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温州炒房团”，到底有多牛？

温州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很多人只知道温州人擅于经商，号称是东方的犹太人，却不知道他们财富背后的密码。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宁波、温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这一政策让温州人的致富基因被彻底激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亚转移，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迅速崛起，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这让距离他们很近的温州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机会。1976年，温州开始有了成气候的走私生意。那时候往返于各大港口的温州渔船，不是有夹层，就是有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走私货都是从温州进来，走私来的货要有据点才能存放、交易，温州人就开始沿河铺路，建起一个个走私厂，就这样靠着走私生意，一部分温州人积累了灰色财富，还有一部分温州人下海偷渡、漂洋过海到国外淘金，成为了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这是温州人财富的起点。

80年代初在设立为开放港口后，温州开始正式试水市场经济，当地人大多放弃走私行上了正道来做生意。当时中国人的物质需求逐年上升，而日常所需的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一直供不应求。于是，温州人纷纷自建家庭作坊，全家上阵生产这些小商品，然后通过供销体系迅速推向全国，很快便造就出了第一批万元户。一时间，从家庭到同乡，脱胎于宗族文化强纽带关系的温州商人，在经商这件事上，形成了一家带动另一家的裂变反应。到了一九八二年，温州出现了创业小高潮，全市个体工商企业超过十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数以万计的购销员奔波全国，温州也因此诞生了各种行业标兵。比如同一时期的线圈大王郑祥青、木鹿大王叶剑华、罗斯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不清、合同大王李方平、电气大王正源中、救坏大王王卖签，这些人加上电击大王胡金莲，合称为八大王。

同时，趁着温州个体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出台了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和办企业等举措的政策，这一举动被视作中国农村改革的风向标。当年，温州全市有八十多万的农村劳动力转向了民营经济，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模式迅速引起了全国瞩目，瞬间使得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温州热。为了贯彻先富带动后富，1986年国家将温州列为实验区，让其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时期的温州人胆子大、步伐宽，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于是他们就集资筹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后来发展成了龙港区。

当时国家的交通建设远没有今天这般发达，奔走全国各地经商的温州人逢年过节很不方便，于是他们就包下飞机开辟航线，因而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也就是今天吉祥航空的前身。那个年头的国有银行贷款难度高、流程长，温州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后来遭到国有银行的抗议，而被迫转做地下钱庄，使得温州的民间资本在当时难以遏制。可以说九十年代之前，在国家投资匮乏、国有经济较弱的情况下，温州就已经靠着民间的力量成为了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焦点。1992年南方谈话后，温州迎来了第二波创业热潮，使得这座城市跟更多的财富捆绑得更紧了。由于有活跃的民营经济和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做支撑，之后几年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和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商品市场。温州人开的家庭式作坊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朝现代化公司转型，大家所熟知的红蜻蜓、森马和报喜鸟便是这一时期诞生的民企。市场经济的活络让温州的GDP也从1978年的13亿飞速发展到了2000年的822亿，排到了浙江第三位。

很快，不甘心安于现状的温州人又大举进军了电器和汽摩产业，2001年中国电器之都在温州岳青柳市镇挂牌。同年9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协会又授予了温州市中国鞋都的荣誉称号。两年后，温州又将中国汽摩配之都的头衔给收入囊中。很快，腾飞的温州还引来了英国BBC拍摄纪录片《通往财富之路发现商机》，让这座东南沿海城市一时间风光无限。然而鲜花与掌声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危机，早先，温州人靠着敢闯敢拼的劲头以及同乡之间的扶持，通过粗放式的发展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但跟风式的生意在温州逐渐产生了同质化的竞争和无底线的价格战。外加上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趋于升级对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深陷价格战和恶性竞争的温州制造业苦不堪言。应对消费升级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加强企业管理来提升产品质量，但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温州企业并不具备升级产业的条件，1998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令寒风中的温州人瑟瑟发抖。

有危机便意味着有转机，没料想98年那次空前的金融风暴反而成为了温州换赛道成功转型产业的契机。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长尾效应，国家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的建设，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的新体制，这意味着房地产正式进入到了市场化的阶段。在取消福利分房的同时，上头在金融政策方面也同步跟进，全面执行贷款买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二十年，以及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房价的百分之七十的金融新政。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激活，让嗅到商机的温州人迅速涌入楼市。遇到这样的时候，别的地方人要么先观望，要么最多贷款买上个一两套来试试水，然而一向以胆大、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可不这干。他们一窝蜂地涌入温州本地的楼市，几乎都是整栋整层甚至整个小区的买，亲朋好友集资自付30%，大头则由银行贷款承担。仅过了四五个月，温州城区的房价普遍涨了三分之一左右，这无疑是天降横财。

房地产的巨额利润深深刺激了对财富渴求无比的温州人，许多企业家、个体户将工厂、品牌抵押往银行贷款，没钱的则纷纷找地下钱庄借高利贷，一时间大量资金杀入了房地产。而在本地炒房赚到爆的温州人，自然不愿只固守老巢，拿出他们当年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冒险劲儿，纷纷组团去到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炒房。那时的报纸报道温州炒房团都是包下火车浩浩荡荡赶赴上海，在魔都每天几十上百套的买。01年上海很多地方的房价才三四千，两年后便被温州人炒到了近2万。温州炒房团基本以短线投资为主，买进、卖出、套现，再买进、再卖出成了温州人炒房无往不利的法宝，而商铺、高档公寓和别墅这档溢价能力强的地产是他们的首选。当年有媒体报道，某温州炒房客以一百二十万元的首付在上海狂买二十套公寓，每套约二十平米，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三千元的租金抵扣按揭，每个月还能净赚两万，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他再将房子全部脱手赚得盆满钵满。当时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温州房东腰挂六七十把钥匙，每天的工作就是收租以及和炒房同乡聊房价走势，见好就全部出手套现，再去别的楼盘买几十套，往复循环财富像滚雪球般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