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美国的有钱人如何防范新冠病毒?

“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

美国一些专业人士至今也许仍不建议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佩戴口罩。但一些明星比较谨慎。《纽约时报》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富人是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不认识国界或者社会地位界限。但不等于社会地位界限不存在。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在她的Instagram账号上贴了一张照片，说她在坐飞机去巴黎参加时装周，她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她说她已经在电影里经历过这些了，要注意安全。她2011出演了疾病惊悚片《传染病》。”帕特洛戴的不是一般的比较便宜的一次性口罩，她戴的是瑞典Airinum公司出品的豪华“都市空气口罩”，有五层过滤以及超级光滑、对皮肤友好的抛光，售价69到99美元，是网红口罩，官网4月前都买不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商店也卖光了。

格温妮丝·帕特洛 《传染病》剧照

在格林威治村的Bigelow药店，能够过滤病毒的N95口罩几周前就卖光了，等待到货的有300人。药店工作人员说，平时他们的顾客中有许多名人，但都比较低调。现在，有些人会甩出一些名人的名字，希望能买到口罩，比如说自己的老板是谁，但他们不以为意。

英国的剑桥口罩公司声称他们的产品使用了微粒滤层和军用级的碳，售价30美元，需求量激增了二三十倍。为了把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富人不计成本。商务人士放弃了头等舱，改乘私人飞机。乘飞机到处旅行的人把目的地改成了更加与世隔绝的地方。

有钱的顾客向各种礼宾医生或者贵宾医疗服务咨询。他们不会买超市里3.79美元一瓶的洗手液，因为有一个欧洲奢侈品品牌Byredo，生产的梨和佛手柑香味的免冲洗洗手液，售价35美元，但也已经售罄。消费者只能去试试Olika公司小鸡形状的洗手液，三瓶14.62美元。

小鸡形状的洗手液

卡达姗的朋友Huck创立的公司生产一种防灾套装也已经卖光了，套装里有一套50美元的求生工具，还有一个150美元的急救包，内含湿纸巾、洗手液、电池、手电筒等工具。

有钱人可以逃离热闹的城市，前往位于科罗拉多州山谷中的安全屋，或者爱达荷州的木屋。本来计划去意大利的游客可能会改成去地中海地区，躺在游艇上晒太阳。除此之外，他们以往可以参加的活动都没戏了，瑞士钟表展、米兰家具展、新加坡游艇展都推迟或取消了。

纽约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每年家庭会员的会员费8000美元，会员们储备了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呼吸系统药物和抗生素。印度裔设计师阿鲁瓦利亚留着大胡子，他需要戴定制的头罩，试戴时医生往里面喷薄荷油，闻不到味道，说明没有泄露。

疫情期间，更谨慎的有钱人不想乘私人飞机、坐游艇，他们需要一个地堡，那才是终极奢侈的代表，地堡装有负压系统，储备了药物、手套、口罩、氧气、食物等。硅谷一些科技精英把废弃的导弹库改建成了奢华的地堡。

XPOINT地堡官网效果图

有钱人可能确实会更加惜命。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写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盖洛普的世界调查经常发现，尽管客观的健康水平差距巨大，但贫穷国家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裕国家的不相上下。尽管有的国家经济贫弱，医疗支出微不足道，民众却对国家现有的保健医疗系统信心十足。与之相反，美国人在医疗上花钱无数，却对自己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极度缺乏信心。一项研究显示，在医疗信心排名上，美国在被调查的120个国家中排名第88位，这个名次只比塞拉利昂高三个位次，比古巴、印度以及越南的位次都要低。

《逃离不平等》书封

我们都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对于自己是否健康，有时自己的感知不一定准。迪顿说，盖洛普咨询公司曾经在非洲就政府最应该关注什么展开定期调查，结果发现，健康并不是那里的人们特别重视的事项，其受关注度远不如减少贫困或者提供就业岗位等话题。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乌代布尔县，虽然人们都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这一点和财富、房产或消费品截然不同。”

迪顿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不一定人民健康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这也需要相应的民生意识。“当中国政府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所有的资源就从其他地方转移集中到创造财富这个目标上。公共卫生和健康医疗上的资源投入也在被转移的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原本从事蚊虫防控的人也因此转身为农民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但在此之前，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确实投入了巨力。一位英国医生把他1950~1960年这段时期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写成了书，书的名字就叫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但是在推行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减弱至几近于无。”

迪顿的说法也许不完全准确。数据显示，改革30年来，我们的卫生总费用上涨了130多倍，卫生总费用支出绝对值是增长的，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5%，没有达到世卫组织达到5%的要求。1978年至1990年代初，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3.16%到6%），但从1994年开始不断下降，自2003年SARS爆发后才略有回升，但增速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