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跟清朝有啥关系啊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成立至今,一些人总是好奇地问:“新加坡和清朝有什么关系?”,有网民认为就算清朝和新加坡扯得上关系,那也是从孙中山到新加坡策划革命,意图推翻大清皇朝那时候开始的。
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清朝和新加坡的关系更多只是移民史,是中国南来新加坡“过番客”的民间故事,在官方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
“黄埔先生”胡亚基
可是根据史料,早在1877年(光绪三年)清朝就已经在新加坡正式设立领事,由当时的广东帮领袖“黄埔先生”胡亚基担任,而这距离辛亥革命还有34年时间。
1881年,清廷直接委派了一位专业外交官左秉隆来担任领事。十年后,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也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海峡殖民地)等处。这无疑显示了新加坡在清廷眼里的重要性。
清代的华人出国
据史学家估计,1860年时,新加坡华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61%,达到50043人,华族在当时的社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1877年大清朝设立驻新加坡领事之时,英国当局亦在新加坡设置华民保卫司,专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意在与清朝领事争夺华人,时人记载:“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物,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1]
在中国明清时期,世界地理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都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因而有了“北洋”、“南洋”、“西洋”之分,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那时华侨到东南亚一带谋生被称为“下南洋”。
华工大规模出国是晚清中外交涉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多数的契约华工是被诱骗到国外的,因此对诱骗拐卖华工的不法之徒的惩治一度引人注目,成为清政府侨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法律及实践中,清朝政府对此态度及其演变,对了解清末侨务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清代的华人出国,直到1860年为止都属于非法行为,自从清朝立国开始,各种法律、法令都严禁当时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否则将之视为“天朝弃民”。
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以《明律》为范本编写了《大清律》,并将之颁布通行全国,其中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惧以通贼论处,斩。”[2]
清朝和明初的形势类似,统治者都面临着沿海大量人民逃散的局面,而清政府的情况较为严峻,他们还需要应付平定南明小朝廷与郑成功长期的抗清斗争。在双方数十年的武装对峙时期,清政府执行了严格的禁海政策,以严刑峻法阻止人民出洋,无论其出于何种原因,从事何种事业。
身着清朝官服的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左二)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皇朝开始从惨痛教训中苏醒,当政者渐渐地改变天朝大国、故步自封的世界观。此外,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从清政府手里勒索到了一系列殖民特权,使中外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由于1807至1848年,英法先后在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禁止贩运黑奴,引起劳动力一度极端缺乏,他们争相向印度和中国寻找劳动力供应。
英国人戴维逊目睹了这个时期,华人移入新加坡的情形,说每年运来的华人移民为6000至8000人,其中99%除了随身穿的衣物外,一无所有。[3]
但是,这些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的“过番客”,在原本蛮荒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后,其后的下南洋者不仅仅是去当劳工,也有不少主动去创业或淘金,当中不少成为当地的富豪,更有甚者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牛车水旧照。
今天,当你漫步于牛车水的街头,几乎可以看到当年华人下南洋时留下的奋斗足迹,在当今中国和新加坡的交往合作中,这里林立的华人商会、宗乡会馆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早期的新加坡并不像一些人认为,是一个落后及与中国没有正式往来的地方。除了外出打拼的福建、潮州、广东过番客,到访新加坡的清朝政府官员也有很多,当中更不乏威名显赫的达官贵人。
清朝官员访问新加坡
访客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应属末代皇帝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此行是因为义和团闹事,导致德国驻北京大使被杀害,所以必须到德国代表清廷向德国皇帝道歉,在赴欧途中经过新加坡。[4]
醇亲王载沣
正史中所载,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7月31日下午,时任清朝驻新总领事罗中尧、海峡殖民地副总督和本地多名华绅登船拜谒。这些登船的华绅共有大约30人,他们身穿清朝官服,见到醇亲王时都跪倒叩拜,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5]
醇亲王一行人前往同济医院参观,并受到本地先贤林文庆、宋旺相等献上颂词,他之后也到了李清渊的振裕园游览,到夜晚才回到船上,隔天清晨续程前往德国。醇亲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到访新加坡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地方,这个举动对当时的华人来说是非常特别的,虽说在他之前也有别的清廷官员来过,但醇亲王的角色更接近清政府的权力核心,这种象征让海外华人越发觉得自己的重要,也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可以激发华人的爱国之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德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已高龄七十多岁的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途中也在新加坡留下了足迹。作为朝廷重臣,李鸿章所到之处自然备受尊重,连英国方面也特别指示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抵新之时,鸣炮十九响以示尊敬。[6]
同济医院旧照
在李鸿章还未到达新加坡的前几天,本地华文报章已事先发布消息,而且领事馆也将码头的布置及相关人员安置妥当,务必让他能感觉到被尊重。
当李鸿章终于在4月7日凌晨抵达时,受到众华人的热烈欢迎,清廷驻新总领事张振勋、华民政务司、日本领事及多著名华族绅商登船谒见,随后同李鸿章等人登岸。当时码头上挤满人群,大家争睹李鸿章的风采。[7]
据《新加坡华人通史》记载,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下南洋时,不仅沿途受到海外华裔热情接待,就是当时的殖民地驻新总督也设宴接风,本地不少先贤如陈金钟、林文庆、佘连城等都是座上客。
清政府在新设立领事馆
随着清朝海外移民持续大增,在东南亚具有较大经济实力,引起了清政府重视,所以当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倡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时,朝廷并没有异议。
如本文之前说过的,于是1877年,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成立,还“兼辖海门等处交涉事务”(“海门”指是指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从此至1911年清皇朝倒台为止,一共有11名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及总领事。首位驻新专业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他之前在驻英使馆担任翻译官。
左秉隆到任后大力推广中华文化,积极办教育,掀起了兴学之风,还把自己一部分的薪水捐作奖学金鼓励莘莘学子。他先后两度受委为驻新总领事,前后在新加坡待过13年。
首位驻新专业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
不过早在清廷于新加坡正式设立领事馆之前,本地广东帮侨领胡亚基受委担任领事。胡亚基15岁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在其父创办的黄埔公司工作,人称黄埔先生,今天惹兰勿刹一带的黄浦区地名由此而来。
由此可见,清朝与新加坡的关系并非如网民所说的“始于孙中山”为筹募革命经费的时代,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在此很早之前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地著名历史学者,也是《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先生在《导论》中说:“从清廷驻新领事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本地华族社会都有深度参与”,因此新华历史脉络与清史不仅有交织,甚至还有很多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新中两国在2015年庆祝建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那年11月7日到访我国,并受到了我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与民众热情的欢迎,两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篇章。
一转眼,新中两国在今年庆祝建交30周年。
注释:
[1](见李锺珏《新加坡风土记》)
[2]《大清律例全纂》,卷二〇
[3]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Harvard Univ.Press, p54, 1974
[4]《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第九十七页
[5]《叻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版
[6] 崔贵强,《晚清官吏访问新加坡》
[7]《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第九十六页
关于作者
沈斯涵,80后,生于新加坡,曾任新加坡新传媒中文新闻与时事组《焦点》节目编导、新加坡《联合晚报》意外组记者、电台883中文新闻主任。闲暇时陶醉在明清历史的残垣败瓦堆中,工作时与方块文字早晚作伴。2012年创立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并担任会长至今。2015年出版诗集《睹物斯人》。
其他社团职务: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新加坡五月诗社总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南洋沈氏公会青年团兼会员股主任、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受邀理事、新加坡全真教化协会执委、新加坡教育部属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属下中文读书会委员会委员、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属下刊物出版咨询团成员。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 一个以研究清朝历史为学习目的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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