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救国会七君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创举，正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夺取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八一宣言》，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底开始，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各地的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所谓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上不同的阶级、政党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政治联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和形势变化制定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策略和方针。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出台后，1936年7月15日，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4人联合签署《团结御侮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正式发表，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写信，对他们四人的宣言表示支持。毛泽东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毛泽东在信中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对东北人民开展的抗日斗争做出高度评价。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信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8月31日，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刊发了毛泽东的信。10月30日，中共海外报刊《救国时报》在《苏维埃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的题目下，以整个第四版刊发了英文译回中文的版本并配发编者按。

　　国民党悍然逮捕救国会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随着媒体的传播，日益为广大民众特别是爱国民主人士所接受。1936年初，上海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呼应，上海文化界率先成立救国会。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了“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趁纪念“五卅”运动之际，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报刊报道，“五卅”大会次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1936年，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救国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国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若杉因此迁怒于上海救国会，他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若杉向俞鸿钧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俞鸿钧唯唯诺诺。

　　上海市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中国共产党发起营救运动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同救国会领袖们建立联系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潘汉年经过考虑，决定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因为宋庆龄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成员，而宋庆龄是救国会名誉委员，营救“七君子”名正言顺。此外，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支持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活动。

　　潘汉年与宋庆龄联系后，宋庆龄表示营救“七君子”义不容辞。在潘汉年、冯雪峰的斡旋下，宋庆龄迅速开展营救活动。1936年11月23日早上，宋庆龄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写信，请求冯玉祥参与营救。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回电称：“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蒋介石的电报坐实了“七君子”被捕系因救国会在经济上援助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

　　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声明中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11月26日，宋庆龄发表《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在《救亡情报》第28期刊发，经媒体迅速传播到国内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举行了十万人的签名活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消息，号召罢课两天并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北平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泰国华侨文化界、新加坡华侨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等就七君子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万万没有想到其一手酿成的“七君子事件”竟越过国界，演化成国际事件。

　　“七君子”被捕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让国民党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与毛泽东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

　　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积极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宋氏兄妹等的谈判中，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各方达成协议。12月24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的斡旋下，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驳斥起诉书的谬论，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

　　受西安事变谈判的压力和宋庆龄“自请羁押”诱发的舆论，国民政府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事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的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

　　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沈钧儒说，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面对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三中全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即由内战、独裁、对日不抵抗政策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决议确认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七君子事件”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介入，在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一手炮制的“七君子事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推动，最终通过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在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

　　（作者华强，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