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做错的那些事，为什么日本们依然明知故犯？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现在除了中国，日韩等国也有扩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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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说作为疫源地的武汉，其前期的失控有措手不及、预判失误等因素，但对日韩等国而言，按理说它们应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反应和防范。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些并没有起到效果。

当然，各国也纷纷加强管控。但跟中国相比，它们的这种管控，却似乎显得多少有些漫不经心。以日本为例，应对停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集中疫情时，明显手忙脚乱；境内的新冠疫情防控，更是显得多少有些佛系。

直到前几天，日本全国11个城市马拉松、冈山1万裸男争抢宝木的大型裸祭等活动，依然办的是热火朝天。前天，日本政府依然表示，不会强行要求停办大型公众活动。日本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称，“现阶段，并不是要一律叫停。活动是否举办，最终还是由主办方自己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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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代表日本的新冠疫情就一定会步武汉后尘。但日本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表现，也确实让它饱受批评，并连累的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跌。

为什么日本政府、乃至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应对如此佛系？

很多评论者给出了分析——它们也是没办法。像日本这些国家，它们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有限政府，所以封城、禁足这些，在这些国家是做不到的。

这个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也延伸出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这些国家的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像中国这样举国抗疫？

这其实是制度设计导致的。

日本这些国家，多采用的是西式民主制度，政党定期轮换，政治权力的边界很小，且高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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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设计，决定了在出现重大疫情时，它们在应对方面的作为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日本这些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它们的政府通常都是小政府，所能直接掌控的资源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想对防疫强力投入，一时也都难以做到。

当然，虽然直接掌控的资源有限，但毕竟社会财富总量摆在那里，所以即便不能直接进行强力投入，这些小政府依然可以协调各方，统筹安排。

但这里也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时间和效率。一方面，协调必然要花费时间。由于政府很难直接强制性要求各方投入，那就势必要花费时间沟通甚至谈判。而像新冠疫情这种，具有典型的快速传播特征，时间不等人，等政府把各方资源协调到位，很可能防控的黄金时间就已经错过。

另一方面，就算是政府出面协调，也不是一定就能成的，还有失败的可能。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西式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本身的力量和影响力是有限的。除了政治权力，还有资本权力与之分庭抗礼，甚至前者实力往往还在后者之上，而民众也可以通过选举等形式，对政治权力予以强力掣肘；就是在政治权力内部，三权分立下，行政、司法、立法各自独立，行政部门的任何决策，也都会受到议会和法院的限制和掣肘。

当然，不否认这种制度有其合理性。但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就拿这次抗疫来说，鉴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所以要想防治，就必须要在短期内采取强力措施；这意味着社会有可能需要阶段性、部分性的脱离常规运行轨道，进入所谓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行政部门作为社会管理者，在此期间也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这首先就会在政治体系内部引发分歧——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那相应的，就必须授予其更多的权力，而作为政府的监督者和制衡方——法院和议会对政府权力的扩大有着天然的抵触。

这就麻烦了。由于三权分立，互不同属，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权力扩张需要，并不一定会得到法院和议会的认可——比如：法院、议会和政府之间，在对疫情的理解方面可能会出现偏差，可能政府觉得事情已经很严重，需要强化政府权力加强社会管制，但法院和议会认为没那么严重，没必要大费周章。甚至，法官和议员还有可能担心政府是在借机搞事，故意小题大做，趁这个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削弱法院和议会的监督权力，进而改变既有的政治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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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这三权内部的互撕，就够政府吃一壶的了。而在政治体系之外，放眼整个国家体制层面，政治权力同样还要受到来自资本权力和民权的制衡。

还是拿这次防疫来说。政府要想防控，怎么防？

按照中国的经验，就是禁足、封城——就算是低一格，起码也得取消一切公共集会活动，呼吁甚至要求民众不要去人流量大的场所。

这首先工商资本就得炸锅。取消公共活动，限制民众聚集，那工商业资本很明显会遭受较大损失重创。

而在疫情彻底大爆发前，民众可能也未必理解和支持。这种不接受可能来自认知差异——比如很多人认为小题大做，没那么严重，或者心存侥幸，不想受约束，不想被限制自由；也有可能是利益攸关；比如工商业停摆，相关从业人员降薪甚至失业。

而且，经济大幅停滞，民生必然艰难，这又势必衍生出对受损行业和困难民众的补偿和救济问题。

这对日本这类国家的政府来说，是很麻烦的。小政府模式下，面对民众可能存在的不理解，或者资本的反对，政府的承压力比大政府要差很多；再加上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手中的资源有限，所以对企业和民众的救济也难以及时到位。这种情况下，就算政治权力内部协调一致，但如果不能够说服民众和资本，它们不敢，也不能以牺牲经济和限制自由为代价搞抗疫。只有疫情足够严重，让全民陷入极度恐慌，资本也认识到大势已去时，政府才有全民抗疫的社会基础——只不过到那时，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这就是日本等国家，在应对抗疫时如此佛系的原因——就算他们主观上想，客观上也很难办到。

此外，西式民主制度下，体制也缺乏为抗疫而发动全民战争的足够动力。

西式民主制度下，政党轮换，单一的政党、政府与体制是可以剥离的。简单地说，这届政府抗疫不力，民众高度不满，那就让它滚蛋，换一个政党，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反正防疫失败的锅是由执政当局来背，而西式民主制度下，执政党不具有唯一性，所以它抗疫不力，臭的也是他们，体制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冲击。

既然体制与政府、政党并不捆绑，那面对瘟疫，体制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防疫动力；反正有政党轮换这个缓冲阀在，体制就获得了将自身的结构稳定性，置之于民众利益和安全之上的底气。所以，当面对瘟疫这种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府未必能得从体制那里，得到自己想要和所需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毕竟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政治权力、资本权力、民众三者制衡是西式民主体制的根本，而政府边界扩张——哪怕是临时的，也有可能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造成巨大的冲击。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日本这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时表现的如此佛系！这种制度设计下，政府很难得到体制的充分支持。而没有体制的全方位支撑，光靠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政府，它不具备发动举国抗疫，搞全民战争的能力。强行推进，不仅议会未必允许，法院可能追责；舆论和资本也有可能以破坏制度为名予以干涉，最终事儿没办成，自己倒有可能先赔进去！

既然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政府就只好佛系应对。该打的招呼都打好，现有能力范围内能做的都做到。至于这之外的，政府已经尽力，大家只好自己做好防范，然后自求多福了！

那么，日本的疫情究竟会不会失控？如果疫情蔓延，会对安倍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下一节继续为您解读。

本文为云石新冠疫情系列原创之第五章。感兴趣的朋友，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搜看全部云石原创新冠疫情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