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攀枝花三线建设群英谱 三线史诗 铸就攀枝花英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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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史诗

铸就攀枝花英雄城

凝视展板，双鬓斑白的老者许久不肯挪动，站了半小时有余。这里是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老者面前，6组照片，装着攀枝花的50年——1965年到2015年，每隔10年一次定格，记录金沙江畔的这片土地，从荒芜萧索到高楼林立。半个世纪的跨越，仿佛眨眼之间。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王东 摄）

“1965年这张，算不得最初的样子。”老者对博物馆讲解员朱珠说，回忆的匣子打开，他的眼角隐隐抽动，“1964年我们到这里时啊，只有荒草，盖过人头顶的荒草。”

2015年开馆以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从来不缺像老者这样的访客。他们默默到来，静静打量，一旦开口，就会暴露“三线人”的身份。

“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经历，一样的情感。”作为博物馆首批上岗的讲解员，朱珠见过太多“三线人”，然而每个人的讲述，都像崭新的故事，总能吸引她。

每次讲到这些，朱珠就像穿越到了1964年。那一年，三线建设的号角吹响，攀枝花的历史落笔书写，掷地有声。

历史的根

时间的指针拨回1964年5月，本是寂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来到四川南端的川滇交界。在此之前，这处“地无一里平”的山地，从未引起世人的关注。

彼时，国际局势暗流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把全国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为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三线。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划归为“三线”，其中，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称为“大三线”。

自1964年起，“三线”地区覆盖的13个省、自治区，以战备为核心，正式启动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亦称“三线建设”。

矿产资源富集的攀枝花，成为“三线建设”的主战场之一，肩负起国家使命，扬帆起航。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攀枝花特区。

锣鼓喧嚣中，滚滚车轮卷起漫天尘土。开进攀枝花的第一辆卡车上，坐着赵忠玉。然而，初次见面，这个地方似乎并没有对赵忠玉干事创业的雄心报以友好回应，目之所及的萧瑟让他意识到，生产还有些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

原攀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赵忠玉（图片来自网络）

原本只有“七户人家一棵树”的不毛之地，一夜间多了成千上万张嘴，三线建设者堪称荒野求生。彼时的赵忠玉还无法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困苦中，成长为日后的“西南钢王”，掌舵攀钢十余年。

陈列在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中的一张“床”，还原了当时生活的一个切面。手臂粗细的圆木并排搭建，1米见宽，不足2米长。当年一句顺口溜，道明了内在玄机：“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内展示的三线建设者房屋图（图片来源：中国网军事）

住席棚子，喝黄泥巴水，“汗洗脸、风梳头”，随便捻一把回忆，都可以是苦涩的。可是，“三线人”记得更深刻的，是朝着攀枝花义无反顾奔来的信念。

早期建设者之一、攀枝花原市委书记秦万祥，从未忘记50多年前请战书上的决心：“亲爱的党啊，请你相信我吧，让我到大西南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他说，第一天批准同意，第二天准备行囊，第三天就上路了。

攀枝花原市委书记秦万祥（图片来自网络）

“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1964年6月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感慨，风趣的言语中，藏着焦虑，“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在那个历史瞬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有志之士的脚步，等待建设的攀枝花，吸引人们前仆后继。

英雄的魂

主动请缨赴攀枝花时，时任云南省煤管局副局长的亓伟，打出了实力和情感两张牌，“新区建设主要是抓基建，我业务熟，去了对工作有利；我已年过半百，精力旺盛的时候不多了，希望组织让我多为党和人民做点贡献。”

组织同意他“先去看一看”，结果爬上攀枝花宝鼎山后，亓伟当即断了回头路，而后在笔记本上写下“活着建设宝鼎山，死了埋在宝鼎山”的誓言。

1965年春，亓伟上任攀枝花煤炭指挥部党委书记，投身开发宝鼎矿区的战斗。带领几千职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简陋的生产设备，确保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回忆那些年，曾和亓伟共事的“三线人”描绘，亓伟像驰骋沙场的将军，舍身忘我，用28天时间让小宝鼎矿恢复生产，用38天打通太平煤矿主副井，用75天建成龙洞矿。

“随时想着职工，每天都去食堂查看伙食，看大家吃得好不好”“下乡时，不许身边的人穿白衬衣、亮皮鞋，说这样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坚决不给自己开小灶，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批评”“自己像个朴实的农民”……老同事高文忠几度哽咽，“他就是真真正正为攀枝花建设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呐。”

1971年5月，亓伟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回昆明治病，那是他到宝鼎矿区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女儿亓鲁光记得，父亲离开的时候挺胖，个子也高，但从攀枝花回来时，却变了模样，“变得非常瘦，背也有点驼了，走路已经很慢。”

亓伟同志塑像落成（图片来自网络）

在昆明手术后，亓伟把妻儿带到了攀枝花，他的目的明确，“让子孙后代扎根宝鼎，建设攀枝花”。1972年3月26日，亓伟走了，他被如愿葬在宝鼎山之巅，日日夜夜守望这座城市。

如果说，是耳畔时常想起的革命歌曲，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建设标语，为攀枝花早期的建设者注入了无尽的激情。那么，三线文化孕育的英雄精神，则是薪火相传的内生动力。对此，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轨梁厂首席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陶功明深以为然。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轨梁厂首席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陶功明（图片来自网络）

1992年从重庆大学毕业时，陶功明站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要不要到攀钢就业难住了他，“之前没听说过攀枝花，有同学劝我千万别来，说条件很差。”拿不定主意的陶功明甚至给时任攀钢集团董事长赵忠玉写了封信，赵忠玉回复，欢迎他亲自来体会。

最终，陶功明还是选择去。在攀钢27年，他的执着钻研，换来钢轨研造领域的斐然成绩。2010年，陶功明开发的钢轨规格自动补偿技术，使攀钢万能生产线的高速钢轨通长尺寸波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推动中国乃至世界钢轨生产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目前，陶功明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15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近40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等荣誉。“可以说是这里的精神影响了我，‘艰苦奋斗，永攀高峰’，是攀钢精神，也是一种‘三线’精神。”

使命的延续“这种精神，来自时代，发自内心。”作为一名“攀三代”，朱珠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担任讲解员数年后，越发明白“三线人”无法割舍的情愫、“三线精神”荡气回肠的力量。

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华裔工程师罗庚，在踏进博物馆的前一刻，依然满腹抗拒，他背负着母亲的期许而来——数十年前，罗庚的父母曾在攀枝花参与“三线建设”，自小长在国外的罗庚，并没来过这里。

“她总是跟我念叨攀枝花，无数次讲起以前的故事。”罗庚告诉朱珠，母亲深深怀念的过往，并没引起自己的共鸣，反倒让他不解，“那么破烂艰苦的地方，有什么可思念的呢？”

然而，罗庚很快就在博物馆里找到了答案。原本1个小时的参观讲解，他愣是揪着朱珠讲了3个多小时。不断问各种问题，对所有照片、物件、模型，都充满兴趣。临走时，罗庚还说，他觉得，有必要在攀枝花买一套房，每年都回来住一段时间。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王东 摄）

朱珠讲了自己与这座博物馆的故事。2014年，还在建设中的博物馆招聘讲解员，已在电视台上班的朱珠第一个报名，顺利被录取。

为什么放弃电视台工作，去当一名讲解员？朱珠说，大学时参加一次课余比赛，内容是讲解家乡攀枝花，台上的内容她都淡忘了，可台下发生的一幕，却终身难忘。“一个绵阳的同学听我讲攀枝花，转身问，攀枝花是哪里的？”朱珠第一次尝到，家乡不被人所知时，心情的落寞与惆怅。、

“从那以后，我就暗暗想，要让更多人认识攀枝花。”选择博物馆，是朱珠从别处学到的观点，“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必须去它的博物馆，那是城市的缩影。”

终日往返于博物馆的小小天地间，朱珠看到的，却是浩瀚世界。有参观者向她补充故事，也有参观者寻求更细致的了解，尤其是历史与现实的关联，通过自己串起来时，朱珠感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

时光再回到50年前，尚不能在地图上找到的攀枝花，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建设成为川西南、滇西北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四川南向开放的门户。肩负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的“国家使命”，攀枝花已踏上新的征程。

攀钢集团百米钢轨

“攀二代”蒲勇，在新时代背景下找到使命的新方向，“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建设数字矿山、绿色矿山、和谐矿山。”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兴伟从数据中，察觉到英雄之城的传承：自2015年12月开馆以来，到目前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30万人次。

岁月更迭，改变了容颜，他乡成故乡，沧海变桑田，然而不变的，是攀枝花人的信念。“攀枝花人是自豪的。”莫兴伟觉得，这份自豪不仅源于燃烧了青春的先辈，更是源于对英雄精神的坚守与传承。

来源：《华西都市报》（2019年7月1日）

撰稿：李媛莉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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