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大学入学人数设定硬性目标是否有意义？

　新加坡管理大学毕业生毕业典礼，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乙康曾表示，如2012年预计的，（新加坡）大学入学率将有效提高到50%。但他也强调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不同入学途径的可行性。

　　海峡时报资深教育记者Sandra Davie与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讨论了为大学入学人数设定硬性目标是否有意义。

　　今年，新加坡政府将实现其在2012年承诺的大学40%的队列参与率(CPR)（译者按 – 这里指当年大学入学率）。这意味着，在一个年龄组中，每10个人中就有4个人会去本地6所公立大学中的一所攻读本科学位。

　　明年会发生什么？尽管现在有更多的新加坡人渴望上大学，并将学位视为就业的最低要求，但这一比例会被限制在40%以内吗？

　　据立思辰留学介绍，王乙康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根据2012年的计划，大学入学率将提高到50%。不过，新增的名额是为那些想要获得更高学历的成熟学习者准备的。而且他们不一定要走传统的四年制学位课程之路。他们可以通过非全日制学习或 SkillsFuture 计划下的半工半读途径获取学位。但展望未来，王部长表示，设定硬性的大学入学率目标，可能不再有意义。 “我们未来的重点必须是如何进步，有哪些途径可以让人们在与行业保持联系的同时尽可能（让职业之路）走得更远。如果你到了某个阶段，渴望获得一个学位，或者获得与之相当的学术肯定，那就顺其自然吧。”你会有不同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

　　他强调，新加坡人必须改变“先期教育”的观念——即在进入社会工作前完成所有学业。工作趋势将要求教育是终身的，并与工作相结合。

　　他接着详细阐述了高等教育格局将如何转变：

　　Q:您认为高等教育的格局必须演变才能与时俱进吗?

　　A:一些传统的鸿沟必须被打破—— 一个是在学习和工作之间。你现在必须把学习和工作穿插在一起。另一个是介于技术和软技能之间。我们过去常常预先学习大量的技术知识和内容。今天，我们来谈谈发展软技能的重要性。这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毕业时没有特别深厚的技术知识，但却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和获得软技能。但他之后总是可以回去加深他的技术技能。

　　界限变得模糊的另一个领域是学术学习和工作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候，大学和政府（特别是军方）取得了很多科学突破。但是今天，这些突破也来自行业。因此，知识和学习不再是大学的专利，而在工作中学习同样有价值。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各种融合。

　　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变化如此之快，世界是如此之大，您需要学习技术技能，再加上关键的软技能，还需要跨文化接触当今世界的繁荣。

　　因此，要保持适应和发展，就必须接受终身学习。许多职业的旧假设是，您必须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才能看透自己的职业，（这种观念）将不得不改变。这也意味着，你不必投资“先期教育”太多。

　　Q:教育部如何鼓励学生终身学习，而不必在他们工作前 “先期” 完成所有的教育?

　　A:大学需要发展。我们的大学现在允许学生利用“空档年” 追求其他兴趣，比如创业。大学也使人们边工作边学习变得比较容易。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将每一名学生的入学时间都视为20年，而不仅仅是3年或4年。这有助于学生们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发展事业。新加坡管理大学学院(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Academy)提供可叠加的课程模块，学生们可以先获得研究生证书，继而获得研究生文凭，甚至最后获得硕士学位。

　　Q:当政府宣布将大学入学率提高到40%时，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毕业生失业。但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一直不错。您能谈谈过去八年大学的扩招吗？

　　A:大学入学率从2012年的27%上升到今年的40%。

　　我们开辟了不同的升学途径，如主要通过新加坡理工大学(SIT)和新跃社科大学（SUSS)提供的应用学位。在一些领域，如幼儿教育和护理，我们开设了学位课程途径，让已经很熟练专业人士达到更高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专业人士的进修提高了大学入学率。毕业生的失业率很低，因为他们接受的大部分教育仍然与行业相关。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升学途径的价值。我认为引领变革的应该是社会心态，而不是政策。

　　Q:招聘时，学历仍然是雇主最看重的因素。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带头吗?

　　A:以理工学院毕业生为例吧。当他们步入职场时，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约为2400至2600新币。但是理工学院毕业生占据了应届毕业生人数的一半，所以不可能每个人的薪水都差不多。另一个例子是，在大学毕业生中，IT 毕业生一般起薪更高 –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梯度。

　　因此，我确实希望看到变化——招聘更加注重能力。在过去，因为上大学的人相对少，被大学录取表明你通过了筛选系统，你很优秀，所以我将聘用你。那时只有20%的学生上了大学，但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50%，雇主必须转向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聘用那个人是因为他们能胜任这份工作。

　　人们总是觉得，如果公共部门不做出表率，那么私企就不应该这样做。我并不这么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改变。此外，公共部门也不是一成不变。我看到一些机构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以新加坡民航管理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为例。不管你是理工学院毕业生还是大学毕业生，一旦被评估并发现你具备了工作所需的技能，你就会被分在相同的工作等级，得到相同的薪水。我希望教育部也能改变我们招聘毕业生的方式——工作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工作应该根据所需技能的稀缺性和价值作为招聘标准。

　　Q:您认为其他的高等教育模式，比如“编程学校”，会在这里扎根吗?

　　A:我自己的感觉是，像所有行业一样，教育也正在被颠覆。当你不再适应和改变时，你就会被打乱。我们已经在其他国家看到了这种情况--那些对大学感到失望的行业用自己的钱来支持能够产生他们需要的人才的替代途径。戴森工程与技术学院(Dyso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inerva)和 Holberton 编程学院都是这种趋势的表现。而如果我们提供这些选择，我更愿意通过现有的机构来完成。

　　Q:您曾在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和各所大学推动以能力测试(aptitude-based)为基础的招生工作。有些人质疑我们是否正在远离精英体系。您怎么看?

　　A:如果每届学生都有50%的人上大学，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能力进行评估，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评估必须更全面。

　　“基于能力测试的录取评估”，引起了很多思考 – 甚至这个名字都引发了讨论。早期的一个提议是称之为“全面评估”，但我们不想给人一种平权行动的印象。我们想要更纯粹的东西，也能反映我们的意图。基于能力的录取也会考虑学生的热情、兴趣和优势。学习成绩也可以是能力倾向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也会考虑这一点。通过以能力为基础的录取方式录取的学生表现良好。因为——如果你对某件事感兴趣，你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