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兆才施压无果，足协申诉无实用，u23恐遭致追罚！

记者崔宇、刘翔宇报道

U23亚洲杯中卡之战，当值主裁判、伊朗人法加尼的执法，引发了中方强烈不满，赛后第一时间写了申诉函，希望亚足联就裁判的判罚尺度不一做出解释。

但据了解，这样的申述并不会起到太大的实际作用，因为结果无法改变，亚足联也未必会认错，而且，部分中国U23球员赛后围堵裁判及部分官员的言辞，可能招致亚足联的追罚。此外，比赛中球迷将大量坐垫抛至场内的行为也可能受到亚足联的相关处罚。

中卡之战，东道主1比3输球出局，法加尼的执法引发了中方不满。比赛第41分钟，当法加尼再次向何超出示黄牌，将其罚下，而这次判罚，成了比赛的转折点。主席台上的杜兆才，看到裁判向何超出示红牌时，一下子站了起来，面容凝重。

中场休息时，杜兆才在翻译的陪同下，直接与亚足联裁委会副主席，卡塔尔人哈尼进行了交流。交流的过程中，杜兆才不断摊手，表示抗议。而哈尼给出的回应，显然没有办法让杜兆才满意，两人沟通了七八分钟后，杜兆才转身离去。

终场结束后，杜兆才再一次与亚足联官员进行交流，只是，这一次双方交流的时间明显比上一次要短，而且气氛似乎也缓和了许多——结果尘埃落定，无法更改。

赛后第一时间，领队刘殿秋就写了一份申诉函，对法加尼的判罚提出质疑，当晚，中国足协又责成专人拟定了一份更详细的官方申诉函，内附具体质疑的争议判罚案例及相关图像证据材料。

不过，圈内裁判权威人士认为，法加尼的整体判罚，并没有明显的错判漏判，只能认定其“偏哨”，加上伊朗人是亚足联近些年重点培养的明星裁判，很难将其“扳倒”。他是2016年亚洲金哨；去年亚冠，他是执法第二多的裁判，亚足联成立裁判学院，法加尼和伊尔马托夫等一起受邀出席；目前，他已确定执法俄罗斯世界杯，今年的亚冠，他将执法全北首轮比赛。

事实上，中方的申诉重点应在比赛官员的安排上，因为中卡之战的裁判监督，是来自乌兹的法哈德·阿普杜拉耶夫，出生于1975年的他，也曾是一名裁判。

裁判监督职责很简单，就是评估裁判，但权力很大，裁判做的好的和不好的地方，如何改进和提高，最关键的，是他要给当值裁判打分，高或低，都是他说了算。虽然比赛监督负责裁判在赛区的管理，但涉及具体业务，他是不管的。

某种程度上，裁判监督，直接决定裁判的“前途”，换到中卡之战，也就是说，乌兹人“裁判”法哈尼，而乌兹队和中国竞争出线名额，按照国际足联的“回避原则”，这一安排无疑是欠妥当的。

目前不清楚的是，为何中方没有在赛前的联席会上，对此安排向来自印尼的比赛监督沙普塔拉提出抗议，也许在中方看来，这无足轻重——4年前的缅甸亚青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vs越南，但最初拟定的裁判组，居然来自和中国竞争的日韩，中方抗议，最终，亚足联更换了裁判。

申诉可能无果，且比赛无法改变，要命的是，中国U23包括官员在内，因为赛后的言行，有被追加处罚的可能。输球后，多名中国U23球员围堵裁判组，讨要说法，部分球员，虽然没有身体冲撞裁判的行为，但却用手指指点点，有可能被亚足联纪律委员会起诉。

涉及的条款，按照《亚足联纪律准则2017》（以下简称《准则》），可能是第53条和第60条，不过，两者处罚力度相差甚远。第53条为“球队行为不当”，第60条为“威胁”。所谓“行为不当”，就是多名队员或者官员威胁或者骚扰比赛官员或其他人；“威胁”，则是使用暴力或恐吓逼迫比赛官员采取某种行为或用其他手段妨碍比赛官员的自由活动。

首先，部分中国球员的行为，肯定是违反了第53条，现在要看的是，是否被认定同时违反了第60条，如果是，那么麻烦大了，因为违反第53条，处罚也就是罚款6000美金，而如果是第60条，除了罚款2000美金，还要停赛2场。

如何认定？看证据，按照《准则》第98条，首要的证据，是比赛官员的报告，也就是裁判、助理裁判、比赛监督以及裁判监督的报告，而如果报告内容存在冲突，有不一致的地方，按照《准则》第102条，球场内的，以裁判报告为准，球场外的，以比赛监督报告为准。

也就是说，中国球员行为的性质，某种程度上，是法加尼报告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当被中国球员围堵的时候，法加尼并未出牌，不过，他还是用笔进行了记录。

而中国队领队刘殿秋，赛后在混采区接受采访时，难掩愤怒，他说了3点，而第2点，“我觉得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大，似乎好像我们在和12个人战斗”以及第3点，“足球如果这么踢，我觉得亚洲足球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和前途。”

这同样可能被抓住把柄，适用的条款，是《准则》第50条，使比赛蒙羞——和去年的博阿斯一样。在2017亚冠东亚区半决赛与恒大的次回合决赛后，博阿斯炮轰当值主裁判以及亚足联，质疑其公正和独立性，结果被亚足联警告，同时罚款1.4万美金。不过，刘殿秋不是用英语说的，有可能不被追究。

不管申诉以及是否会被追罚，一个事实是，目前的“足球外交”，中国毫无话语权。

目前的亚足联，尽管主席萨尔曼力图做到东西亚平衡，但中国足球，依旧处于“失语”状态。目前的亚足联权力层，除了张剑以国际足联理事身份出任执委外，还有专职执委林晓华担任竞赛委员会副主席，法务部部长沈睿担任纪律委员会副主席，其他的都是普通委员，难言话语权。

作为赛事主办方，没有享受东道主优势，居然提前出局，而且，还是“因为”裁判因素，不能不让人慨叹，如果当初没用亚足联副主席+裁委会主席置换国际足联理事，那么，中卡之战的种种，是否还会发生？

2016年，亚足联增选理事，张剑报名参选，为了确保成功，在东亚联盟内部会议期间，中国足协同意张吉龙病休后，将其职务让给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不过，由于各种原因，选举一再延期，候选人也多次发生变化。

2017年2月，郑梦奎再次报名，最终，张剑和郑梦奎同时当选，但除了一个光杆理事，张剑没有其他职务，而郑梦奎虽然把副主席让给了新加坡人，但他却兼任了裁委会主席。

亚足联公认的两大核心部门，一个是竞赛，一个是裁判。虽然林晓华是竞赛委员会副主席，但主席是卡塔尔人，同时也是西亚区副主席穆赫纳迪；裁委会主席则是郑梦奎，副主席是卡塔尔人哈尼，他同时也是国际足联裁委会副主席，张吉龙患病未离职期间，亚足联的裁判事务，都是他在操作，绝对的实权派。

而在亚足联秘书处，目前裁判部主任是新加坡人麦丁，而国字号主任是乌兹的阿瓦斯，虽然秘书处不如当年哈曼时期权力那么大，但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无疑会有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