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刺杀蒋介石,宋美龄骨折,戴笠揪出一大汉奸
谋杀蒋介石的蛛丝马迹
《良友》杂志131期上,在描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时,刊载了这幅照片,图中顶部有英国国旗,后胎却已经中弹瘪掉的这辆汽车属于1937年时的英国驻华公使许阁森,本期杂志引用这幅图片,意在指责日军袭击平民和外国使节车辆。然而,这张图片背后,其实却隐藏着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
在淞沪战役期间有一个插曲,便是日本曾策划对蒋介石进行定点谋杀性袭击。
根据我方记载,这次袭击发生在8月26日。在此前一日,蒋介石计划从南京到淞沪前线视察。由于日军空袭频繁,当时国民政府方面计划让蒋介石搭乘正好也要到上海的英国公使许阁森的汽车,借助其外交身份保障安全。
即将出发时,蒋介石却改变了行程。一来是因为他的日程有变,二来则是他觉得作为一国元首,靠外国使节的车辆保障安全是一种耻辱。于是,只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她的外国秘书端纳坐进了许阁森的汽车。
然而,途中日本航空兵却不顾许阁森车顶上明显的英国国旗,执拗地对其座车进行猛烈袭击,结果造成许阁森负伤,乘车的宋美龄被迫跳车,并因此肋骨骨折,蒋介石侥幸躲过一难。
对这件惊人巨案,双方当时均讳莫如深。对日方来说,这种针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性袭击并不光彩(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盟军不曾朝日本天皇的皇宫投弹),而且并没有成功,故而三缄其口。
《世界画报·日支大事变号》第二期 刊登了许阁森一张照片,说明英国驻日大使因许阁森受伤向日方提出抗议和赔偿要求——赔偿能解决的问题便不是问题,这也背后说明了英国不希望扩大事态的态度。
《世界画报·日支大事变号》在第四期中刊登了一张许阁森离开中国的照片,称其伤愈前往东南亚,至于这位大使为何受伤,则一字不提。
这还算表现得比较客观的,到了另一部期刊《画报跃进之日本》(1937年12期),对于此事则有一个诡异的描述——
“痊愈的英国大使许阁森氏,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半,从南京前往上海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氏在太仓南地区遭到不明国籍飞机的机枪扫射袭击,其因此受伤。大使明言这是日本飞机所为,英国本国因此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因为大使行动的路线和日前向我方通报的有所不同,当日太仓南方又在发生激战,大使于此行动也有不妥之处,英日双方已就此事达成协议。故此,广田外相在九月六日宣布此事已经结束。与此同时,许阁森大使在上海的租界医院进行治疗,现已痊愈,并携夫人同往东南亚进一步休假。”
最终也只称是“不明国籍飞机”所为,这便是日本政府的官方态度,而英国的反应也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对远东问题的无奈。和美国一样,英国的核心利益圈是以欧洲为核心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英国在欧洲焦头烂额,顾不上远东的问题,这便是英国为何在对日外交上步步退让的原因。
狮子已经老了,断牙,掉毛,大英帝国的威严在远东已经形同虚设,并将在几年以后的新加坡和马来被扫荡一空。
至于宋美龄负伤一事,日方则在《世界画报·日支大事变号》第四期做了一点含含糊糊的报道。
在以《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夫妇》为标题的这幅照片的题记中,日方描述蒋介石到苏州督战期间宋美龄的汽车出了交通事故,导致肋骨骨折,至于为什么这样写,第一可能是日军并不清楚地了解自己袭击的战绩,第二则可能是日军认为炸伤宋美龄不能算一个很有荣誉的战绩,反而会在中国和国际上带来并不良好的反响。
而中国方面则对此事也不曾做深入报道,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死里逃生。其中原因之一是一国领袖竟有坐他国使节车辆躲空袭的计划,本身便是耻辱;之二则是此事引发了蒋介石的暴怒,追查正在进行中。
作为一国领导人,蒋介石的行踪是保密的,怎么会遭到日军有预谋的袭击呢?这样的袭击并不像巧合,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泄密问题,这就是海军锁江计划的泄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在当时中国的三军中,陈绍宽指挥的海军实力最弱,开战时面临的压力也最大。
1937年,中国海军仅有66艘炮舰以上的军舰,其中巡洋舰9艘,有7艘是清朝留下来的,所有舰只总吨位只有57608吨,而且所有造船修船工厂全在沿海,战争一起很难保全。与之相比,日本海军此时拥有驱逐舰以上舰船285艘,总排水量达到115万吨——中国海军只有其一个零头。
《良友》130期刊登的青岛海军学校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
即便这支只有日军零头的海军,当时还四分五裂,上图中沈鸿烈为首的青岛海军即第三舰队是东北军余脉,和在广东的第四舰队一样根本不服从海军部长陈绍宽的命令,他真正能调动的只有长江流域的第一、第二和练习舰队,总吨位不及日军一艘加贺号航空母舰。
然而,或许因为甲午战争的耻辱让国人记忆深刻,海军上下对抗战的态度十分积极。海军部长陈绍宽认为,尽管各方面的数据都显示双方不在一个数量级,但中国海军并非没有自己的长处。
在同期期刊上刊登了中国海军最新巡洋舰平海号服役的消息
这艘不足3000吨的军舰,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是跨时代的新式王牌战舰,但若是放在日本海军中几乎要排到百名之后。不过,它和它同时代建造的中国军舰比如宁海、逸仙、咸宁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吃水浅。这便是陈绍宽部长可以依仗的优势:在长江水域,中国海军天下第一。
为了破解缺乏工业和资金的困境,这是中国海军在战前建设的特点,不求比其他国家海军的军舰先进多少,只求比各国在长江内的舰艇火炮口径大一点,军舰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就可以了。尽管为此陈部长遭到了不少“海军乎,江军乎”的指责,但应该说他清醒地看到了和日军的国战中,海军无力争胜于外海的事实,因此集中精力于保卫长江的控制权。
不过,淞沪战役爆发时正值长江的涨水期,日军大型战舰可以进入长江。针对于此,陈绍宽制定的海军抗敌策略便是“沉船锁江”——利用民船和废旧军舰在江阴沉塞,构成一条横断长江的水下封锁线,同时拆除和破坏下游所有灯标,中国海军舰艇则在后方迎战敢于越线的日军轻型舰艇,以实现“拱卫京畿”的目的。
这个计划应该说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中国海军在整个淞沪战役中始终坚守江阴,以全军覆没的决心阻止了日本海军沿江直扑上游的危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中,日本海军曾直上南京江面,炮击了这座中国当时的首都。
日军活动于长江上游重庆江面的二见号炮舰,这类在长江活动的帝国主义炮舰设计目的在于吓唬火力较弱的中国陆军,要是和海军的正规舰艇交锋,肯定要吃大亏,《世界画报·日支大事变号》第二期。
这样做代价很大,但有一个附带的战术价值——日军在长江中上游当时有大量舰艇和民船在活动,如果利用封锁线将其阻隔,真打起来,中国海军有把握将其全歼于上游。那无论对士气民心,还是对日军在长江的军事行动,都是对中方极为有利的。
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却未能顺利实施。1937年8月6日,蒋介石召开战略会议,确定沉船锁江的行动,中国海军各舰陆续开赴湖口锚地,准备实施封江计划,可仅仅间隔一天,8日和9日,日军在上游各舰便相携狼狈逃向下游,在重庆、武汉、湖南、芜湖、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都突然停止一切正常活动,开始紧急撤退。
海军人员到岸上核实的时候,发现这些日本侨民大多连随身衣物都没有带,有的饭菜还摆在桌上,有的连电风扇都没关,就慌慌张张随日舰船撤离,显然是接到了紧急通知。
日本海军在长江活动的第十一战队各舰直冲下游,经过中国海军舰艇时卸下炮衣,放倒栏杆,作出了一副交战的准备姿态。这时,中国海军封江的命令尚未下达到各舰,舰上官兵面对这一幕莫名其妙,只能做迎战准备,并匆忙上报。
等到10日天明中方弄清情况,大部分日本舰船已经逃出长江,封江围歼日舰的计划还没有开始便失败了。
这明显是高层有人泄密!加上这次汽车遇险,蒋介石严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进行清查。结果……结果在日方的媒体上居然有所报道。
在《画报跃进之日本·日支战线写真特辑号》第12期中,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南京,每日汉奸八十人枪决》,其中提到“自行政院秘书黄月秋被枪决开始,汪精卫视为子侄的前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全家被杀,南京街头英姿飒爽,顾盼自如抓捕汉奸的精悍青年都是共产党分子”。
汉奸特务在我国的危害绝非臆测,这是《良友》第128期刊登我国在郑州抓捕并枪决的汉奸,日本特务赵龙田案其人照片及证据。
这条日方刊载的消息大部分捕风捉影,如南京街头到处是共产党,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而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一家也没有遭到捕杀或囚禁——此人在1939年倒是因为辅助汪精卫出逃投日,在河内遭军统特工误认为汪精卫而错杀。日本方面不吉利的预言到底应验了。
此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被枪决的“行政院秘书黄月秋”。当时被枪决的汉奸中,“黄月秋”并无其人,黄秋岳倒确实有一个,他正是行政院的秘书,而且,他的案件正和蒋介石遇刺、江阴封锁线泄密两案有关。
黄秋岳,福建人,本名黄濬,是民国文人中的才子,琴棋书画无有不精,被称为梅兰芳先生的戏口袋,但其人品与才华颇为不符。此人在抗战全面爆发时担任行政院秘书,经常列席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其中,海军报告封江计划的会议,除了蒋介石与海军方面的人员,只有陈诚和黄秋岳参加,因此蒋介石下令彻查后,戴笠很快将嫌疑锁定在黄秋岳身上。
据说是两项证据确认了黄秋岳的罪名——戴笠用了一个试探的方法,假意通知一次重要会议在灵谷寺召开,届时却提前通知其他人改换时间地点,而不通知黄。结果日机果然准时来轰炸(也有说黄秋岳1935年已被调离,此后情报主要依赖其子黄晟,此为黄晟故事);同时军统特务跟踪黄秋岳,也发现了其与尚未撤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之间交换情报的经过。
羁押审查之后,经蒋介石批准,黄秋岳与同案多名案犯(包括其子)同时执行枪决。
这段历史后来曾被演绎成黄秋岳与某日本女间谍之间的神秘案件,这名日本女间谍后来被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当属以讹传讹。
比较可靠的说法,则是须磨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此时,黄娶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头牌梁碧君为妾,梁外貌酷似孟小冬,而身材犹有过之。此举使其空乏了内囊,但黄习惯于风花雪月的生活,故此须磨时时以钱财接济,逐渐将其拉下水。
最初,须磨是请黄提供行政院次日即将公开的消息,这些信息因为很快就要公开,也没有什么机密价值,黄提供起来很方便也不在意,而须摩则将其发回国内,毕竟早了一天,因消息灵通屡受嘉奖。
两人似乎是一种君子之交,各取所需。但当中日两国矛盾深刻起来,危机之中,这便成为须摩要挟黄秋岳的把柄,而黄既担心暴露,又需要金钱,便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成了一名真正的日本间谍。
黄秋岳与后来担任了南京伪维新政府首脑的梁鸿志相交莫逆,被视为一时两才子,两人并为姻亲。梁鸿志据说精通相术,闻人汪国垣曾有云,有一次梁和朋友游杭州,秋岳亦来。在湖滨的楼外楼上镜,相谈正欢的时候,梁忽然熟视黄秋岳,道:“君定不免。”黄秋岳虽然吃惊,以为戏言,梁却说了好几次。在座的人感兴趣了,便问他,说您既然熟悉相法,能不能算算自己的命呢?梁对着镜子看了许久,叹曰:“我亦不免。”这时距抗战爆发还有一两年时间。不料过了两年黄秋岳果然以国法死,抗战结束后,梁鸿志也以汉奸罪处以极刑。
虽然是一段戏说,却令人不觉毛骨悚然,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是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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