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了，当年那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们，去了哪儿？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郝景芳、陈佳勇……

一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们

他们去了哪儿？

他们的人生如何分流？

△韩寒（左一）、徐敏霞（前排左六）、宋静茹（前排左九）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会上领奖。

1998，是一个怎样的年份？

腾讯QQ即将诞生；快乐大本营开始贩卖快乐；新浪、搜狐、网易等名字刚为人所知。这一年，80后最大的仅18岁，最小的9岁。他们是独一代，在应试教育框架下，重复着“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的话语体系。

但有一个比赛，打破了表面的平静，犹如草地上凭空出现的一扇“任意门”，吸引了无数青少年前来探寻，青春里那些被压抑的跳跃因子，被诱惑，被激活，一发不可收拾。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郝景芳、徐敏霞、吴越、陈崇正、陈佳勇……他们小心翼翼走进这扇门，笔下流出了《杯中窥人》《悲伤逆流成河》《陶之陨》。

这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它改变，并“肆意汪洋”发展出无数可能。2017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过了19年，那些获奖者们，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文｜赵颖慧

文学星球

80后作家群，“起码，一半有新概念背景”

△2008年起，张悦然担任新概念大赛的评委。

玫红色高领毛衣，眼神定定看着前方。李其纲翻着一张张老照片，像是摩挲着一件件家传宝，指着一个女孩，一脸骄傲又神秘，“猜猜这是谁？”见我不吱声，“这是张悦然呀。”

他指着另一个穿着白色校服，圆脸女孩说，“这是吴越，照片没照全，应该还有秦雯的。”那是2001年全国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上获奖者的合照。那一年，张悦然、吴越、秦雯都是A组一等奖获得者。

过去1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诞生了许多的一等奖，但并非每个人都坚持走了文学这条路。然而，这三个女孩却从来没有离开文学太远。

实际上，获奖后的张悦然，也曾轻微偏离了文学的母星。她考取了山东大学，不久后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电子计算机。大学毕业后的吴越，当了记者，从上海市新闻奖到中国新闻奖都已拿遍，成为《文汇报》最年轻的首席记者。

然而，文学依然像一根磁铁，她们终究回归。在新加坡学计算机的张悦然，写出了《葵花走失在1890》，当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有才情的青年作家，一直写到今天。记者吴越，放弃了十年的积累，走进了《收获》杂志，成为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离文学更近了一步。秦雯的经历比较直接。她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编剧工作，《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辣妈正传》都出自她手下。

15年后，当年那些十七八岁的少女，早已褪去稚气，出落得优雅稳重，进入而立之年。

△《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读者见面会（左起：李其纲、张悦然、吴越、秦雯）。

8月17日，上海书展现场，张悦然留着中长发，穿着一身黑白搭配的裙装，吴越扎了一个低低的马尾，涂了淡口红，秦雯留着利落的短卷发，穿着一件大红上衣，出现在读者面前。

我向她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与十多年前那个青涩少女相比，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吴越分享了一个细节。“2014年左右，我梦见在上海作协花园里，围墙背后是一片长江口，有大片辽阔水域，我能看见水草，听见野鸭子的声音，有清新的江风吹过来……梦醒后，我感觉很美，美了很久，放空了很久。之后，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收获》杂志。”

秦雯的最大改变“是表达的勇气和对于别人看待你的勇气”，“刚开始写的时候，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东西。写剧本已经八九年，我开始突然明白该怎么写了，突然有一片很开阔的天地给你了。现在，我不太介意别人怎么看待，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张悦然觉得，“最初一段时期，有特别强烈的表达欲，会非常自然、随意写作。2006年后产生一些转变，需要更多思考，更慢一点。现在写下的每个字里都包含每天或此刻的我。”李其纲说，“在80后作家群，起码的，应该有一半有新概念背景。”

△郝景芳

在文学的领域里，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最近凭借《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的郝景芳，她也曾是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李其纲说，“当年，这个女孩就表现出很不一样的特质。 ”

商业帝国

“在商业上他太成功了，他在影响一代人”

△郭敬明（前排左二）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上领奖。

对新概念作家群而言，“经商的人中，最厉害的肯定是郭敬明。”李其纲说完哈哈一笑。他在自己写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中，翻出一张2001年的老照片，指着一个瘦小、套在宽大衣服里，蒙眬看着镜头的孩子说，“这就是四姑娘，小四。”

那一年，他18岁。15年后，当年“睡眼蒙眬”的男孩，已是一身修身的Prada黑西装，住着沪上别墅，拍个电影票房上亿的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敬明。郭敬明是第三、第四届的参赛者。连续两届拿一等奖，他是第一人。

问及当年是否看出郭敬明的赚钱天赋，李其纲笑笑没有回答。但在2005年，李其纲筹划了“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他与郭敬明通过几次电话。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经纪人商量商量。”

再问：“你想来吗？”

“我当然想来。”

过了些日子，他们又通话。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形象设计师商量商量。”

“能来吗？”李其纲只问。

“争取来，争取来，我一定争取。能不能让形象设计师一起来哇？”

李其纲想了想，说：“不太合适吧，太特殊了。对你，对论坛都不好。”

从这些对话里，已然能看出郭敬明的不同。那一年，媒体还在称郭敬明“少年作家”，但他已开始帮陈凯歌写《无极》剧本，也坐在了一些选秀节目评委席上，毫不避讳地摆出自己的艺人身份。

△李其纲与郭敬明在千岛湖的酒店合影

那年的“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郭敬明来了，但迟到了一天。会场不大，每个名字都裹挟着钢铁洪流，如曹文轩、格非、余华、方方……

张悦然、周嘉宁她们正坐在门的左侧。他立即走向左侧，挨着她们坐下，低低叫了声：悦然姐，嘉宁姐。“郭敬明可能也感受到了右侧的压力，我知道。他们觉得，与郭敬明对话，是鸡对鸭说，双簧管对木鱼震怒。”但李其纲也有自己的想法，“文学是个林子，什么样的鸟都该有。文学中的人，不仅仅是由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等等而构成，它应该有也必然会有文学活动家乃至文学商人。”

80后文学活动家盛开也说，“郭敬明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一个概念，一个作家可以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全能策划人。我不说郭敬明在艺术上有过高的成就，但在商业上，他太成功了。他在影响一代人。”

职业人

“以文学来谋生的毕竟是少数”

△陈佳勇

商场得意者郭敬明，职场得意者有陈佳勇。“当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会主席，做到了北京华录百纳副总裁。”李其纲说。

如果2001年，用搜索引擎去搜索，众多获奖者中，被曝光最多的肯定是陈佳勇。他是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大赛史上第一个被保送北京大学的人。获奖作品《来自沈庄的报告》，被铁凝评价为“用超越作者年龄的文化批判目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的阅读视野，也拉近了我和这一代青年的距离。”

寸头、圆脸、浓眉，一副金属框眼镜，照片里的陈佳勇，夕阳照在右脸颊上，勾勒出一个沉稳的微笑。从北大毕业后，他当过记者，后任职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从电影频道营销部电视剧主管干起，直至任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起，任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李其纲转述他的话说，“新概念最初，确实引领了一大批年轻人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但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催生了一批‘畅销书作者’，这是新概念创作群体同文学商业化最早、最直接的一次冲击，对于这些‘暴得大名’的‘小朋友’而言，如何在20岁不到的年龄，妥善处理文学带来的金钱、物质、名誉甚至虚荣的‘诱惑’，着实是个难题”。

他说，“好在市场迅速地作出了反馈，让大家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发行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也并非每个人可依靠写作获得巨额的稿费版税，于是，第一次严重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获得市场认可的成功者，继续写作道路，收获美誉与追捧；一批缺乏市场积极回馈的，则回归艰苦创作之路；另一批并不十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则分流到各行各业，回归‘正常人生活’”。

对此，李其纲是赞同的，他说，“以文字来谋生的毕竟是少数。有很多孩子，爱上文学，可以一辈子不以这个为职业，但是文学会相伴他的灵魂和精神。”

对于陈佳勇而言，文学是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尤其是最近几年，日常工作压力巨大，职业身份积聚越来越浓厚，但个体身份的认知却越来越背离。当年放弃写作的初衷，是为了‘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然而，当这些实际的事情庞杂到使人‘异化’的时候，有时也会羡慕那些坚持写作、有所作为的朋友们。”

“自由者”

有人向韩寒扔矿泉水瓶，他反应平静淡然

△韩寒高二时在上海市巨鹿路《萌芽》编辑部参加活动时与李其纲合影

相比被“日常”所禁锢的人群，也有另外一种人。

“他真的是一代人的偶像，因为我觉得他很自由。”张悦然对韩寒说。

“我比较惭愧，经常有比赛，电影，出版就少了很多。”韩寒说。

这是8月17日，上海书展上，两人的对话。当天，粉丝黑压压一片，都高举手机拍照。穿着黑T恤、牛仔裤的韩寒，跷着二郎腿，露出像以前所有新闻照片中的微笑。自由，应该是伴随着韩寒一生的词。

写书，赛车，歌曲填词，发布APP阅读应用，导演《后会无期》，监制电影《沙漏》……你说，他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年庆典”舞台上，他回应了主持人这个问题，“什么都不是。”

但他也曾坦诚地说，如今的“自由”依然与新概念有关，“我现在的生活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完成的都是自己的理想，都是做自己的感兴趣的事情来养家糊口。所以我觉得已经很开心。如果不是新概念，说不定事情也会有发展，至少现在我很满意，所以应该感谢这个比赛。”

今年，韩寒34岁，已成为丈夫和父亲。他说，“我的感触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温情，尤其是有了小孩。”比如，回首看自己的杂文，现在想来这个观点在那个年代下会显得过于偏颇；再如，以前很少在上海书展看到他，但他却出席了张悦然的新书发布会，“一方面张悦然写的书是有品质的保证，另一点，还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的一种淡然。”

在8月17日活动现场，韩寒刚踏上舞台，台下便一阵骚动，一个男人忽然朝他扔出一个矿泉水瓶，大喊，“我反对你，我不喜欢你，我是一个一直反对你的人！”韩寒反应平静淡然，他说，“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一路走来，会承受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人会觉得，你背后有巨大的阴谋，有势力。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凡是你能够公开说一个人背后有阴谋，能够公开评判一个人有势力的都没有什么势力。”

可以说，李其纲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总干事，他几乎成为所有获奖者的一个连接点。于是，我问他，“这些获奖者们，进入社会，从青少年变成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年，有怎样的变化？”他想了想说，“人，进入社会时间越长，会越来越成熟，成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中性词，在社会滚的时间越长，年纪轻的时候，雄心勃勃，总是想去改造社会，到成熟了，是被这个社会所改造。”

△李其纲、徐芳（右）与韩寒（中）在那多婚礼上

“消失的人”

丁妍，你在哪里

“丁妍去哪儿了？”

“找不到了，在人群中消失了，我也在找她。”李其纲一声轻叹。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庆典时，“我还曾设想一档节目，‘寻找丁妍’。”

丁妍是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当年还在读初二的她，以一篇《东京爱情故事》征服了所有人。“这么小，写得这么好，真是太早熟了，新概念历史上最早熟的应该就是丁妍，”李其纲说，“韩寒那个时候比她还大，虽然只相差两岁，但14岁、16岁和58岁、60岁，这种相差两岁不是一个概念。”

18年过去了，通过百度关键词搜索“丁妍”，只找到一个线索。2001年，有媒体曾采访当时在建平中学读高二的她，文章评价她是一个“一直都是很低调甚至有些胆小的女孩子”。她在采访中表示，中考的巨大压力没能让她专心朝写作方面发展，“为此确实放弃了不少好机会，但不觉得可惜。我不大赞成像韩寒那样，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世俗太吃力了，你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大众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内。”

该报道显示，进入高中以后，丁妍成绩一直不错，参加了辩论队。除了出版新概念作品选，也经常有人让她写3-5万字的爱情小说，可她觉得把握不好都谢绝了。问及，后来为什么不写下去？她说，“我觉得生活经验、人生阅历还不丰富，写文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厚积方能薄发。读书、生活比写作重要。生活是否精彩是第一位的，而是否把这种精彩记录下来倒是其次的。我现在的任务是积累生活。况且我不太喜欢做引人注目的事。”

如今，她已经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像她这样，获奖后消失的算特例么？”“也有一部分。”李其纲说。

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去向（部分）

图书介绍

《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

（彩色版）

李其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