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治理危机，我们正进入新全球危机时代？

原作者丨沈联涛

译者丨伊文

2019年底爆发的疫情在全球的迅速传播，显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全球危机时代。在过去的两个十年里，我们经历过两次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而这些不过是历史重要转折的前奏。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恐惧通胀的同时害怕通缩；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迎来始料未及的繁荣；在资源枯竭的同时科技突飞猛进。

近日，《十年轮回》典藏版第四次再版，作者沈联涛

（Andrew Sheng）

始终在关注新全球危机的成因与演变。沈联涛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曾任前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师、助理行长，世界银行高级经理等。他的这本书从历史、宏观、微观三个层面，剖析了导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种种原因，以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家传统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经济走势的亚洲视角，深刻揭示了危机背后的一些结构性、长期性和制度性成因。

说到底，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而百年未见的疫情危机表明，大历史还在演变。

下文为《十年轮回（典藏版）》自序，写于2020年3月，由上海三联书店授权转载。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典藏版），[马来西亚] 沈联涛 著，杨宇光、刘敬国 译，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叫《十年轮回》的书是我2009年写的。十多年过去了，我曾想过要续写一本，但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我很难跟上它的步伐，理解历史正在展开的方式。在2013年本书第二版时，我问，2009年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的结论是一切都变了。尤其是2019年底爆发的疫情在全球的迅速传播，显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全球危机时代。

一

在这些变化背后，反映出哪些迥然不同的大趋势呢？2007~2008年的危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爆发的，但在2007~2008年后，因为中央银行发明了量化宽松，并没有再发生金融危机。取而代之爆发的是政治危机，以2016年6月英国脱欧和2016年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为起点。2019/20的疫情则是气候变暖、人口密集制造出来的病毒演变，全面影响了生命、生产、消费、收入、市场/政府间复杂且相互纠缠的关系。这次疫情危机的速度之快，影响之深、之复杂，规模与范围之大，完全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可以说是百年未见的大危机。

在中国的大历史中，遭遇过数不清的疫情、天灾、人祸。但地大物博的美国，历史只有短短的244年。除了1861~1865年的内战，美国几乎没感受过大的天灾，也没有外敌入侵，所以它的范式忽略了疫情的危机。在欧洲历史上，15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已提到疫情和领导智慧的问题：“某种一开始容易治愈但难于诊断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因为起初没有被认真对待，而变得容易诊断但难于治愈。一国的事情也是如此。在疾病开始传播之初就有清醒的认识

（这是谨慎的统治者的天赋）

，这能很快地治愈疾病。但如果没有认识到疾病的危害，任其扩散到人尽皆知，那就不再有治愈的可能了。”美国领导人对疫情危险性的轻视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损失。2020年3月10日，尽管美联储非常规减息150点，也没有止住美国股市的持续暴跌——不到几周的时间，股指连跌32%，比2008年和1929年还快。3月27日，美国通过两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较2008年超出了两倍多。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又将来临。

二

2010年，我有幸受邀担任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创会理事，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在我做负责人的三年中，我的经历延伸扩展到了全球供应链、商业模式、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和地缘政治等领域。这让我认识到我原来局限于金融和中央银行的视角是多么狭窄。

2012年，我参加了由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组织的柏林会议，主题为“消失的范式”。与会的300多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系统分析师和生态学家都在反思不平等、失业、气候变化和全球性金融混乱带来的对经济和政治理论的挑战。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新古典思维的旧范式已经被打破，但对什么能取代它，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

沈联涛（Andrew Sheng），现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布里斯托大学荣誉副校监。

曾任，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1993—1998年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自2003年以来担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2013年3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将欧洲危机归因于四大问题——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才。2007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暴露出现有分析框架的缺点。学科领域越分越细越分越专，而世界变得如此复杂，任何简单的理论综合都无法解释科技发展、人口迁徙、环境变化和社会转型的复杂范式。说白了，我们不可以用19世纪的眼睛去看21世纪的演变。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挑战了西方演绎和归纳的逻辑传统。东方思维是溯因推理，从实用主义出发，去“推测”即将发生什么。如果知道原则

（规则）

和原因，演绎法能让我们预测出结果，如果知道原因和结果，归纳法能让我们推断出原则。而溯因推理是务实的，只看结果，推测出规则，找出原因。

从18世纪起，自由市场思维是由迁居新大陆并建立了殖民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英美帝国）

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幸运的个体于是假设消费没有限制。欧洲大陆的思维受人口集聚、需要社会秩序之困，强调政治经济的制度分析。19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受了牛顿和笛卡尔物理学的影响，从定性分析走向了对人类行为的“定量”，前提假设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预定的“均衡”思维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政策瘫痪，直到凯恩斯提出用政府干预来处置失业和产出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了英帝国，美元变成了全球主要货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推广至全球并称霸世界。

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一般均衡学派抓住凯恩斯学派的实体部门模型的漏洞——因为假设“金融是一层面纱”忽视了金融的不稳定作用。明斯基试图纠正，但几乎被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忽略了，向市场自由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的运动如火如荼。

在21世纪的头十年，科技发展、人口迁徙和全球化带来了大量新挑战。不仅发达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在过度消费，70亿人口中也有40亿开始步入中产，对全球资源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并产生了气候变暖和生态可持续性的问题。苏联的崩溃，中国、印度、中东的崛起给美国的霸主地位带来新威胁。

应对这些重大的系统性变化，面对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融入现代世界，我们需要新的思考范式。不仅西方的观念要改，东方亦然。

三

1987年，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世界步入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在内外压力下需要对自己进行重建，用一套基于商业规则的新治理模式取代根植于农业经验的治理模式……这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过程会影响顶层和底层，不可避免要修复其间的制度联接。其间常常会发生彻底的破坏，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黄仁宇，China: A Macro History, ME Sharpe, New York, 1987, 1997 Preface to the 1997 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 p.xiii. 中文繁体版：《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1993年。）

用这个大历史的框架来看，今天日本的通缩问题、欧洲的债务问题甚至阿拉伯之春的问题，都是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是在新的多极化全球体系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系统的过程中出现的。

我们正在同时见证全球融合

（国家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和国家内收入、财富和知识的差距显著扩大。当20世纪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预见性地指出：“社会安全和公平需要集权的政府控制，这会必然延伸到创建世界政府。相反，社会进步需要的是个人积极性的最大发挥，这是与社会制度相容的。”

（Russell (1949), p.81.）

即便中央银行竭力通过给市场注入充足的流动性来维持稳定，即便给实体部门的信贷在缩水，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正在发生。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恐惧通胀的同时害怕通缩；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迎来始料未及的繁荣；在资源枯竭的同时科技突飞猛进。

范式的真正失败在于，现有的政治体系承诺了良好的就业、可靠的治理、可持续的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却丝毫不提代价。于是，自私的免费搭车者们

（个人、国家和全球的各层面）

戏仿出这样的天堂，只能靠牺牲自然和社会环境来买单。我们不能通过创造货币永远推迟结构性调整的痛苦。系统只有在“有者”愿意为“无者”牺牲时才能达到稳定。

2015年，在参加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无界研究院组织的会议后，我开始研究复杂性理论。对欧洲人来说，无界研究院的诞生类似于圣菲研究所

（Santa Fe Institute）

，圣菲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所，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集合在一起。无界会议将我的学术视野扩展到了物理、哲学、国际关系甚至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让我的阅读日益宽泛，并与不同的智库和领域里的顶级专家不断交流。这些新思维的探索在我给《财经》《财新》和报业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的文章中已有所体现。这段生命旅程让我认识到，我们需要用21世纪的透镜来观察21 世纪的问题。

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所。

在无界组织的第一场东西对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西方和中国的思维方式存在根本差异。在过去的两年中，当我作为一个门外汉越来越多地了解了量子思维时，我才渐渐认识到，从《易经》

（约公元前1046年）

到量子技术的兴起到21世纪的科技，中国思维已经绕了一个圈。

因此，我的下一部书将讲述系统性变化是如何在系统性变化中发生的。我们生活于系统世界中的某个系统，在微观层面是原子和亚原子的互动和变化，在宏观层面则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该书将简要回顾中国和西方哲学的大历史，看看它们是如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但真正的大历史是——只有一种人类的文明，不过有很多的分支。人类因为观点不同而冲突，其间可能产生新的思维和合作方法，也可能对抗。

我的工作生涯大多在与金融、中央银行和经济政策

（包括治理）

打交道。当我年纪渐长时才意识到，金融显然是个太狭窄的领域。西方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办法通常是把它拆解，并深入研究这些被拆解的部分。于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科，每个学科都是一口深井，对整体缺乏认知。有太多的学科领域变成了盲人摸象，没人看到整头大象。没人能够学到足够多的知识，把握整体的复杂性。

人类是靠易于理解的简单故事或寓言来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真理事实上从不简单，但较之很复杂和狭窄的视角，它至少可以连贯地讲述历史发展的模式，也更有说服力。

生命像一根根织成布的丝线，也像从冰粒到蒸汽间任何状态的水。当下的多数现代史从地球的起源开始讲起，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只想将人类的竞争故事织进不同文明对于自然、人际关系、治理、货币、知识和技术的思考中。不管政治家告诉你什么，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和文明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与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就我而言，我是一个金融专家，到后来才猛然惊醒——我们要更广泛、更深入也更长期

（用历史）

地去看生命的“道”，看它是如何通过不同力量的互动形成的。这里所说的“道”并不是那个永恒的“道”。大历史需要依据才有说服力。科学的功能是解释、预测和监控人们生活其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21世纪的大历史应该用新的科学技术范式来把故事讲好。这就是新时代的大挑战。

我希望以上介绍能让读者感到，我们迫切需要为大变革时代做好准备，我们每个人都在其间，如果不能有所贡献，也不得不承受变革的痛苦。过去两个十年的金融危机不过是历史重要转折的前奏。百年未见的疫情危机显示大历史还在演变。应对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地图。是抛弃老地图的时候了。

原作者丨沈联涛 译者丨伊文

摘编丨董牧孜 校对丨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