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拿马籍货船“弘进轮”的船员郭玉才56岁了,他念不出货轮的英文名,表达能力也不好,但他语带哽咽的呼救让这艘“疫情船”引发了社会关注,到了8月15日,20名船员在舟山港下船救治、隔离。
在广阔的海域上,中国船员面临此类的处境并非孤例。货船孤悬海外,场域狭小,一旦发生疫情,他们回旋的空间逼仄,物资匮乏。同时,他们还将面临防疫政策不尽相同的各国海港,何润生与他的船连续被三座东南亚海港拒收,一半的船员被感染,他也亲历了确诊后的自愈过程,在孤立无援的隔离室内,他在病情严重时写下遗书,思考了许多从未想过的问题。
文|姜婉茹 编辑|龚龙飞
以下是远洋货轮水手长何润生的讲述。
“我港请你立即驶离”
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我在事后复盘,全船第一个发热的人是三副,时间在7月中旬,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六月底,我们的船从缅甸开到马来西亚,接着又去了泰国,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感染的。我们从新闻得知,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疫情严重,公开的新增病例就达到日均2万人;缅甸正在政变、打仗,它的经济很糟糕,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防疫手段,我们觉得病例只会更多。
我们知道国内港口的工人上船都会遵守防疫措施,穿防护服、戴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但这些东南亚国家作风比较散漫,他们的工人穿着拖鞋、裤衩,光着膀子就上船了。
干完活,他们也不下船,有的人找个角落,拿网兜搭个简易吊床,人躺上去晃悠,手里还握个鱼线,一边闭目养神一边钓鱼。还有的人会去偷卫生间里的小镜子,水龙头,要是不收衣服的话,连内裤都可能被“顺”走。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集装箱的绑扎杆不便宜,有的工人一边装货,一边把绑扎杆扔到海里,然后再用绳子绑上吸铁石,到水底下去捞回来。我们用来防海盗的值班人员,这时候都用来防贼了。
东南亚工人就呆在甲板上干活、休息、娱乐、睡觉,或者尝试卖纪念品和电话卡给船员,直到我们离港时才匆匆散去。平时我们要拿着图纸清点他们装货的数量、仓位,防止不靠谱的工人装错返工,协助他们启动吊机等设备,不可能避免接触。
另外船上补充物资、提供伙食、增补淡水的时候,这些物资的病毒检验报告也可能不严谨。因为假报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跟上”部分集装箱货轮数小时内完成进港离港的节奏,而等一份耗时更久的真报告,可能会给船东造成数百万元的“损失”。
我们的船将在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靠港时,还离得老远,就收到了港口方的警告:“我港请你立即驶离我港,否则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驱离。”不知道港口如何得知船员被感染的消息,我们只得立刻调转方向,想去新加坡港碰碰运气。
繁忙的新加坡港。图源东方IC
同事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能开船的人里,除了大副,全部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的办法是大副自我隔离,其余人轮流在驾驶室值班。
在海船上,驾驶室的椅子处于全船的枢纽位置,这决定了它具有神圣性,只有船长和引航员可以坐,没有这样身份的人都是站着开船,现在大伙站都站不稳了,只能坐着开船,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记得汗水都流进了椅子的缝里。
大家拼了命把船开到新加坡港附近,公司发来消息说,新加坡也拒绝我轮停靠,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把船开往马来西亚的关丹港,这意味着还要往北走几百公里。
船长急了,船员都已经不行了,如果在关丹港再次被拒绝,人可能都倒下了,船开不进码头了。
公司安抚我们说,再坚持十几个小时,远在德国的船东正在申请紧急救助。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把船以最慢的速度,慢慢往关丹港的方向漂。
终于得到消息,关丹港同意我们先找一片浅些的海域抛锚,许多船员不管感染与否,都参与了抛锚。按行业规则,海船抛锚进港时,船长在驾驶台坐镇指挥,只有船长病到起不来或者死了才由职级次高的人顶替。船长也确诊了,站不稳,跟他一起驾船的操舵手、操车手也是阳性,3个人互相支撑,勉力指挥全船的进行。
作为水手长,我本来应该站在船头操作机器,但我已经瘫倒在床了,一个普通水手替我工作,他也感染病毒了,只是身体还有力气。大副没有感染,他站在船头,瞭望方向。
染病的人隔着很远就在挥手,示意不要靠近。在船尾,巨大的螺旋桨转了起来,整船震颤,在连续被拒3次靠港后,我们的船终于抛锚了。
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7月中旬,媳妇给我打过一个视频电话,说她做了个噩梦,让她想起了二姨夫,他也是海员,年前跟着船沉海了。在她的梦里,我的状况“很不好”,她担心我出事,醒来就急忙找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笑着说:“梦都是反的啊”。
我让老婆把视频镜头转到女儿身上,3岁的小丫头穿着大背心子,在看绘本,一会儿蹦到地下,一会儿蹦到床上。
我对媳妇说,最近要去跑远洋航线,短期内可能都没信号。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她没有太多疑虑。
挂了电话不久,女儿发来几条微信语音。她温柔地说,冰箱里有好多好吃的,爸爸你快点回来呀。
那天早上,我们的货轮正从缅甸开往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值班时,我看见三副在驾驶室坐着,一动不动,只有手里捧着的玻璃杯在冒热气。我打趣说:“怎么像个被煮了的螃蟹。”他说身体不舒服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只想趴一会儿。我就帮他把活儿都干了。值完4个小时班,我们各自回房间休息了8小时,再一起值第二个班。
他还是浑身无力,并且止不住地咳嗽。
一阵阵的咳嗽声让我紧张起来,我又想起这几天,大厨做的荤菜素菜三副都没怎么吃。偏偏在前几天,他煮了青菜面条,我俩还在一个锅里吃了。想到这里,我有些慌了,赶紧向船长汇报,拿体温枪给三副测体温。测出来的结果是他没有发热,正想松口气,又思量是不是驾驶室的冷气太足,影响了测量结果?
我又去找了根水银体温计,这次没有错了,37.8度,他发热了。
这个消息将恐慌传到全船,三副当即被关进房间隔离,同事把一日三餐放到他门口,有时候,他没力气起来取饭,躺在床上,我们就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我每天都祈祷他只是普通感冒发烧,一是希望他不要有危险,其次是我俩总在一起,他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肯定也跑不了。
船上没有多少防护服,上船时只买了50套,一套要100多块钱,如果值班就换,一天下来多花几百块钱,没有人会这么做。那天清点时,我们一共也只剩3套了。各个国家港口对防疫物资有不同的规定,其实不太容易买到,大家在驾驶室里戴口罩也很节省,每个人忍着异味,一个口罩要戴五六天。
过了几天,公司安排了全员核酸检测,最开始买的试剂盒,20多名船员,测出来5个阳性,当中就有我。
不过,大家又说这种试剂盒的准确率只有30%,我有些侥幸心理。当专业检测机构上船后,结果阳性涨到了9人;过了十几天,又多了1个阳性。
不出所料,我中标了。
正在核酸检测中的船,图源东方IC
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
接下来的日子,船员们关在房间里隔离,房间都是紧紧挨着。船员生活区安装的是中央空调,只要打开空调,所有空气就流动了。于是我们把空调关了,东南亚的烈日照在铁壳船上,屋里气温最高有40度,这种环境下,人会处于快速脱水的状态,大量出汗,皮肤发烫,腹泻的时候,像是拧开矿泉水瓶盖子倒水,人马上就四肢发软。
我比较健壮,胃口也好,可能是船上发病最晚的人,一开始只觉得嗓子不太舒服,有天跟隔壁的同事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喊疼,说浑身都疼,已经好几天没力气吃饭了。我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冲进了他的屋里。当时他躺在床上,浑身的汗水把床单被罩都浸透了,上面全是汗渍,他嘴唇发白,眼睛也没了光彩,整个人像是小了一圈,不住在喊疼。
我用电热水壶煮了五六个鸡蛋,又倒了牛奶扶他起来喝。他不肯,说:何哥,你快走,我怕传染你。我判断他需要补水,就从房间搬来了矿泉水,把自己的扑热息痛和莲花清瘟胶囊分了他一些。
每个海员都是一个人孤身在海外,如果有人遇到性命攸关的情况,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我也算是船上的老师傅了,做新水手的时候生病了,老师傅也是送吃送喝照顾我,这是好的行业传统。
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拉肚子,发烧,吃不下任何东西,只是没有咳嗽。我吃了就吐,整整三天,我没力气爬起来,浑浑噩噩的,厕所离床也就三四米远,我想去都做不到,拿了一个尿壶靠在床边,那种体验像走了一遭鬼门关。
那几天,大厨也倒下了,没人做饭送饭,他们在每个房间门口扔了5包方便面。没有碗,我用电热水壶烧水,歪歪斜斜地把开水倒进塑料袋里“泡”面,结果吃不下去。头脑理性地告诉我应该补充体力,我又拜托还能行动的船员从菜库拿两盒牛奶、几个鸡蛋、一盒维生素C咀嚼片送来。
他们回答我说,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奶只能送一盒。我没有力气发脾气,但心都凉了。
拒绝我的人里有一位是我的副班,我们此前关系都挺好的。过去,他值班时在玩手机,没有注意到潮水起落,海水把舷梯都打弯了,领导很愤怒,要炒他鱿鱼,我担保说会把他教好,来跑船的人多半是家里困难,好说歹说,他才留了下来。他当时很感动,说很幸运遇到了何哥,后来很听我的话,也再没出过差错。我被确诊以后,可能因为害怕的缘故,他从没问过我身体怎样了,感染之后他再看我的眼神充满鄙夷,躲我至少10米远。
海上的落日风光。讲述者供图
“我爸爸是一个电话”
这糟糕的三天可能是我有生以来面临最危险的时候,我躺在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人给过我照顾。我的身体一直在出汗,枕头和床单湿了一遍又一遍,脑子晕晕沉沉,像躺在一堆脏脏粘粘的破布烂草上,无力挣扎,用力换一个姿势,身体触碰的布片就传来湿凉的感觉。努力去回想,不记得有什么气味,嗅觉失灵了。
实际上,船在浅海应该停的很稳,但我感觉所有方位都在晃动,我偶尔睁开眼睛,躺着能看到窗外的一小片天空。这个时候,货物不多,窗口没有各色的集装箱挡住天色。“咳咳咳”,隔壁的咳嗽高一声,低一声,像是不会消失的背景音。因为身体动不了,脑子反而在思考,很多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事进入脑海。
甚至,我开始了人生的总结。比如会想到前半生做过的荒唐事,小时候在村子里,邻居骂了我两句,我半夜拿着镰刀,把他家的玉米地全给刨了,有一亩地那么大,这件事一直藏在心里,结婚以后才告诉我爸。
因为常年漂着,我最在意我的家庭。我父亲个子不高,一只眼睛坏了,身体也不好,只能种地。我妈患有癫痫,我三四个月大的时候赶上她发病,她直接把我扔进河里,幸好被人捞起来。我又想到我去卖草药帮衬家里的画面,东北的山上有山豆根、山芝麻根、穿地龙、五味子,小学放学后,我就去挖草药来卖。
想到我自己这个小家庭,这是让人最难受的。女儿才三岁,老婆全职在家,如果我死了,他们该怎么办?病情让我的想法转入消极,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身体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发展成重症,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用不用带着呼吸机之类的生活。
当时已经想到要安排后事了,我最怕的是失去意识,连这些事都做不了决定就离开了。我爬起来写遗书,字迹非常潦草。转念一想,我死了,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病毒的”,一切都要被销毁,这封遗书又有谁能看到?
我想了稳妥的办法,把遗书拍下来,发给了我的一个姑姑,她没有子女,如果我老婆将来带女儿不方便改嫁,还想请姑姑代为抚养我的女儿,拜托她帮忙多要点赔偿金。财产一半给父亲,一半给老婆。
我即便死了,也能给家里留一笔钱,我这三十年也挺精彩的,该吃的苦都吃过,没什么遗憾了。
脑子里反复想过留给父母和老婆最后的话语,眼睛有些酸,腹稿打好了,却不敢用微信语音发给他们。想跟爸妈说对不起,遇到事情可以去找我堂兄,我决定跑船的时候就跟他打好了招呼,遇到不测他会替我照顾父母。
想跟老婆说,房子留给你,你这么年轻,肯定是要改嫁的,不想带孩子的话,我也给女儿安排好去处了。
我想了想,没有话留给女儿。她出生三年来,跟我聚少离多,本来对我印象就不深,回家都不怎么亲我。有次听到她说:我爸爸是一个电话。
也许忘掉我,对她来说是最好的。
水手孤悬海外,与家庭聚少离多。图源视觉中国
力气又回来了
这三天真是我走过最漫长的暗路,周围没有人,我就一个人走着,似乎也走到头了。我渐渐能吃一点东西了,虽然身体还发着烧。我也更有精力了,在网上查了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我知道更多时候要靠自身免疫力扛过来。
等体力更好了些,我就在房间里蛙跳、原地跑,运动完出一身汗,体温就慢慢降下来。
发热的同事研究了一种“放血疗法”,用消过毒的刀把十个指头割开,说是放些血后,两小时内,体温就会降下来,结果真的管用。那个同事还没结婚,他听说得了新冠可能影响生育,不敢吃太多药,害怕将来没孩子,不然以后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又过了一两天,我竟然恢复了正常吃饭,也更有意识增强体能。有一天,我数了一下,竟然能做100个俯卧撑,我感觉力气又回来了。
实际上,对海员来说,许多突发状况都要想办法自救。有次,在甲板上,缆绳的钢丝层在我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因为有汗液,就发炎、腐烂,我就先用酒精给壁纸刀消毒,把烂肉刮掉,我感觉都刮到骨头了,撒上云南白药粉,再包起来。当时痛的咬牙切齿,大汗淋漓。如果不是自己动手,要等半个月后,船才靠码头,腿那时不知会烂成什么样,万一截肢了,一个水手还拿什么养家呢?
公司协调好我们在关丹港下船隔离的时候,我基本已经康复了。
在船上种绿植是船员们稀有的浪漫。讲述者供图
临上岸的时候,老婆的视频电话来了。我赶紧洗脸,梳头,整理好衣服,跟她通话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她当时忙着照顾孩子,没有看见。我说要上班了,先挂了。
直到现在,她对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十年前,我还在考船员证,没有收入,她是我女朋友,她会拿出一半的实习工资给我。后来我上了船,第一次就在海上漂了17个月,信号断断续续,结果她一直等我上岸。现在我挣的钱,每月只留600元,剩下的都直接打给她。
七夕节那天,我还在隔离,给她网购了一束花。她打来电话笑盈盈地说,就不能偷着买吗?你刷卡我都看到了。
答应她的房子已经买好,原计划今年买车,结果生了这场病,希望不要耽误。等隔离期结束,再在酒店休养半个月,我就又可以上船挣钱了。
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短期都不想再做海员了,船公司正是缺人的时候。我要趁着这个机会赚钱,等疫情过去了,哪还有这么高的工资。
回想起来,没确诊的时候最是担惊受怕,生怕感染;确诊以后,想着只要不是重症,死不了就行。后来觉得,其实所有的事都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在异国的海上更是如此,不是想隔离就能隔离,想治疗就能治疗的。
到了隔离酒店,我们感染者可以互相串门玩儿,大家已经都不害怕了。船长也经常来我这儿串门,之前我们常聚在一起吹牛,大家确诊后,就改成了互相埋怨,都说对方是传染的病源。
感染者平时都说自己病得厉害,差一点儿就死了,等到打牌的时候全都有了精神,竟然还有劲儿吵架了,“丫的,你玩儿赖。”
(文中何润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