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本社会学和人类学书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者包特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常常以把自身的框架套用到其他学科，然后对该学科的知识进行颠覆性解释而著称，这种倾向又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在经济学内，行为经济学是比较喜欢借鉴或援引来自其他学科的智慧帮助提高经济学自身的框架完整性和解释力的。以我有限的观察来看，相比其他领域的经济学者，行为经济学的同行通常爱好更为广泛，且喜欢阅读不同学科的书籍，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聊一聊我求学时代读过的几本社会学和人类学书籍，以及它们对我后来产生的影响。

爱米尔·涂尔干：《自杀论》

在社会学里，涂尔干常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流行的年代。当然，韦伯那本书当时的流行虽然和它本身的科学贡献有关，但更多是来自于随着中国入世，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人们对于韦伯书里描写的“勤俭节约发展经济”的新教伦理有一种迫不及待的了解欲望。从实证方法的复杂性和机制讨论的深度，我个人认为《自杀论》更胜一筹。

但实际上，无论是韦伯的书，还是涂尔干的书，它们在学界之所以享有盛誉，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开创了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论。用现代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二者都是把新教和天主教在欧洲各个国家流行程度不同，以及彼此的相互竞争看成一个大型的、可以用来检验二者对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影响的“自然实验”。不同之处只是在于，韦伯从宏观经济绩效角度出发，得出了新教的节俭奋斗文化，以及认为按照这种风格行事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来自上帝的“福报”的信仰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单向度结论；而涂尔干从新教和天主教国家自杀率的不同以及随时间变化呈现出相反的上升下降趋势，得出了自杀可能不仅仅受个人经济状况影响，也受个人与周围社会连接的稳定性的影响，经济衰退诚然会导致自杀率上升，但经济繁荣如果带来了大量社会关系破裂和变化，也可能导致更多自杀的复杂结论。

对于经济学学生和研究者来说，阅读这两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虽然现代经济学常常以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领先的因果识别（identification）能力骄傲，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从实证方法早期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学可能是领先于经济学的。事实上，涂尔干在《自杀论》和《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讨论的如何从时间序列数据中提炼因果关系的“金律”，即“如果X的变化总是发生在Y的变化以前，则从因果关系上来说，应该认为X可能是Y的因，而Y不可能是X的因”，可以认为是经济学里格兰杰因果（Granger causality）的最早文字版本，而后者作为格兰杰的经济学诺奖贡献，比涂尔干晚了大约七十多年。

当然，由于时代的进步，从现代计量经济学或实证社会科学的角度，涂尔干和韦伯的方法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二者的研究可能都不能排除反向的问题，即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到底是新教文明导致了更高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可能促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导致更多人改信新教？其次，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可能有很多方面本身就是不可比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欧洲新教国家的沿海地区面积普遍较大，天主教国家内陆国家更多。二者经济绩效的差别也可能是沿海地区的交通便捷导致的。最后，涂尔干说经济繁荣时，自杀率也会上升，这可能是因为繁荣带来更多的经济模式和组织关系改变，导致人无所适从。一方面来说，这其实可以认为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后来说的“创新毁灭”思想的一个早期版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可能也是由其它更简单的因素导致，比如繁荣时期企业加班的活动更多，带来更多的健康损耗和“过劳死”。

此外，阅读任何社会科学作品，也要考虑到作者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作为德国人宣扬新教伦理的先进性，而涂尔干作为犹太裔法国人强调天主教对于维护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虽然不能强行解释为“私货”，但也必然受到他们周围大多数人观点和思维的影响。

马塞尔·莫斯：《礼物》

经济学是非常强调市场和契约作为产品和资源交换和配置的核心机制的重要性的。但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最新出现的新兴事物。那么，在市场出现之前，人类是如何进行物品和资源交换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文化人类学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从先民时代开始，人类就采用一种叫做“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的方式进行物品的交换和与之相伴的社会交流。这种交换和中国人常说的“礼尚往来”很类似，具体形式有很多种。比如，在没有货币和市场的时代，有些先民部落会在丰收以后举行大规模的“夸富宴”，邀请周围的人过来一起把收获的食物吃掉，虽然赴宴的人不会收到账单，但一般也会在之后自己丰收的时候进行回请。或者，也有些先民会通过航海走访其他部落，并赠送石头、贝壳制成的精美工艺品，赠送的一方不会收取回报，只是把它作为夸耀自身能力或地位的象征，而收到的一方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力对等回礼。作者发现，在先民的思维体系里，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想法，即认为礼物既是好意，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诅咒”，即如果获得礼物的一方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让同等价值的礼物回到主人手中，那么它可能会给收礼者带来噩运。

以上这些，从传统经济学上来看可能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交换礼物看起来既不能增加双方的财富，甚至还浪费了双方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其实礼物交换背后可能蕴含着充分的合理性：在原始社会，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像食物这样的资源生产出来如果不立即消费掉，可能就会腐烂，那么在这个时候，与其让它白白浪费，还不如以送礼和宴请的方式把它变成一种人情资本“储蓄”起来，必要时候拿出来用。这时候，礼物交换承担的不仅仅有商业功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的情况下承担社会保险和风险分担职能。这种功能替代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更容易人情盛行。而且当市场经济崛起以后，人们会越来越觉得类似红包、随礼这样的礼物交换制度从社交必需变成了经济负担。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这本书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写的一本题材非常偏经济学的作品，它主要讲了20世纪一些大型国家工程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很多来自“自组织”的因素。而如果计划设计者完全按照个人愿望，忽略了基层民众的反应和行为变化，就可能让出于善意的工程获得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的效果。

我对其中比较感兴趣的章节，主要是作者讲到巴西为了发展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在那里平地起高楼建立了新的首都巴西利亚。但在巴西利亚建立的几年后，根据作者的调查，迁入当地的居民并不够多，因为设施崭新、路面宽阔整洁的新城市作为居住环境，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比原先居住的地方更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过于追求外观的恢弘，所以没有在主路之外留下足够密集的小路网络。这样，虽然整个城市的交通效率可能比较高，但由于没有更适合容纳菜市场、休闲场所和小店的小路街区，居民都觉得生活不够方便，且缺乏城市的热闹和“烟火气”。

事实上，同样的问题可能也出现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旧城区改建过程当中。一方面来说，翻新后的街区更美观，也更有效率了。但另一方面来说，很多改建后的旧城区出现了所谓“士绅化（gentrification）”现象，高端购物区代替街坊小店，使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很多中低收入居民感觉生活质量和便捷程度反而下降了。而如果一个城市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不友好，它的长期发展和“高端化”进程也必然是缺乏支持力的。

同样，如果从这个视角审视最近互联网上热议的“电商巨头颠覆社区卖菜”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强调“智能设计”，忽视社会微观结构和“毛细血管”的运行机制，这不是计划经济或政府独有的潜在问题，而是任何有巨大影响的大型机构都面临的潜在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现代城市设计和发展规划，更不能片面依靠图纸和计算机上的数字和曲线，而要多深入街头巷尾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交流，观察流动的风之色彩，倾听平稳的大地之音。

包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