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兄弟,你在哪里?
程枫
作者简介:程枫,原名程世管,1942年11月生于徐州东南25公里的程庄。开过火车,当过技术员,先后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有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问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过印度、新加坡等国。曾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副主编、编审、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退休后现居广东惠州。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鹅黄与嫩绿刚刚铺上河湟谷地,花香和奶香已在高原的空气中荡漾---在这么美好的季节里,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了。会上我认识了年青的藏族作者阿嘉。
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在报到处我迎来了第一批会议代表,他就在第一批人中间。当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报到薄上签名时,唯有特别年青的他一言不发,静静地站在一旁,微笑着看大家手握钢笔龙飞凤舞,然后从我手中领走餐券和房间钥匙。他看着大家的签名,时而惊讶得睁圆了眼睛,时而喜欢得张大了嘴巴,有一次竟失口而出:“你就是多杰才旦!……”最后,报到处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了,他才朝我点点头,笑笑,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有点腼腆地从衣袋里掏出会议通知书,郑重地交给我,拿起笔,在签到簿上一笔一划地写道:
阿嘉,藏族,男,19岁,新华印刷厂工人……
阿嘉,长得很清秀,修长的身材,瘦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剑眉下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他汉语很流利,当然藏语藏文更好些,他是新华印刷厂藏文车间的排字工人。
就在当天晚上,预备会议上,我忽然觉得胃里不适,听到主持人宣布散会后,我急匆匆地掉头就走,刚进了自己那间报到处兼宿舍的房间,就听到有人敲门,我返身拉开门,竟是阿嘉:“程老师,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笑笑:“没关系,有点儿……”他很认真地问:“是哪儿不舒服?你脸色不太好呢。”我指指胃:“可能晚饭上手抓吃多了……”他说:“你等着,我有药!”说着跑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着几个花花绿绿的纸包,说:“这是藏药,管消化的,你吃了就会好的。”看着他的眼神,听着他的口气,我觉得我应当绝对地相信他,就像一个患者无条件地相信一位大夫似的,我二话没说,就照他说的把药吃了。嘿!还真灵!药下肚没多会儿,就觉得如同吃了仙丹一样,胃肠和周身一会比一会好受起来。
于是,我俩聊了起来。
他说他早就认识我了,多次听我的文学讲座,读我的小说,没想到这次会议上我还是个工作人员,一个全省有名的作家怎么还当工作人员?我笑了:“有什么名,还不是山中无老虎?即使有点小名气,不过在小峡里面。所以大家都要努力,像昌耀、余易木一样,冲出小峡,冲向全国!”他很认真很用力的点点头,说他同意我的观点,并说他有决心,有梦想,有朝一日写出好作品,为青海争光!
我俩有点相见恨晚,开心地谈了很久。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谈起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罗曼·罗兰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可爱样子,尤其在谈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时,他非常动情地说:“我简直难以置信,天底下竟然有这样伟大的作家写出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太让人震撼了!翻译家傅雷先生说得多好,”他接着一字不差地背诵起来,“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换了口气,他声音小了许多,“我太崇拜罗曼·罗兰了!我要成为这样的作家!……”
在那次会议上,他给我看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稿,说实在的,作品虽有不少闪光的东西,但总体上尚不成熟,达不到发表水平,但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作者文学创作的潜能却显而易见。就是说,假以时日,阿嘉一定会写出很优秀的作品。作为编辑,碰上这样的作者,也很高兴,我当即给他说:“稿子我退了,但人我不退,你要再修炼修炼,一定会成功!……”
后来我考进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到北京深造,一去四年半,回来时已是八十年代后期了。这期间,我从未忘记过阿嘉,总觉得他应当忽然在某一期的《青海湖》上或别的刊物上,推出一篇引起轰动的大作,可是他怎么一直沉默呢?
不久,我去新华印刷厂联系刊物印刷事宜,和厂长一谈完事就问道:“你们厂的阿嘉怎么样,他还在藏文车间吗?”厂长听了我的话,竟迟疑半天,说:“阿嘉?我不熟悉,我调来时间不长,我给你打听打听。”他打了电话,告诉我,阿嘉病了,已办了病退,回老家养病去了。
我失望极了。阿嘉兄弟,你生了什么病?一定很严重,不然怎么到了“病退”的地步?你才多大岁数,病魔怎么会找上你啊?
厂长告诉我,阿嘉是很严重的心脏病,实在无法再工作了,医生要他长期卧床休养,才不得已办的病退,他的老家在海南州的大草原上。
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祷,阿嘉兄弟,愿大草原的新鲜空气和家乡的热土快点儿滋养好你的心脏,恢复你的健康。
转眼到了1990年,我的长篇小说《有情人》出版后不久,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海南州的信。信封里有一张信笺和一张拾元的人民币。我在收到陌生来信时,总爱先看信尾署名,当“阿嘉”两个字映入眼帘时,我真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阿嘉兄弟却在信中说:“程老师,你还记得一个叫阿嘉的藏族文学爱好者吗?十年了,我却时时记得那次会议上,你在看了我的稿子后,给我讲的那些鼓励我,鞭策我的话!可老天不公,病魔缠上我,我身体很差,几乎拿不动笔了,可我仍是那么酷爱文学,从未忘记要写出好作品,为青海争光!我一息尚存,就仍要写作!……”
好一个“我一息尚存,就仍要写作!”
他说他从自己订阅的《青海湖》上,得知我出版了《有情人》,他想看,可那儿的新华书店里没有,因此托我代买一本。我当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从未忘记他这个兄弟,一直期盼着他的作品问世,并绝对相信他会创作出惊世骇俗的大作的。当然更忘不了鼓励他一定要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然后,把信笺和拾元人民币一起夹在一本扉页上题写了“请我的阿嘉兄弟赐览·程枫”的《有情人》里,亲自到古城台邮局寄出去了。
我期盼着阿嘉兄弟能从我的信中获得一些抗击病魔的力量。
然而,严酷无情的事实粉碎了我的期望。
大约在一周以后,从海南州来了一位文学朋友,无意中谈起海南文学队伍时,说:“唉,原本很有希望的一个小青年又走了,使我们海南又折了一员大将!”我浑身一颤,忙问:“谁?谁又走了”回答:“阿嘉!”
阿嘉?!阿嘉走了?如五雷击顶,我傻了。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给他写的信,寄的书,退回去的钱,他收到没有?准确些说,即使他收到了,来得及看了吗?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青海省的文学天空上又陨落了一颗尚未升起,但必然会升起的新星!这让我心疼。一位原本很有才华,很有潜力,很有希望,又有决心、有梦想,有朝一日一定会写出优秀作品为青海争光的文学青年,壮志未酬,就这样地走了,实在让人痛惜!
转眼,廿多年过去了,我早已退休且回到了故乡定居,可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起他那清秀的模样:修长的身材,瘦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剑眉下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耳旁常常响起他的声音:“我要成为罗曼·罗兰那样的大作家,为青海争光!”“我一息尚存,就仍要写作!……”啊!我的藏族兄弟阿嘉,你走了这么久了,你走到了哪里?你在那里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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