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

作者：胡传吉

文献整理工作令人折服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2019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语堂有“文章救国”之志，也有“文章立身”之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相关研究及出版之力，林语堂再度进入中文世界的阅读视野：陈金淦、唐弢、林志浩、倪墨炎、张梁、康咏秋、万平近等学人，对1980年代的林语堂研究，有开路之功；上海书店、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对林语堂作品及论著的出版，出力甚巨。由此，对林语堂的定位逐渐从“鲁迅对论语派的批评”中走出来，民间对林语堂作品的阅读热情，至今不退。在传记方面，大陆学者早期所据文献主要为《林语堂自传》（工爻译，载《逸经》第十七期，1936年11月5日）、《回忆童年》（《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1966年8月）、《八十自叙》（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6月，宋碧云译）等。1989年11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玉如）所写的《林语堂传》，为林语堂的研究提供不少一手材料。但以林语堂人生经历之丰富、作品及论著体量之巨大，对他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文献支撑以及更具洞见的理论发现力。

林语堂（1895-1976）

《生活的艺术》营销宣传单。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在中国大陆长大，后生活于美国、欧洲、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中文、德文、英文多语写作；语言学方面，既擅长古音韵学研究，也重汉语的现代化。其小说、散文、时论、学术论著、译著、日记、书信、演讲稿等相关原始文献散见于中国、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地，且以不同的语言呈现，相关的文献收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精力及财力等，都是极大的挑战。钱锁桥所著《林语堂传》，在文献收集方面所费的功夫，令同行折服。在《林语堂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访〈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作者钱锁桥》（张彦武）一文中，钱锁桥提及文献查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当他得知普林斯顿有一批无人看过的庄台公司档案时，“有两个月我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大，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的来往信件。这绝对是我林语堂研究的转折点”；按时间计，《林语堂传》是他“花了二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大图书馆查找资料、往往一个注释也要对照几遍”才最终完成的著作。书中第403页至458页所列林语堂全集书目，列有德文及德译中、中文、英译中、英文、中译英等五部分，“真正的《林语堂全集》应该如本编目所示，包括林语堂原著（中、英、德文）以及他自己所作的译文。另外，本编目不包括他人所译的林语堂原著”，这份详尽备至的编目，已足见文献整理耗时费力之巨，更不用说正文里那些信手拈来且极具说服力的史证材料。无需笔者多言，行家一眼便知功力及学问深浅。

科学的国学

在史料基础上，有理论发现及建构，能还原历史，可谓史家之志。钱锁桥的《林语堂传》在还原历史方面，无意追求面面俱到，取舍方面，有魄力有眼光。其核心追问是关于“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即副题）。在这个大的思想史视野下，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科学的国学”，一是“汉语的现代化”。把这两个脉络理清楚，就相当于找到了林语堂足以与鲁迅、胡适分庭抗礼的核心支点，也找到了林语堂在思想文化上最具独创性的远见，这的确需要非凡的学术眼光。

许多人都知道胡适于1923年1月为《国学季刊》所写的创刊宣言——由此宣言，胡适宣告了“整理国故”之想，并借此推动国学研究的新范式；但很少人留意到林语堂随之在《科学与经书》一文中提到的“科学的国学”概念。林语堂“强化了胡适‘整理国故’的理念，同时又批判科学的工具理性论，以充实国学研究的合法性”，钱锁桥观察到，“林语堂对胡适的整理国故计划有较大的修正和改进”，按此见识，国人对文明再生之认识，可能会少走许多弯路。林语堂毕业于美国哈佛、德国莱比锡，学成回国后，即成“现代学术圈的顶级语言学家”，随之发表的系列古音韵学、语文学论文，都有意无意地为“科学的国学”发声。可惜林语堂无门无派，势单力薄，胡适声名太盛，章门弟子力量太大，林语堂的创见，不受重视。直至今日，学人对林语堂“科学的国学”之价值仍无充分的认识。

汉语的现代化

“科学的国学”之理想，可以解释林语堂何以由语言学转向文学等其它领域。由此理想，延伸出另一个理想，即“汉语的现代化”。林语堂对“汉语之现代化”的设想，至少是分四个层面来推行。不入门派，不受重视，无妨林语堂自己在理论及创作方面独辟蹊径。其一，在汉字改良问题上，面对废除汉字的激烈声音，林语堂特别强调语言文字的“美学性”，“汉字的美感足以让其生存”（第69-70页）。对语言文字的美感认知，即便放在今天的语言学界，也一定是孤独者的理想。其二，由古音韵学研究转向文学创作（白话文），尝试不同文体的中文写作，其文学成就，足以证明，极具美感的汉语是可以现代化的。其三，用英文进行写作，无论是有意无意，“汉语之现代化”必须要在不同语言之间达成和解，《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之成功，说明了中西智慧能相通、古今并不必然对立。其四，林语堂倾尽所有（因此由富而贫、晚境狼狈），发明中文打字机，是为“汉语之现代化”做出的技术努力——这个发明家，现代史上罕有。林语堂是理想主义者，更是少见的行动主义者。他当年的远见，放到今天，还是远见。

毫不夸张地说，林语堂是世界性的作家。以其《生活的艺术》为例：此书是1938年全美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纪录乃前无古人且至今仍无来者”（第213页），同时，“林语堂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至今为止作品被译成最多种世界各种语言的作家”（第403页注释1）。国人可能更熟悉林语堂的中文散文著作，但实际上，其德文论著，英文小说、散文及学术论著，占有很大的比重。作家之外，林语堂还是学者、翻译家，他的成就、见识、胸襟及赤子之心，足以打破某些食古不化者的门户之见。林语堂终身心系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及重生，与胡适之“文明再生”实不谋而合。但天才如林语堂，即使自视为世界公民，并兼享多语文明的好处，最终也难以摆脱“身份”这一现代怪物施加给人的魔咒：林语堂与赛珍珠/华尔希之间的交往史，正好可以见证理想破灭的残酷。本文无法尽述其考述论证之妙，有心者，大可以研读书中细节，甚至阅读英文原著，以解读林语堂何以在中年及晚年遭遇困境，进而理解中西对话之困。

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学者、作家、翻译家、发明家，当然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钱锁桥教授的《林语堂传》，史料及史证结合得当，有为学术共同体铺路搭桥之功，同时，对“中国文化的重生”及“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等问题，有重要的研究启示。假以时日，此书必能推动中文、英语、德语世界对林语堂的“重新发现”。将来的林语堂研究，绕不过这本书。

胡传吉，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