进口关税比世界各国轻，商人恪守信用，人身和财产都较安全，又有世界著名的中国丝、茶出口，所以，来中国贸易的外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到1837年，广州出口总值为36075260元，进口总额为18539371元。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合法对外贸易都处于超前地位。但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合法贸易，而是蓄意进行扩张和掠夺。

特别是英国，在18世纪中期完成了产业革命后，在19世纪初期便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中国掠夺到大量财富，从1973年到1836年曾多次派人到广州耍尽了“文”花招，“武”试探，最后，选用了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作为掠夺和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19世纪最初20年，鸦片每年走私进口4000多箱。到1838年至1839年，竟达到35500箱。此外，还有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加起来达40000多箱。烟毒的泛滥，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外贸优势，而且摧残人命，伤风败俗，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削弱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加深了中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在人民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派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这位“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到了广州才将他环视全球的双眼睁开的。中国的“洋务”也是由林则徐最早在广州筹办的。因此，清同治五年六月（1866年7月），广东巡抚蒋益澧在奏折中说：“粤东（即广东实为广州——本文作者）为洋务滥觞之始。”

清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禁烟。对内：查拿烟贩，收缴烟土、烟枪，严禁吸食；对外：颁布谕令，要外商将趸船上鸦片，造具清册，尽数缴官，并出具结，来船不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英国侵略者不甘心放弃鸦片贸易利益，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于是，林则徐在禁烟同时，积极备战，备战本身就是筹备“洋务”的过程。

首先，是采访夷情。为了摸清敌情，知己知彼，制定胜敌方略，“林则徐自去岁（道光十年）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人，在四方各处打听，并将打听来的事写在日记本上，还策动几个外国人为他提供有关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给中国”。当林则徐在“穿鼻港时，他指挥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人，搜集英国的情报，蒋英方的商业情报、各部门详情，特别是他自己执行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都一一记录下来”，为了进一步了解夷情，林则徐从1839年3月开始，就组织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等人选择《各国律例》，翻译“当时西人在粤所办之西文《澳门月报》《新加坡新闻报》《孟买新闻报》等”。

康有为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林则徐还组织译员翻译了英国人德庇时著、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人》和英国人慕瑞著。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后一译著取名为《四洲志》。以这些译报，译书作为了解“夷情”、讲画“时务”的材料，并从书中窥出沙俄向我国扩张的野心。

其次，是购买和仿制西式船炮。为了做好应付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准备，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乘船到珠江口巡视虎门一带的地形和布防情况。他深知中国士兵使用的刀、矛、弓、剑、抬枪、土炮十分落后，不能抵御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他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做到“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在这八子要言中，尤以“器良”为首，他认为如果拥有“与外洋相同的大炮，则不思无以制敌”。因此，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

在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整顿防务措施，修筑虎门炮台的同时，为了改善武器装备，于1839年“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加上原有一百多位共三百多位，分列两岸。“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六十艘，以备战船。”“又备火舟二十艘，小舟百余以备攻剿”，将重滞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造成能“俯仰左右，旋转轰击”的新式炮车。1840年初，林则徐购买了英制战舰“黄旗娜领号”和“甘米力治号”，以及装备船只的枪炮。1840年2月6日，林则徐就任两广总督。积极招募水勇、督造战船、增建炮台、操练兵勇。“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使务乘晦潮、据上风，为万全必胜之计。”为了避免受制于外人，他组织人力仿造西式船炮。1840年4月25日，一种按欧洲船式建造的二三只双桅船成功地在广州河面下水。另外，林则徐还仿造了擅长火攻的安南轧船4只，并计划在广州试办海军。

林则徐在广州筹办的早期“洋务”，因他被革职而夭折。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他在虎门一带所构筑的军事设施“大虎、小虎、大王滘、猎德一带，所有扼险炮台全行废堕，虎门昔号天险，今为坦途”。但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研究西方的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以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为蓝本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曾国藩于清咸丰十年十一月八日（1860年12月19日）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都是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中发展而来的。

徐继畬的《渡寰志略》、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以及后来介绍西学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等活动，都以林则徐的止足点为他们的起始点。19世纪末的维新派不仅继承了林则徐的思想传统，还将其付诸实践。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积极购进及仿制西式武器装备自己的做法，也为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的洋务派所效法。林则徐限于制敌使命，他所办的“洋务”虽侧重于采访夷情，务求军事近代化，但他毕竟为中国的近代化开拓了前人未走过的新路子，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山鼻祖。

广州早期军事装备的近代化

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一日（1861年1月21日），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洋务运动是从图强开始。因为军队的强弱，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和前途，要想国家不灭、民族不亡、社会稳定，就必须把最优、最精的人力、物力用于军队。清朝统治集团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与太平军对战中，深刻认识到洋枪、洋炮、洋船的威力。为了自强、御侮，积极向西方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和洋船，装备近代化军队。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是先从军事开始的，广州的早期近代化也不例外。

首先，是广州购进西式近代化船炮装备自己的军队。广东海岸线长达3000多公里，自从两次鸦片战争订立不平等条约后，“夷情叵测，反夏靡常”，为“绝其觊觎”必须加强防务措施。清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62年2月27日），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国人赫德议定。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以及兵船所需火药、炮械等，清同治五年至六年（1866—1867年），因“粤洋巡缉，关系非轻”，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大小轮船7艘取名澄清、绥靖、飞龙、镇海、安栏、镇涛、静波。除“每船仅用洋人数名”外，“其余均系本地勇丁”。并由瑞麟等人“于水师各营拣选副、参、游、都、守之熟洋情者，分别管带，以习其技而操其权”。这样，比“设厂制造，更为捷使”。为巡缉之需和加强防卫，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经两广总督瑞麟、李瀚章、刘坤一之手，已先后向外国购备轮船20余艘，其中较大的有5艘，为“藉杜窥伺”，加固海防。

清光绪七年（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通过在中国任总税务司的赫德，转驻英税务司金登干向英商阿摩士庄厂代购蚊船l艘，价值白银15万两；于光绪七年六月三十日驶抵广州海面，张树声等人“亲往察验，该船工料坚固，机器灵捷，所载大炮亦属精良，询足备海疆缓急之用。当即取名‘海镜清’”“饬派明习驾驶之尽先都司陈良杰管带，船内水手、舵公等，由遴选出的营兵配齐”。清光绪八年（1882年），粤督向德国购买雷艇3只，取名雷龙、雷虎、雷中。清光绪十年（1884年），粤督又向德国购买雷艇8艘，取名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奏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中，认为“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他认为上年法国寻衅，迭次开仗，我陆路各军屡获大胜。但在海上，“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而我方因“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而至处处受敌，为吸取教训，必须以“大治水师为主。”

他认为要装备“粤洋海军一枝”“须配水军带铁甲船3艘、铁甲鱼雷船6艘；以一铁甲巨舰、两铁甲鱼雷船为一队，统领左右翼各领一队，三队合为一军”。铁甲舰为“德国伏尔滥厂新创之式”，安大炮5尊，前为台炮1尊，中为八角台，四隅各1尊；鱼雷筒4个，首1尾3。铁甲鱼雷船也是“德厂新创”，于船首施铁甲，即可攻铁舰，又可御哈乞开思连珠炮，则“不难纵横洋面，摧破强敌”。铁甲巨舰每艘需银100万两，3艘并雷、炮、电灯，约需银360万两。铁甲雷船每艘约9万两。6艘并雷、炮约需银78万两。“大小9船并械，约共430余万两。”为购回这些船炮，他与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电商与船厂议价订购。

其次，是广州托他厂制造和自己制造西式枪、炮、轮船装备军队。因军火购自外洋，所需甚巨，且轮船、汽机时有损坏，必须赴港修补，亦多周折，为省便起见，粤督先后在广州聚贤坊、增步、石井、黄埔设厂。从外国购回机器母机，自造洋枪、洋炮、洋船。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两广总督瑞麟派温子绍在广州城内文明门外聚贤坊创设广州机器局，这是广东最早的军火工厂。车床、刨床等机器设备经香港从外国购进，温子绍为总办。仿照外国的造法制造枪、炮、火药，日产枪弹2万颗，开办经费14985两白银。

由于地方狭窄，铸造枪炮兼造轮船不够用，清光绪元年（1875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在广州增埗创办军火局，这是广东省境内最大兵工厂。内装英国制造的重型机器，主要是制造机器、抬枪、子弹和修造兵轮，清光绪二年（1876年），刘坤一用8万元购买英商黄埔船坞，开办黄埔船厂。并利用原厂的部分熟练工人修造兵船，制造水雷。广州机器局从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1874—1877年），共制造内河轮船16艘。清光绪五年（1879年），温子绍捐资按外洋康帮式仿造蚊子船1艘，船身长12.4丈，马力200匹，取名“海东雄”。1882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和曾国荃为肇庆、九龙辖区巡防之需，在原有小号巡船20余艘的基础上，分别在军火局和机器局制造轮船各一艘，分别取名“肇安”“南图”。

清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到任两广总督，正值“海防戒严、事机紧迫”。为加强巡缉和防卫，张之洞督饬试造了广元、广亨、广利、广贞浅水兵轮4艘，加上原有的，中小兵轮共20艘，分拨各地巡缉，转运之用，从该年冬始，张之洞委托福州船政局先后为粤制造兵轮有广甲、广乙、广丙、广丁、广庚、广辛、广壬、广癸8艘。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创立黄埔水雷局，从事水雷、鱼雷制造。同年，在黄埔船厂自造兵轮广戌、广已2艘。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在黄埔制造广金、广玉兵舰2艘，分拨钦州、琼州海面作巡防之用。1886年，张之洞还奉旨对广州机器局进行整顿，将聚贤坊的机器局合并于增步军火局，称制造东局，原址改为广雅书院（今为广雅中学）。

同年10月，张之洞为筹办海防，兼济滇、桂两省对枪弹之需，通过上海泰来洋行向德国购买机器，在广州石井创建制造枪弹厂，称制造西局，主要制造毛瑟、马梯呢、士乃得、者士得等6种枪弹。后来，有制造毛瑟枪和我国最早的丹麦式轻机关枪及七九重机关枪。最后，发展成为我国南方一家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各省都来订购军火。

总的来说，广州在没有近代化机器母机之前，是以购进西式武器装备为主。在引进西方近代化机器母机之后，军事装备是以自制和托他厂协造为主，并购进部分西式武器，以装备军队。三种办法都使广州防务的近代化比以前大大推进了一步，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有事可以御海，无事可以示威”的图强目的。

广州早期民用工业的近代化

广州的近代化民用工业出现较早。19世纪30年代，设在广州十三行豆栏上街的陈联泰号，是广州最早的家庭手工作坊，开创时专事修理“洋枪鬼锁”及简单机械，不少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外国轮船，机器发生故障，常利用陈联泰号的工场、机械和工人，在外国轮船司机指导下进行维修。它使用机械比1863年上海商办洪盛机器碾米场约早30年。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六日（1873年1月4日），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揭开中国民用企业发展时代的帷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广州商办、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得到发展。

首先，是商办民用企业得到发展。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旅居南洋归侨陈启源在广州地区南海简村创建继昌隆缫丝厂，这是我国第一家商办近代化机器缫丝厂。机器由自己设计，零件从越南购进的法国旧轮船机件和从广州陈联泰机器店订制的铁具等改装而成。每副机器每日可缫丝40—50斤，每个女工可抵10多个手工之作。产品粗细均匀，丝色洁净、弹性较大。生丝交由广州富善西街和杨仁里的丝庒，远销欧、美各国，获利丰厚。在继昌隆带动下，南海、顺德等珠江三角洲一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先后办起了40家机器缫丝厂，资本一般在3—6万元之间。

1872年，广州商人为与外商竞争，创办了机器印刷所。清光绪五年（1879年），旅日华侨卫省轩携资回国，与广州地区文昌沙创建巧明火柴厂，这是我国第一家商办火柴厂。清光绪七年（1881年），商人梁云汉在广州创立肇兴轮船公司，经营海外船运及贸易。同年，粤商徐鸿甫和徐润，在广州创办同文书局，主要是经营石印缩本殿版《二十四史》，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佩文斋书画谱》《资治通鉴》《通鉴辑览》《殿本子史精华》《康熙字典》《篆文六经四书》《茜窗小品画谱》《快雪堂法书》等字画碑帖等。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广州、香港两地商人创办了广东香港电报公司（后称华合电报公司），承办修建广州至香港的陆路电线。清光绪九年（1883年）接通香港，这是广州最早的有线电报业。同年，在广州永清门外设立电报局。

1882年，广州南海盐步商人钟星溪集股15万两白银，创办宏远堂纸厂，这是全国最早的一家近代化纸厂。机器设备从英国爱丁堡柏川公司购进，在监造师霍斯堡和工程师葛列森的监督下安装起来。英国的约翰斯顿任工程顾问，还雇佣几个曾在美国造纸厂工作过的中国人和雇工100多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式投产，日产纸张62担，称为“宏远堂纸”，也叫“西洋纸”。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州商人苏惠农创立平安轮渡公司。向香港广协隆船厂购买小轮船6艘，经营拖引民船业务，这是广州第一家轮渡公司。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旅美侨商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这是全国第一家电灯公司，比宁波电灯厂早办11年。筹集股金40万元，从美国威斯汀霍斯电气公司购买了两台100匹马力发电机和两台1000伏特的交流电发电机。发电量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之用。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广东源安轮渡公司在广州创立，总吨位为1787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广茂香罐头厂在广州创立，资本10万元，制品有果、菜、鱼等罐头食品，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间罐头厂。

其次，是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得到发展。清光绪九年（1883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将广州至梧州的官督商办电线和梧州到龙州的官办电线共2000余里接通。清光绪十年（1884年），盛宣怀将广州至九龙的官办电线接通。同年，张树声将广州至虎门，广州至白土岗的官办电线接通。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东矿务局，颁布了《矿务条例》，鼓励民间投资开矿和开炉试炼。

同年，张之洞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今黄华路）创办广东钱局。通过驻英公使刘瑞芬与英国伯明翰的喜敦厂订立合同，购回造币机器全副，包括大号银圆机器4架，镌刻铜钱文母模1副、子模10副，镌造银圆母模4副、子模8副，以及制造钢模所用的钢料等。聘请4名英国人作工程师，选派候选道蔡钧勇、江苏知县薛培榕，按喜敦厂寄来的厂屋图式筹建厂房。最初铸造制钱“光绪通宝”，每日可制500缗。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铸银圆，分一元、半元、贰毫、一毫、五分5种，银币一面铸“光绪元宝”，另一面铸蟠龙纹，俗称“龙银”。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铸造和发行铜币、银币，是对币制的一项改革。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督张之洞从美国购回一台发电机，在总督衙门（今广东省民政厅）旁边兴建发电机厂房。七月二十三日，首批从美国引进的电灯，在总督衙门内发光。这是全国最早的发电机和电灯，比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京中南海安装的发电机和电灯早两年。从此，中国开始了以电灯替代油灯的时代。1888年和1889年，张之洞还在广州筹建织布纺纱官局和炼铁厂，机器分别从英国和德国购进。因张之洞于1889年8月8日调任湖广总督，而将拟运广州的机器全部转运至湖北，分别创设湖北机器织布官局和汉阳铁厂。

此外，广州除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有外国人先后在黄埔创设了柯拜船坞、丹麦岛船坞公司、旗记铁厂、旗记船厂、于仁船坞公司、高阿船厂、福格森船厂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等一批外资船厂外，还有一些早期近代化外资企业。如：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我国最早的西医眼科医院；清咸丰五年（1855年），因伯驾担任外交官，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清咸丰九年（1859年），改名为博济医院。此后，相继在广州创办的有美国人的两广医院、三商疗养院，法国人的韬美医院，日本人的博爱医院等。为适应西医对西药的要求，清同治九年（1870年），英商于广州开设屈臣氏药房。

从以上可见，广州近代化民用工业从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萌芽，到70—80年代，无论商办、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都得到较大发展。

这些从来没有过的民用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杜外人觊觎，收回利权，维护民族利益，发展生产，浚利源，裕经费等，都有很大益处。

在兴办近代化军用和民用工业的同时，广州还创办一批近代化学校。清同治三年五月（1864年6月）创办“同文馆”，清光绪六年（1880年）创立“广东西学馆”，后来“西学馆”改名“实学馆”，以廖廷相总办馆务。1886年，张之洞在黄埔水雷局内附设鱼雷学堂国。此外，广州还有外国人创办的学校。清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教会在广州创办南华医学堂，作为博济医院的附属学校。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创立真光书院。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美国人在广州创立格致书院等。上述广州的近代化教育虽多操于外国人之手，具有半殖民地性质，但它造就了广州早期的一批近代化人才，对学习“西文”“西艺”，传播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之前和洋务运动期间，广州的早期近代化，无论是在军用工业，还是在民用工业，或是在教育事业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业绩，虽然因时代局限，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和不足。但它在引进西方“长技”的过程中，也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引进广州，推动了广州的近代化向前发展。

　　作者：方忠英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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