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第二部（12）7-8 章梁晓声

第七章

　　本系研究“阳明心学”的权威汪尔淼教授对周蓉十分青睐。汪教授北大哲学系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古代哲学专业学生，算得上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此后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八十年代初平反后，他出版了一部早前偷偷写就的专著《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深入浅出地普及哲学知识，引起一定反响，于是名字抖落尘埃，浮出学界水面。

　　其实，汪尔淼只不过是受到学界一批人的关注。一九八六年，古代哲学专业一如既往不受待见，甚至被认为是清谈之学、无用之学。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纷纷介绍到中国，首先在中青年知识分子间的影响日渐升温，在大学课堂更受欢迎。此种情况下，汪尔淼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相当冷清，往往不过坐着数名学生而已。他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即使面对两三名学生也照样情绪饱满，讲得有条有理。

　　他还想培养自己的学术接班人。不知怎么，周蓉进入了他的考察视野。

　　“考我的博士吧。”汪尔淼第一次到周蓉家做客时，落座没几分钟就直奔主题。那时周蓉已经结婚，她的宿舍很温馨。

　　“可学您教的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周蓉脱口问道。尽管微笑着，那还是让老先生窘态毕露。

　　“这太不像你说的话了。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太让我意外了，我本以为……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汪尔淼平时很要知识分子的面子。“臭老九”咸鱼翻身，非但不臭了，分明地还开始吃香起来，老先生就更加顾惜自己的面子。那日的他似乎有点儿自讨无趣，说完一番大失所望的话，起身就走了。

　　周蓉好生自责，反省自己对一位长者同事出言未免轻浮。几天后，她现身于汪尔淼的课堂。除了她只有几名学生，两名学生分明正谈恋爱，心不在焉，不时眉目传情，交头接耳。

　　汪尔淼也不说他们，几乎始终望着周蓉一个人的脸，语调平缓滔滔不绝地讲。他将黑板一分为二，一边清清楚楚写出所讲内容的提纲，另一边一组一组对应着写出关键词。他的板书字体俊逸方正，很见功力。

　　那日周蓉领略了什么叫学问扎实，什么又叫敬业。

　　过后，她前往汪尔淼家拜访了一次。汪尔淼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内的一间屋，比周蓉的略大些，也搭了吊铺。汪尔淼每晚睡吊铺上，上面除了被褥还有一摞摞书。他的学问基本是在吊铺上“做”出来的。

　　汪尔淼的老伴是从毛巾厂提前退休的女工，他们唯一的女儿“文革”中因为失恋患了精神病，刚出院不久。老伴和女儿睡双人床，以便照看女儿。

　　周蓉意识到，学校对自己确实不薄，也更加理解一些同事为什么对自己心怀嫉妒，于是彻底原谅了他们。

　　周蓉满怀敬意地向汪尔淼表示，愿意争取成为他的博士生。她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趣未改，但是听了汪尔淼的课，她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发生了兴趣。

　　在内心深处，同情也是她郑重表态的原因之一。她觉得汪尔淼所开的课程具有悲剧意味，而他身上则具有悲剧精神。

　　她是悲剧的通灵者，表态愿做他的知识与学问的传人。

　　汪尔淼欣慰地说：“我左思右想过，觉得自己不至于失察看走眼嘛！周蓉啊，我执教的时间很有限了，说不定你是我的关门弟子。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或古代哲学的学者之中，优秀的女性学者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从民国至今，能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哲学的女教授屈指可数。所以，很希望我的弟子中能有一位。如果你将来能站讲台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此生所愿足矣。”他说得平平静静，如同自言自语。

　　周蓉却听得大受感动，泪眼汪汪。　　从此，汪尔淼经常给她“开小灶”，她越发感到自己的浅薄，也越来越受益良多，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她已正式开课，备课讲课用去了大部分时间，晚上还经常需要批改作业。汪尔淼对她寄予厚望，但成为他的博士生，那还是要经过一门门相关课程的考试，不是汪尔淼一人所能决定的事，自己不精读几十本书心中没底。况且，与蔡晓光之间的夫妻感情也需要好好经营。严格地讲，他俩也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那一类夫妻。以前是蔡晓光对她单恋，婚后还是那样不行，她也得表现出自己的爱意来。

　　她也真觉得蔡晓光值得自己深爱，他没有冯化成拈花惹草的毛病，作为话剧团导演更是难能可贵。

　　她很忙。尽管忙得充实，有条不紊，但还是经常分身乏术。好在蔡晓光体贴她，让她享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转眼间夏去秋来。有一天晚上，蔡晓光主动问：“快‘十一’了，咱们也不回你爸妈那边一次吗？你离婚的事没及时汇报，结果闹出那么大一场风波。咱们结婚的事再迟迟不汇报，只怕你父亲永远不认我这个女婿了。”

　　周蓉说：“我也在想这事。我已经告诉我哥和嫂子，他俩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蔡晓光很夸张地说：“别又让你哥替咱们担什么罪名，他要是因为咱们的事再受委屈，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啊。”

　　周蓉说：“是啊，我哥从小就替我担罪名，受委屈。我都当副教授了，他还差点儿替我挨了我爸一耳光。有时独自一想内疚得很，但咱俩还是别冒失地回

去，这一两天我再去告诉我弟和弟妹，先争取到多数亲人的理解和同情，再与我爸摊牌。”

　　蔡晓光说：“这些方面我是没什么主见的，只能做你的绝对服从派。”

　　第二天，在甲三号院门外，周秉昆见到了周蓉。　　他说：“姐，都快忘了我有姐了。”

　　周蓉说：“少贫嘴！我可忘不了我有个弟。”

　　“姐，你气色很好哩，就是这辆自行车差点儿意思，连个铃都没有，太不安全了。”

　　“我会小心骑的。”

　　周蓉掏出五十元钱给秉昆，让他“十一”回父母那边时代她交给父母。她告诉秉昆，她已经与蔡晓光领了结婚证。

　　秉昆说：“那这五十元我不代你给爸妈，你还是自己给吧。”

　　周蓉说：“让你代我给爸妈是信任你，捎带探探咱爸的态度，看他对我和晓光结婚究竟能不能容忍。这是姐的重托，你要当成任务来完成，完成好有奖。”

　　新婚的幸福确实让一度憔悴的周蓉又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

　　周蓉说还要到图书馆去，说罢跨上自行车就走了。

　　秉昆望着周蓉远去的背影，一时有点儿郁闷，甚至感到内心的种种不满。当年她逃亡般地远走高飞，自己这个弟弟和母亲担了多大的忧啊！如果不是她和冯化成双双卷入了政治事件，母亲断不会变成植物人留下后遗症！她消没声地离婚了半年多，居然不告诉自己这个弟弟！不征求任何一位亲人的意见又闪电般结婚了，居然又给自己这个弟弟一项刺探父亲态度的任务！

　　然而，他转眼一想到自己当初对郑娟的爱也是那么不管不顾，心中的怨气又消了大半。

　　周秉昆当时也没精力生周蓉的气了，他摊上了着急上火求助无门的事。周秉昆没当上编辑部主任，原因在于邵敬文没当上杂志社社长。原来，上边派来了一位社长韩文琪，据说曾是省市一位大领导的秘书，后台很硬，比邵敬文大两三岁，也属年富力强之人。派来一位社长也就罢了，更不好的是，韩文琪对办杂志不仅外行还独断专行。他是理所当然的一把手，又仗着后台硬，根本不把纯粹的业务干部邵敬文放在眼里。他除了让邵敬文负责稿件，其他事一概不与商量，后来连发什么稿件也得由他拍板，不容别人有不同意见。邵敬文是修养极高的人，他很想得开，索性只当一位执行者，不再理论。周秉昆既当编辑又负责发行，眼看着发行量月月下滑，忍不住当面向韩文琪告急，直接指出了他的缺点。

　　韩文琪说：“一把手总揽全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独断专行，那么证明你对规则规矩一无所知。”

　　没过几天，韩文琪调来了一个在水果罐头厂搞推销的男人，委以发行部主任之职。

　　又没过几天，经韩文琪批准，发行部主任调入一男一女两名发行员，都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

　　周秉昆私下对白笑川说：“看来咱们三个老人儿都得靠边儿站了，这是要改朝换代啊！”

　　白笑川说：“你这话哪儿说哪儿了，绝不可再对他人言。你应当这么看问题——调来的新人多了，各部门发展壮大了，兼职少了，咱们的工作量也轻了，未尝不是好事。”

　　周秉昆说：“我不信你的话是心里话。想当初只有咱们三剑客时，发行量曾经超过百万！自从这位社长来了，发行量掉下去二三十万了！你没看出来吗？他们亲亲密密、说说笑笑，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哩！”

　　白笑川说：“进了咱们编辑部，那就等于以后吃定了事业编制这碗饭。如今各企业单位都处在转型期，就算曾是铁饭碗的企业单位，估计以后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有的企业都开始拖欠工人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权力一句话就可以把亲朋好友或亲朋好友的子女招进来，让他们从此吃上事业编制这一碗踏实饭，你会不帮忙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没听到过？有些人把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只

筐，专为他们解决实际需要，而且是个挺好的筐。发行量如何了人家不在乎，你着哪门子急呢？就是由一百余万掉到了一二十万，加上广告收益，那也还是可以把十几个人养得舒舒服服的。只要有些人需要，政府倒贴钱，咱们这份杂志也能活下

去。你以后睁只眼闭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做好就是了，其他任何事都别管，更不要顶撞领导。要学咱们邵敬文，明哲保身吧！”

　　白笑川想了想，接着苦口婆心地说：“你可千万别把师父的话当成耳旁风。我们现在寄人篱下，要学会韬光养晦。对于你，重要的是争取当上编辑部主

任，这才是正事。这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如果你能当上编辑部主任，邵敬文那主编就能当得省心点儿，顺心点儿。如果别人当，可就两说了，也许他待不下去。他是主编，没法儿跟你说这些话，明白？”

　　自那日后，周秉昆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不再摆创刊人资格，简直可以说做到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接着，韩文琪又调来了一男一女两名编辑。男的是轴承厂的宣传干事，女的叫何雯，是两年前本省师范毕业的学生，当过一年小学老师，辞职后在社会上漂了一年多。

　　韩社长介绍她：“有颇为丰富的社会经历，群众接触面广，爱好文艺，当我们《大众说唱》的编辑肯定会很出色。”

　　何雯起初对秉昆这位编辑部代主任挺巴结，经常套近乎。不久，秉昆觉得不对劲儿了，她那不是巴结，也不是一般的套近乎，而是对他有特别的“意思”。

　　一次，编辑部就他俩时，她笑嘻嘻地说：“昆哥，我还没主儿呢，你认识的好男人多，帮我找个对象呗！”

　　秉昆敷衍地说：“成啊，我会留意的。”

　　下班后，她非要等着秉昆。秉昆无奈，只得与她一块儿走。

　　走着走着，她挽住了秉昆的胳膊。挽着就挽着吧，女同事挽着男同事的胳膊走一段路，也不算太出格。

　　不料，她说：“其实你又何必帮我找什么对象呢？我觉得你就挺好的。”

　　秉昆猛地甩开她的手，厉声说道：“我想，你是知道我已经结了婚的。”

　　她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呢？如今离婚不再是丢人的事了，哪天我陪你看一场新电影《谁是第三者》，开开窍儿。”

　　秉昆非常生气，骂道：“无耻！”

　　何雯先是莞尔一笑，转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啪地扇了秉昆一记脆生生的耳光，转身扭扭搭搭地离去。

　　秉昆一想不对劲儿，她那一记耳光，似乎是扇给背后的什么人看的。他回头发现发行部主任和两名下属正看着呢，他们显然刚从小饭馆出来。

　　第二天，有关《大众说唱》编辑部代主任周秉昆对新来的女编辑何雯言语轻佻蓄意调戏的流言散布开来。周秉昆就算浑身是嘴也辩不清了。

　　向谁去辩呢？与何雯辩吗？那后果岂不是吹她一口气、落自己一身灰吗？周秉昆只有将耻辱和窝囊吞咽下去，闷在心里。

　　白笑川和邵敬文私下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听他说了，二人一时沉默不语。

　　周秉昆费解地问：“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已婚男人，值得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勾引吗？”

　　白笑川说：“你要知道，她和你一样，也只不过是普通人家子女。后来在社会上混出了些能耐，成了地道的‘社会人’。她到底混出了些什么能耐，我也说不大清楚，反正据说能耐不小。以她这样一个女‘社会人’的眼光看来，你周秉昆还真值得她下一番功夫勾引的。这话不中听，我是你师父，你多担待。你想啊，你哥是文化厅副巡视员，你嫂子是高干女儿。她父亲不在了，她母亲那也是三十年代初的老党员、老革命。尽管离休了，人家毕竟属于全省老资格的革命前辈。有什么个人要求，省市两级领导都要给面子的。你嫂子本人呢，人家是重点大学招生办的，也当副处长了吧？”

　　“我不知道，没问过。我和我哥我嫂子都回父母那边时才能见到，平时不大见面。见了我也不可能问那些，那太古怪了。”

　　“估计已经当副处长了。你姐也是副教授了，在北京的姐夫又是名气不小的诗人。这一切，对于一个女‘社会人’是多么丰富广泛的关系哩，社会关系是‘社会人’这一种人形蜘蛛的网。蜘蛛没有网可怎么活？‘社会人’只有将社会关系这张网织得大大的、密密的，才能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心想事成。那何雯就算拆不散你和郑娟，与你有一腿她肯定也愿意。”

　　那时，秉昆还不知道他姐又结婚的事呢。

　　周秉昆说：“我怎么以前就没有遇到过什么‘社会人’呢？”

　　白笑川问：“你说的以前指什么时候？”

　　周秉昆说：“‘文革’结束前吧。”

　　白笑川想了想，点拨说：“爱徒错矣。那时也是有的，只不过品色不同，道行不同。那时的中国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单位人，都有单位管着。没有单位的，叫社会闲杂人，由有关部门管着，所以个体的社会能量都不太容易发挥出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人都得找靠山、抱大腿、托关系、走后门。女的为了实现愿望出卖姿色，男的为了达到目的背叛友谊、落井下石，都属于另一种‘社会人’的勾当，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为师看来，‘社会人’大体分为两类。好比‘盗亦有道’，一个‘道’字，便将盗划分成了两类；好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

个‘道’字，也将爱财的人划分成了两类。有一类‘社会人’是目的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另有一类‘社会人’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还是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好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网丝连着的也都是好人。徒弟，师父我便是后一种‘社会人’……”

　　白笑川等于为周秉昆上了一堂社会关系学启蒙课，秉昆很爱听，忘了自己的屈辱和隐恨。

　　他说：“我认为，我姐太应该请你到大学里去做一次讲座了。大学生们也很有必要听听你讲的内容。”

　　白笑川说：“好哇，只要你姐看得起咱们搞曲艺的，我遵命。”

　　邵敬文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拍拍秉昆的肩，叹口气，只说了几句话：“秉昆啊，你更不好过的日子恐怕要来了，咱们三人在《大众说唱》的美好时光也许成为历史了。” 　　邵敬文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周秉昆代主任的“代”字去掉了，却不是成为主任——成为主任的是何雯。这下周秉昆苦了，他组的稿件十之七八遭她“枪毙”。为了不让杂志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他还不便越级直接呈送给邵敬文看。

　　不久，邵敬文要求调走，到一个区的文化馆当了馆长。正处级干部当正科级馆长，属于高配屈就。

　　邵敬文走前与周秉昆和白笑川喝了一次酒，他表示太对不起他俩了。

　　他俩都表示理解。

　　邵敬文说并不担忧白笑川以后的处境，白笑川再过几年该退休了。他担忧的是周秉昆，如果他在杂志社实在待不下去了，那可如何是好？

　　白笑川向他保证，有自己在，绝不会眼看着别人挤对秉昆装没看见，他自有主张。

　　白笑川的主张也很“社会人”，甚至可以说很江湖。

　　一天午休时，他进了韩社长办公室，将椅子搬到社长桌前，大大方方地坐在对面，横担一腿，不停地晃着那只脚，说几句吸一口烟斗。

　　他说：“韩社长，我要当面向你谏一言，言字旁右边一个‘柬’字那个谏，这个谏字的意思是不怕冒犯。你听明白了，我可没说‘斗胆谏一言’，向你谏一言，我白笑川胆量绰绰有余，谈不上什么斗胆不斗胆的。”

　　韩文琪愣愣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立刻发作。

　　白笑川说：“咱们这杂志社，那也就是一个处级单位……罢了。咱们这杂志，那也就是一个满足大众偏爱的刊物……而已。附带着，为曲艺工作者们提供一块发表原创作品的园地，不是任何一级政府的机关刊。这话我不说，你也应该明

白，可是我看你并不明白，将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座风水很好的山头，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剪除功臣。我是副处级副主编，你也只不过是一正处级社长。咱俩之间，级别上仅差毛线那么细的半级，你看你跟我说话时扎起的那架子，如同跟低你几级的下属说话似的。你有必要那样吗？在这么一个离真正的官场很远、属于犄角旮旯的处级单位，你将权力看得那么重有意思吗？玩弄你那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小把戏，不觉得枉费心机吗？”

　　“你！……”韩文琪腾地站起来。

　　“要发火？劝你先忍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待我把话说完你再发火也不迟。或许，听我说完下边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发火对你实在没好处……”

　　白笑川说完，叼着烟斗盯着他冷笑。韩文琪觉得白笑川的冷笑有种破釜沉舟的意味，缓缓地坐下了。毕竟当过多年秘书，想想该克制一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克制力的。

　　“在曲艺界里，我起码算儿子辈的。尽管是儿子辈的，在省里市里那也称得上是一个人物。可你算老几？你重孙子辈的都够不上。在曲艺界你排不上辈，整个一外行！刊物发行量直线下降，你他妈的没事似的，就知道往里招关系人，讨好送情。你别以为你靠山硬我奈何不了你，我扳不倒你还治不了你吗？如果我预备下个小本，每天监视你的言行，听到你一句不正确的话就记在小本上，逮着你一次不符合一把手身份的行为也记小本上，几个月后我就能记满一本你信不？劝你还别不信。只要善于上纲上线，掐头去尾，正确的话我也能把它记成对现实不满的话。这一招是我五七年后特别是‘文革’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只不过没试用过。如果我在你身上试用，从明天起你心里不会一点儿都不别扭吧？你以为甲三号的人都拿你当个人物吗？实话告诉你，现在讨厌你的人多了！”

　　韩文琪确实急了，满脸堆笑说：“老白，白老师，前辈，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误会大了！邵主编他是自己想走的哩，我怎么留也留不住啊！你和小周你俩在我心目中不但是功臣，还是咱们这儿的宝，我怎么会舍得赶走你俩呢！”

　　白笑川笑道：“你也误会了，没看出我在开玩笑？你还信以为真了。”

　　“白老师，咱们不开玩笑了，免得再互相误会。你就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需要我怎么支持？看我，只顾聆听你的教诲，都忘了给你沏茶了……”

　　韩文琪忙不迭地起身沏茶时，白笑川说：“不必，我出了你的门就立刻能喝到自己杯里的茶了哩。你抽空儿把我这报告批了，那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了。不是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是你好我好社里好大家都好的事……”

　　他把几页纸放在桌上，特低姿态地弓身而退。

　　韩文琪很快就批准了那份《关于促进曲艺事业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项目报告》。按照那份报告，杂志社成立了演出活动承办部，白笑川任主任，周秉昆任副主任，有自主招人权，但不占杂志社的事业编制指标，并允许刻公章、挂牌、租办公室、设专线电话。总而言之，白、周二人仍属编辑部的人，每月由编辑部开工

资，但那个部门必须每半年向社里交一笔创收费。交够了，享有经济自主支配权。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申办过程，要跑不少部门，盖许多公章。几乎没用白笑川操心，韩文琪亲自出马，很快就办成了。

　　他为什么如此热心呢？一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个邵敬文留下的“死党”，从此便可少在他眼前出现，眼不见心不烦，他能实现社长主编一肩挑的夙愿了。二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以自己的能耐为杂志社创收，对包括他在内的杂志社每个人的钱包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三者，国家鼓励事业单位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得好的、带头的会被领导视为有改革新思路的干部。倘再能给上级主管部门带来福利，则大有提拔的可能。

　　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人趁热打铁，加紧张罗，很快便让一切按部就班地有了眉目。在讲人情的中国，他俩也不得不奉行任人唯亲那一套。国庆他姐所在的肉联厂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他姐因身体不好，常请病假，成了内退员工，每月仅发给最低生活保障。秉昆得知后，主动找上门去，把国庆他姐招到了演出活动承办部。

　　事先，白笑川问：“跟你什么亲戚关系啊？”

　　秉昆如实相告，并非亲戚关系，虽是朋友的姐，但两人的友谊不同一般。末了，他说：“求你了！”

　　白笑川说：“咱俩能定的事，何谈求不求呢？就让人家来吧，也等于替国家减轻负担嘛。招面临生活压力的人，我支持。”

　　国庆他姐去上班了，无非每天把屋子收拾干净，预备好开水，接待一下来人，做电话记录之类的事。由肉联厂碱水池里洗肠子的女工，倒成了坐办公室的文员，国庆他姐知足得不得了。

　　秉昆又问白笑川：“给她开多少钱呢？”

　　白笑川说：“你看着办。如果咱们挣得少，那也只能往少了给，跟人家摆明情况，请人家谅解；如果咱们挣得多了，那就应该往多了给，别亏待人家。咱俩做主的部门，收入分配上既要讲多劳多得，又要讲共同富裕。”

　　白笑川这师父对秉昆真是好到家了。一天，他又说：“我得有个助理。我这人爱忘事，带队演出，记着这事忘了那事可不行。我认识的人，哪一位家里的生活现在都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他们的儿女也都有较好的工作，他们的三亲六故不必我来照顾。我的助理由你来招，也要本着帮助底层人减轻生活压力的原则，给多少钱还由你来定。”

　　于是，秉昆将赶超他妹妹也招了去。那姑娘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在家里都快闷出病了。

　　一九八六年，高考仍然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城市并未实际增加就业面，人口却比七十年代增加了几成，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成了待业青年。家中儿女多的父母只能自己退休，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各类中专毕业的学生的命运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乱窜着找工作，而城市像不堪重负的骆驼，夜里静听似乎能听到它疲惫的喘息。谁也不知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但谁都觉得它快撑不住了。

　　居然能帮好友的姐姐和妹妹安排一份工作，这让周秉昆对权力产生了无比的热爱。

　　那一时期，他经常感慨地说，权力真他妈的好啊！

　　然而，发给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的钱是白笑川向朋友们筹到的。白笑川却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他一召集，省里的市里的曲艺界人士纷纷响应，多是男士。白笑川意识到了，便又发展了几名歌舞团的女演员。

　　生活好的年头普罗大众对娱乐的要求水涨船高，生活压力大的年头他们对娱乐的要求也分外强烈。白笑川和周秉昆赶上了机遇，他俩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当年文艺界人士“走穴”的穴头。

　　挣钱的事谁会往后缩呢？白笑川一挥手，各路演艺豪杰跟着走。一场“走穴”下来，他们也就分个二三十元最多五十元而已，但若来劲儿地走，积少成多，那笔钱就很可观。

　　一年后，周秉昆居然攒下了一千多元。当年，人们梦想的最高金钱指标也只不过是成为万元户。

　　秉昆向白笑川借了二百元，以一千六百元的价格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买了一处苏联房——看上去年头不短了，却还算周正。有小门斗，窗外有小院

子。地基并没怎么下沉，窗框下沿离地面一米多高呢。一大一小两间屋，进门是厨房，左边小屋，前边大屋。灶台是水泥的，刷了油漆，木板地，铁皮房顶。家具齐全，拎包就可以入住，入住了就可以生火做饭。

　　说是“买”，严格来讲叫“兑”。当年但凡像点儿样子的居民住房的产权，都归各级房管所。只有光字片那类房产所不稀罕登记的住宅，才有实际性质的买卖之说。兑房现象民间较常见，即一方出钱，拥有对方的居住权，年限由一方出钱多少而定。一千六百元在当年是数额挺大的一笔钱，秉昆买下的是永久居住权，起码协议上是如此写明的。

　　秉昆率一家四口看房子时，郑娟里里外外出入几次后，不敢相信地问：“归咱们住了？”

　　秉昆肯定地说：“是的，永远。”

　　郑娟一转身，当即哭得稀里哗啦。

　　聪聪奇怪地问：“妈妈，你哭啥哩？”

　　郑娟哭得连“高兴的”三个字都说不完整了。

　　楠楠则小声说：“爸，我爱你。” 　　秉昆听了，心中一时暖流澎湃，百感交集。楠楠的话由郑娟或聪聪来说，都不至于让他鼻子发酸。

　　“爸也爱你。”他动情地抱了一下长子。

　　那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提前实现了几个五年计划，率领妻子和儿子进入了共产主义，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前，他一直视楠楠为郑娟的儿子，一想到楠楠

是“棉猴”的种，心里还会极不舒服。楠楠惹他生气时，其不舒服与赚恶没什么两样，尽管他在生活中从不偏爱小儿子而亏待大儿子。

　　“爸，我爱你。”楠楠从没对他说过如此温暖的话。此话似乎是由楠楠之口向他传达的神谕，驱除了他心灵中某个死角的黑暗。

　　从他口中说出的“爸也爱你”四字，又似乎是他自己的誓言。“视同己出”这个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不容易。

　　自那日起，当秉昆再跟郑娟说“咱们大儿子”这句话时，才真的是在说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儿子了。

　　一家四口入住后，秉昆和郑娟的愁事随之而来。

　　请不请几个朋友到新家热闹一番呢？

　　不请吧，朋友关系上太说不过去。怎么住上好房子了都不告诉一声啊？他们一挑理，没话可解释呀！

　　请吧，对朋友们的刺激是不是太大了呢？他们的家可都是又小又不像样的家啊！春燕两口子受到的刺激会小些，“人民大浴池”已改名“红霞洗浴中心”，不再属市商委了，政府部门与直属企业彻底脱钩。脱钩前，因为春燕一向会来事，上层路线走得不错，几位领导大发慈悲，一块儿帮了把劲儿，终于让她梦想成真，在筒子楼里分到了二十几平方米的一大间屋子。虽是筒子楼，没厨房，却有暖气，冬天不必为取暖操心，可省下一冬的煤钱。秉昆和郑娟都认为，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即使羡慕他们美好的新家，那也不至于羡慕到受刺激的地步。国庆和赶超则不同了 ——赶超和于虹接盖出的那个小小的家由于占用了消防通道，还是被拆了。他们也像国庆两口子一样，搬到哪儿都住不长久。疯涨的房租和物价，迫使他们几乎每年都换房东，孩子也得随之转学。转来转去的，原本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差了。无论国庆家还是赶超家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穷愁之中。他们家与秉昆的新家相比，简直可以用足以令人愤怒的差距来形容。设身处地替他们一想，秉昆和郑娟都不敢也不忍刺激他们。

　　秉昆决定先不主动告诉好友。如果他们从别处听说了，非要来家里做客，那时再议。

　　郑娟同意秉昆的决定，但夫妻二人又得面对第二件犯愁的事。秉昆曾对国庆说起过想要“买”房子的打算，也曾告诉过赶超。

　　国庆当时立刻说：“如果你们有了新家，太平胡同那处地方千万给我留着。”

　　秉昆说：“你们怎么可以住那儿去呢！”

　　国庆说：“那儿怎么了？你和郑娟住了多年，我和吴倩为什么不能住？你们是一家五口住过，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也可以住。那附近的小学还是不错的，就这么说定了啊。如今在离市区更远的地方租那么一处地方，也得三十多元了！”

　　国庆说过的话，赶超也说过。

　　都是好友，太平胡同的住处究竟该让哪一位好友住呢？秉昆夫妻俩左右为难，晚上躺在被窝里也讨论，睡前达成的一致，一早醒来又变了。

　　最后还是秉昆做出了决定，通知赶超一家三口及时住过去。国庆他爸的退休工资比赶超他爸多十几元，在两个朋友之间他也不得不搞平衡。经由那件事，他有些理解别人为什么说平衡的艺术是一门学问了。

　　郑娟对新家爱惜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窗子总是擦得明明亮亮，地板的木纹刷得清晰可见，春夏秋三季煞费苦心让小院里开着花，切菜时案板下垫着抹布，怕震裂了锅台四边光滑的水泥。

　　一天，她对秉昆说：“咱们住在天堂一般的家里，爸妈却住在光字片的破土屋里，我住得越来越不踏实。”

　　秉昆说：“把爸妈接过来住一阵？”

　　郑娟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郑娟这个周家的功臣非但从没居功自傲，还处处按好儿媳的标准自觉要求自己。在周蓉、秉义和冬梅面前，她内心一向有文化上的自卑，往好之又好的方面来做方能抵消一小部分自卑。

　　秉昆就回父母那边去说明意图。

　　母亲却说：“我哪儿也不去，神宫仙府也不去，一天也不离开这儿！我一走，那狐狸精还不率领一群小狐狸把这儿给占领了呀？”

　　秉昆说：“你们小儿子住进新家了，做父母的怎么也应该去看看吧？”

　　于是，周志刚代表老伴来到了小儿子的新家。

　　郑娟说：“爸，你和我妈住过来，你们老两口睡小屋，我、秉昆和你两个孙子睡大屋，无非再添张单人床让你大孙子睡。”

　　周志刚说：“那怎么行？楠楠都快是小伙子了，再和你们睡一个屋里不成体统。”

　　郑娟说：“那我我妈和聪聪三个睡小屋，你、秉昆和你大孙子睡大屋。”

　　周志刚说：“那你们小两口还算两口子吗？不是长久事，不可以。”

　　他仔细地查看了锅台四周，以专家的口吻评论道：“这水泥抹得太有年头了，居然一道裂纹都没有，用的八成是当年小日本修碉堡的那种水泥。他们当年从国内运来的，投降后留在东北不少。咱们中国人只知道用，也不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看人家是怎么造出那种水泥的，咱们中国人太缺心眼了！”

　　秉昆说：“爸，先不讨论水泥。”

　　周志刚说：“你们以后一定要恩恩爱爱地过日子，要不对不住这么好的家。我年轻时做梦都想给老婆孩子这样的一个家，一辈子快过完了也没实现——你们真的赶上好时代了！”

　　他要单独和小儿子说几句话，秉昆就跟在父亲身后出去了。

　　在门斗旁，周志刚看着小儿子说：“我很高兴，你这辈子提前熬出头了。

你妈的话你也听到了，就算你和郑娟的孝心尽到了吧。”

　　那时，他目光里满是慈祥。

　　哥哥和姐姐经常能享受到父亲那满是柔情的目光，秉昆则少有那等殊荣。

他的头脑中倒是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即使父亲嘴上说着“让我稀罕稀罕我老疙

瘩”之类的话，并将他置于膝上时，目光往往也还是会望向哥哥或姐姐。那时哥哥或姐姐总是埋头于各自的事，并不在乎父亲的关注。

　　周志刚又说：“你从小到大，爸没怎么夸过你。怕一夸，你反倒出息不了啦。看来爸是对的。今天爸要当面夸你一句，秉昆你终于出息了。爸得承认，你能出息到这一步，是爸没想到的，爸觉得没必要再为你操心了。”

　　听完父亲的话，秉昆想哭。不是被感动得想哭，而是又被父亲的话翻腾出了始终压在心底的一种憋屈。

　　忽然有一天，街区房管所来人通知郑娟，那房子的原始房主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本市，要落叶归根了，所以那房子必须腾给人家。房管所的人和郑娟那么说时，楠楠也从旁听到了。秉昆下班后，郑娟一说，秉昆岂敢拖延？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房管所。

　　周秉昆说：“那房子我已经买下了呀！”

　　人家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那房子兑下了，可与你立字据的人不是原始房主啊，他无权把房子兑给你嘛！”

　　周秉昆说：“可你们房管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做了过户登记的呀！”

　　人家说：“那位经手的同志是帮忙的，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根本没经验，已被辞退了。” 　　“你们说那原始房主他早干什么来的？他怎么二十多年里从没在本市露过面？我但凡有他一点儿信息，也会找到他与他本人交易呀！”

　　“这你不能怨人家，从前人家不敢回来，有那心也没那胆啊！一回来还不立马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啊？”

　　“那那，那我的一千六百多元钱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你首先要赶快腾房子，人家原始房主十月底必须住进去。你要赶快找到二房主，争取把钱要回一些。能不能要回一些，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房管所没什么关系。”

　　房管所明明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人家一口咬定与房管所“没什么关系”，秉昆就没辙了。一九八六年，普通人还没有多少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而且，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普通人告政府部门的案件——这点儿常识秉昆是有的。

　　他只能暗暗叫苦。

　　那个与他签协议的人蒸发了——对方是白笑川朋友的徒弟的朋友，白笑川当时听到了那处房子要“卖”的信息，完全出于好意介绍周秉昆认识。既然是师父的关系，周秉昆当然百分之百信任，不承想竟遭到了杀熟一刀。

　　无奈之下，周秉昆告诉了白笑川。白笑川一听也急了，将朋友责骂了一通，发动自己广泛的人脉撒网似的寻找签协议的人，最终的消息是那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后出国了。有说那人去了新加坡的，也有说去了泰国的，还有说去了越南的。

　　白笑川着急上火，嘴上也起了泡。他问周秉昆：“你不会怀疑师父从中拿了好处费吧？”

　　周秉昆说：“那怎么会！”

　　白笑川内疚地说：“师父再就只能说对不起了，借你那两百元你别还了，就当你我的钱都打水漂了吧，师父再帮你挣！”

　　秉昆本想说“但我往哪儿搬啊”，眼见师父唇上急出了泡，没忍说出来。　　郑娟对秉昆却毫无抱怨。十之八九的妻子，这种情况下难免会责备丈夫办事不周。郑娟却百般安慰，只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吧。她想，应该先去问一下赶超夫妻想不想搬家？如果赶超夫妻想搬到别处住，那么他们可以再搬回太平胡同。

　　秉昆便买了罐头糕点之类的东西，去赶超家试探口风。

　　赶超请了事假，在家照顾于虹。

　　于虹指着赶超说：“我差点儿没被他害死。”

　　赶超说：“所以我将功补过，请了事假服侍她哩。”

　　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了，又是老友之间，没什么遮遮掩掩不好意思的

——原来，赶超有一次马虎没戴套，致使于虹又怀孕了。于虹自己也大意，怀孕三个月了居然没察觉，等到有了明显反应方知不妙。如果不“做”了，那么就意味着超生。一旦超生，不仅单位要受罚，春燕这位一把手要做检讨，于虹的工作都将不保。一九八六年，计划生育实行到了第九个年头，城市对于超生几乎零容忍。于虹不敢冒险将孩子生下，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是违心地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造成大出血，险些一命呜呼。

　　“前些日子郑娟来串门，我还跟她说过想不在这儿住了呢，让老婆孩子住这么差的地方，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太没面子了。可现在这情况哪儿敢折腾呢，看来还得继续住下去。于虹得多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子，把预备租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了……”赶超如是说。

　　于虹就宽慰他：“别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又没挤对过你。秉昆和郑娟一直让咱们白住，每月往少了说那也能省下二十多元吧？几年内不许考虑你那面子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秉昆，我说得对吧？”

　　秉昆只得说：“对，很对，非常对。”

　　赶超问：“还让我们白住？”

　　秉昆反问：“这用问吗？” 　　赶超不再看着秉昆，轻叹一口气，仰起头，将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眯成缝，冥想般地说：“我要是有十个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老友就好了——一个是你哥那种当官的，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我一提与他的关系，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个是你姐那种喜欢啃书本做学问的，我一提你姐名字，连我自己也显得有几分学问了；一个是龚维则那种穿警服的，但要比派出所所长官大点儿，区公安局长那么大就行，就不担心受欺负了；再一个是法院的，起码得是‘老太太’那样的老资格的庭长；还得有一个是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万元户也得有一个，时不时地借笔钱方便；剩下几个我的要求就不高了，性格合得来的，能经常聚一起热闹热闹，叙叙友情的……”

　　秉昆说：“我这种呗。”

　　赶超说：“对，你这种也不能少啊，少了生活不就没意思了？”

　　于虹挖苦道：“你想得倒美，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赶超和秉昆就都笑了，于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秉昆离开太平胡同，一时觉得无处可去。天色尚早，不愿回家，拿不出个解决方案，他觉得无颜面对妻儿。妻儿肯定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带回好消息呢。赶超提到他哥周秉义，这让他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决定求助于哥哥。他在拖拉机厂周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他想进去转一圈，见里边太嘈杂，摊位离摊位很近，有的地方近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他没往里边走，在头道门内二道门外的地方买了盒烟。那儿以前用铁栏杆隔成了两个检票口，如今铁栏杆拆了，租给卖烟卖冷饮的了。通过做合法生意赚钱终于被承认是正当的了，这让不少城里人如大梦初醒，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爷”“倒爷”“手艺爷”，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单位的一切能租给他们的地方，没有不愿往外租的。

　　卖烟的男人与秉昆年龄相仿，见他不走，站在头道门口那儿心事重重地吸烟，也许由于守摊太寂寞了，主动搭讪与秉昆聊了起来——他本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辞职做起了小本生意。

　　秉昆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

　　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一比一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秉昆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

　　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啊！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啊！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朝上弄出个大璇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哩！

　　烟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昆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

　　秉昆苦笑着摇摇头。

　　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妪在他内心里始终占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她的灵魂似乎仍在此处游荡，内心里向她祈祷，求她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

　　摊主又问他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一百多元呢！

　　“如果你真有门路，咱俩也真的算有缘了。你动嘴，我跑腿。一百多元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如果都让咱俩给代销出去了，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高兴啊！”

　　秉昆难堪地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都是拖拉机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如果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秉昆扔掉烟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连喝汤的那点儿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

　　“等等。”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到这里来的，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什么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就是为了买盒烟？”

　　“还为了寻找……别的……”

　　“除了商机和寻找商机的人，在这种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

　　“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秉昆不愿再啰嗦，转身走了。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幢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理发铺。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都不怎么好。周秉昆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些微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

　　周秉昆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

少，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时，每一幢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了，显得很新。

　　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间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一处的大院里还住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为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

　　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字片时，嫂子若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一点儿心意”，周志刚和老伴便大为开心。周秉昆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没去过嫂子家。

　　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秉昆想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就走到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两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儿，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

　　小阿姨缓缓推着轮椅，她们显然是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

　　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接近时，周秉昆心中不禁赞叹：“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

　　周秉昆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

　　此时轮椅已经离他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秉昆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

　　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

　　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

　　“停一下。”

　　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秉昆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

　　轮椅倒拖回秉昆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说谢谢。”

　　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秉昆说：“谢谢。”

　　“记住了？”

　　“记住了。”

　　“走吧。”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秉昆一眼。

　　周秉昆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曲秀贞。

　　他很久没见过老太太了。他觉得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

　　周秉昆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作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她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他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她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此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她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她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

时，每次她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他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她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他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里。

　　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即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

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

　　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不旧灰色涤卡中山装，戴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

　　他问周秉昆找谁。

　　周秉昆说找哥哥周秉义。

　　“亲哥吗？”

　　“对。”

　　“认识郝冬梅吗？”

　　“是我嫂子。”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秉义，回答得也对，但我从没见过，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

　　“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外跟我哥说几句话。”

　　一会儿出来的不是周秉义，而是玥玥，她亲热地叫他小舅。

　　周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出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玥玥挨训后不高兴了，噘着嘴颠儿颠儿地跑了回去。

　　“小伙子那你进去吧，别让你哥出来了。”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周秉昆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

　　传达室师傅说：“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院里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要认真些。另一家的亲戚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全认得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没来过啊？不住在本市吧？”

　　周秉昆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传达室师傅说：“别认为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很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整天与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啊，你家其他人应该常来看看她哩。”

　　秉昆红着脸说：“以后会的。”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秉义说：“你好大的架子！玥玥接你进去还不行啊？我正冲澡，非得我亲自出来吗？”

　　秉昆说：“我有急事找你。”

　　秉义说：“你能有什么急事，跟我进去说。”

　　秉昆说：“今天没那种好心情，下次吧。”

　　他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

　　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你嫂子提醒我几次了，说应该和她一块儿去你们的新家看看。可我最近太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你们住得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至今一次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等过了‘十一’……”

　　周秉昆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有完没完？”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喝酒了？”

　　“你别管！”

　　周秉昆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哥，你看着办吧！”

　　“这，这，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了呢？”

　　“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的！”

　　“可，可，可你想让我……怎么替你摆平？如果你想向哥借钱另租一处房子，哥有！立刻就可以回家取，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也没意见，不够哥可以替你向别人借……”

　　“借钱我还用找你吗？那点儿钱我自己也有！不够，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可我那一千六百元如果讨不回来，不能就白吃哑巴亏了吧？再说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两个孩子上学的远近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吧？”

　　“秉昆，慢点儿说，别那么急。事到临头，急也没用。你再说得明确点儿，你究竟要哥替你怎么摆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

　　“我没那么说！”

　　“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我不能白花一千六百元！我们更不愿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肯定就不是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了！”

　　“郑娟也这么认为？”

　　“她倒没这么想，但我现在可以代表她一块儿来求你。我希望哥你能给我颗定心丸，我能给郑娟惊喜！” 　　周秉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

　　周秉义不再拧手中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昆说：“我看你是醉了！”

　　周秉昆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

　　他嘴硬地说：“我没醉！”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算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你头脑里怎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三四位副巡视员呢！没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使支使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的。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周秉昆急赤白脸地大叫一声：“够了！”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

　　秉昆气急败坏地说：“那我就活该倒霉啦？”

　　周秉义也生气了，他说：“你冲我发什么火？你们那新家，正确的说法叫‘兑’的房子！国家什么时候允许私人间进行房屋买卖了？你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兑’那房子之前向我这个哥哥咨询过吗？没有吧？现在出问题了才想到找我这个哥，太晚了吧？叫我怎么替你摆平？你和周蓉一个样。事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都得让我替你们操心。今天我给你的话只能是一句，我不好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只有自认倒霉！”

　　周秉昆也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义，他倒退着说：“周秉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他一转身跑了起来。

　　周秉义在他身后喊：“去找蔡晓光！他是你姐夫了，也许他的家可以先让你们住！”

　　周秉昆找哥哥的唯一收获，便是哥哥提醒他去找蔡晓光。他太不愿意一筹莫展地面对妻子和两个儿子了，还真去找了蔡晓光。

　　蔡晓光在离话剧团不远的一幢六层楼里，分了一套有室内厨房和厕所的两居室，五十多平方米，还不算阳台。那幢楼盖于“文革”期间，当时主要是为全省各剧种的“样板戏”主角们盖的，位于黄金地段，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蔡晓光如果没有那些“叔叔伯伯”关照着，十年以后也不太可能分到那样的住房。

　　蔡晓光是个生活颇有条理的男人，他家东西不多，摆放整齐，相当干净。门口还铺了一小块地毯，进门得换鞋。

　　周秉昆生平第二次进入一扇要在门口换鞋的门，第一次是进老太太曲秀贞那处临时的家。老太太并没要求他和几个哥们儿换鞋，蔡晓光这次却亲手从鞋架上取下了拖鞋摆在他脚边。

　　对于不速之客周秉昆的光临，蔡晓光既意外又不好意思。

　　两人刚一坐下，蔡晓光就窘窘地说：“秉昆，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周秉昆说：“我知道了，你变成我姐夫了。”

　　蔡晓光更窘，讪讪地问：“那你，没什么意见吧？”

　　周秉昆说：“也好，你俩挺般配的，我祝福你们。”

　　蔡晓光很高兴，问秉昆有什么事。

　　“‘十一’一过，估计不会有雨了，你父母那边的房子又该修抹一遍了，是不是需要黄土和沙子？不成问题，包我身上了。如果你父亲允许，我愿意给你们父子当小工！”蔡晓光的表态诚心诚意。

　　周秉昆反倒窘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姐夫，我有事求你。不过，与你说的那些无关，是一个挺大的忙……”

　　蔡晓光急了，站起来批评道：“秉昆，现在我都是你姐夫了，你还想说不说的干什么呢？太见外了！快说，只要我帮得上的忙，我说一个不字你以后别叫我姐夫。”

　　“那好，姐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们，就是我和郑娟我们全家四口想借你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的。”

　　蔡晓光仿佛没听明白，直眨巴眼睛。

　　周秉昆低下头，使劲儿抠着手指，自言自语般将他那火烧眉毛的事又讲了一遍。讲罢，他才抬起头仰脸看着蔡晓光说：“‘十一’一过，冬天转眼就到，临时租一处合适的房子太难，我也不想租了。你这儿离楠楠和聪聪的学校近，只要能让我们住到明年夏天，我就可以又攒下一笔钱，那时再借借，还打算‘兑’一处房子。没处像样又能住得长久的房子，我总觉得像是没有稳定的家。”

　　蔡晓光缓缓坐下，也将头低了，良久不再作声。

　　周秉昆说：“你有什么难处，希望也实话实说，给我个明白。”

　　蔡晓光便说，自从他分到这套房子，引起文艺界不少人的嫉妒。他们四处写信，几乎没停止过告状。他承认他们告得也有些道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没资格分到这套房子。但是，有一点他们从不讲——分给他这套房子，体现着组织对他父亲冤案的某种补偿。从党团结干部特别是团结那些扛过枪打过仗的干部这一方面来考虑，给予补偿完全必要。正是这一点，那些四处告状的人不知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作不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对那些告状之人做了许多耐心工作，他们才消停了。如果你一个人和我住一个时期，估计也没什么，可要是你们一家四口来住，那肯定就是个事。如果他们又告起状来，上边再派人一了解，调查清楚我与你姐结婚了，她那边学校也分给她房子了，那我这套房子不被收回去才怪呢！你姐又喜欢这套房子。让她在两处房子之间选，她更中意的是这套房子，毕竟自成一体啊！如果我成全了你们一家四口短期的愿望，而让你姐长期的利益受损，明摆着是以小失大吧？秉昆啊，我是你姐夫，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由你决定！你如果坚持你的想法，那我就住到你姐那边去……”蔡晓光诚恳地说。

　　姐夫蔡晓光的一番话，让他良久无言。

　　周秉昆终于打破沉默，他拍着姐夫的肩膀说：“你的话有道理。咱们不做以小失大的事，确实不划算。”

　　周秉昆告别蔡晓光走到街上时，天已黑了。他再不愿回家，那也还得回家啊。一进家门，郑娟便迎上前说：“你可回来了，邵大哥都等你半天了。”

　　邵敬文正在陪聪聪下棋，楠楠在小屋里写作业。

　　邵敬文说，秉昆那着急事他知道了，白笑川告诉他的，他就是为那事来的。他们文化馆是老楼，地下室很大，二百多平方米，不潮，冬天还很暖和，暖气管道又多又粗。地下室有几扇扁窗露在地面以上，光线也可以，白天有几个小时不太黑。那里没厨房，但砌个炉子引出烟囱是可以的，也无安全隐患。堆放的杂物太多，主要是砖、沙子和水泥，当年楼房改造剩下的……

　　“白老师把你摊上的事一告诉我，我也挺替你着急的。你们如果不嫌弃，就先住过去，每月交一笔象征性的租金，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住那儿去，离两个孩子的学校更近了。楠楠明年就初三，他的学习不能由于转学受影响，我知道你也是这么考虑的。”邵敬文接着说。

　　邵敬文的意外出现，让秉昆想起了孙赶超说的希望有十位朋友的话，一时感慨良多。算起来他的朋友远不止十个了，但国庆、赶超他们那样一些老友需要他经常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关键时刻的挺身相助的朋友，也就是邵敬文与白笑川而已。那是经历过特殊考验的友情，与一般朋友关系就是不同啊！

　　周秉昆因感动而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扭头看郑娟。

　　郑娟刚想说什么，楠楠从小屋来到了大屋。

　　楠楠说：“爸，我完全同意！”

　　那少年看着邵敬文又说：“邵伯伯，不管我爸妈同意不同意，我个人先谢谢您了！”

第八章

　　周秉昆“十一”假期没回父母那边去，他要将文化馆的地下室清扫干净，也不愿见到哥哥周秉义。静心一想，他也知道哥哥不是不帮他，确实是没法帮。他生气的是哥哥非但没给他半句劝慰，反而劈头盖脸训了他一通。哥哥说他是“准知识分子”，明显对他的大专学历不承认，是文化歧视。邵敬文并无大学学历，白笑川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论起广受尊敬一点，北京大学毕业又是副巡视员的哥哥还比不上他俩呢！

　　寻求帮助未果，内心极大的不满只需要极小理由，也足以让人耿耿于怀

——朋友间如此，兄弟间也如此。

　　周秉昆在马路边找了一名瓦工帮他砌炉子。对方哥哥曾是兵团知青，再一聊，两人的哥哥居然还认识。

　　“我哥叫陶平，当年是兵团营直属中学的老师，因为被整，有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你哥帮他提前返城了，要不他非被整出病来不可！现在，我哥是重点中学副校长了，当年多亏了你哥！”那位瓦工讲起两人哥哥之间的往事，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周秉昆想到楠楠后年就升高中了，试探地问：“如果我儿子想考重点高中，到时候求你哥关照一下，你觉得行不？”

　　对方一边熟练地砌着炉子，一边说：“那要看你儿子学习咋样了，要是一般般，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好。否则，成绩总落后，孩子的自尊心太受伤害。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嘛！”

　　周秉昆骄傲地说：“我儿子学习很不错的！”

　　他讲的是事实。

　　“那就绝对不是个问题！差个十分八分的，我哥一句话的事。你现在就要开始替你儿子攒笔钱，到时候如果分数差几分，交笔赞助费也行。你提前找我，我带你去见我哥！”对方承诺得很爽快。

　　周秉昆一高兴，也把他哥哥、姐姐和姐夫一一“兜售”了，承诺对方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也会当仁不让。

　　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种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

　　丑恶的人情关系主要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多少人情可言。

　　两个炉眼的大炉子砌得挺美观，用的是地下室现成的砖和水泥。秉昆与邵敬文事先说好了，合多少钱算在租金里。

　　周秉昆给对方雇工费时，对方不肯收。人家说：“当年你哥对我哥的帮助，算不上大恩大德，起码也可以说是一帮到底了，就当是我替我哥谢了一次吧！”

　　周秉昆过意不去，谎说自己是可以报一笔搬家费的。

　　“白条也可以？”

　　“可以。”

　　“我连续几天没活了，那多给点儿吧！”

　　结果，周秉昆反而多给了一半钱，给得还挺高兴。

　　送走对方，周秉昆独自在地下室歇息时，想起了师父白笑川说何雯是“社会人”的话，觉得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不少“社会人”的影子了。他不禁自嘲，也想起了民间一句俗话：“老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

　　他本想用白纸把地下室的四墙裱糊一下，但买那么多白纸又要花钱，裱糊起来颇费事，也不安全，便只将黑不溜秋的水泥墙扫了扫。　　他没请朋友们帮着搬家。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住过，居然一次也没请任何一位老友到家里做客。从好房子往地下室搬，话可怎么说啊？

　　怎么说都太难堪了！周秉昆还是在马路边雇了几个人帮着搬家。那些站马路牙子的人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同龄人。一想到自己“走穴”一次最多时能挣一百多元，他便很体恤那些同龄人挣钱的不易。他愿意让他们挣自己一份钱，给钱也慷慨大方，他们都很满意。尽管自己刚刚被坑了一千六百多元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还是比他们强多了。

　　在光线半明半暗、家具乱七八糟堆放的地下室，楠楠看着他说：

　　“爸，我还是爱你。”

　　他也又一次抱着楠楠说：“爸也更爱你了。”

　　郑娟看着此情此景，顿时眼泪汪汪。

　　她说：“你们父子俩那么亲，我都嫉妒了。”秉昆与楠楠亲不亲对她很重要。

　　只有聪聪大声嚷嚷：“这个家不如那个家好，我不喜欢！”

　　一九八七年正月初三，老友们聚在了周秉昆家住的地下室。除了龚宾和吕川，全到齐了。龚宾谈了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后又住院了。他爸妈想得简单，以为给他娶个农村媳妇，喜事一冲，他的病就会彻底好了。人家农村姑娘嫁给他是有条件的——除了相当可观的聘礼，还要城市户口。龚宾爸妈孤注一掷，打肿脸充胖子，举债兑现了礼金。龚维则也为侄子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总算把那姑娘的城市户口给落上了。说起来一切顺利，遗憾的是喜事对患过精神病的人不见得好。龚宾黏着新娘欢喜了数日后，忽然产生了奇妙幻想，非说新娘是仙女下凡，一会儿把自己当成董永，一会儿把自己当成牛郎，一会儿找孩子，一会儿找牛。最要命的是，他逼着新娘带他飞上天宫过幸福生活，说人间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他一年里有半年住在精神病院，住在家里的半年也不许随便出门。新娘子根本做不到，他就指责人家不是真爱他，动辄对人家凶起来。如此闹了多日，新娘子和她父母坚持非离婚不可。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人身安全难有保障啊！龚宾父母也怕出意外，只得同意了。当年离婚尚须派出所开证明，龚维则亲自上手。龚宾父母想要回一部分礼金，龚维则劝他们拉倒吧。一向反对公权私用的龚维则，为侄子公权私用了几次，这一次还让哥哥嫂子家落了个人财两空，自己也惹了不少闲话。

　　老友们有说的有听的，无不唉声叹气。说的人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后来大家各自都陷于人生的忙碌之中，没人再到家里或医院看过龚宾。

　　吕川大学毕业后并没分回省里，不知是个人愿望变了还是有什么人关照，他最终留在了北京。有人说他在这个部，有人说他在那个部；有人说他还在给大官当秘书，有人说他早已不当秘书，而是当上领导，自己都快有秘书了。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与任何一个老友都没了来往。大家据此推测他肯定在一门心思地当官，前程似锦。一般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明智斩断与草根阶层曾经的亲密关系。

　　唐向阳照例每请必到。他父亲是由化学老师当上校长的，受其影响，他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并在大学期间处了个女友。对方是独生女，父亲是化工学院的副校长。双方谈婚论嫁时，他父亲大病一场。他一狠心了断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也让他自己的心支离破碎。他在医院里服侍了父亲三个多月，孝心却未能感动上苍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次没去探视过，也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住房。唐向阳是成年人，也不是父亲当校长的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按公房管理条例，学校完全可以把那套住房收回。那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区重点中学并且在全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他父亲功不可没。学校的领导、教师和职工们很念他父亲的好，破例允许他长期居住那套房子，直到他自己单位分给他房子为止。

　　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

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四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

　　唐向阳说：“我爸比较清正。”

　　曹德宝说：“看来为儿女考虑，咱们也得尽量学着做好人啊！”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唐向阳因父亲的死不再与母亲有任何来往。大家都看出，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薄情寡义，他实际上更痛苦。

　　好在他有了一位情投意合、品貌俱佳的妻子，是他父亲当过校长那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而他自己已是省化工研究所的科研骨干。他没带妻子来介绍给大家，保证下次聚会满足大家愿望。秉昆、德宝、国庆和赶超都没想到唐向阳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唐向阳下乡后，他们几乎忘了他，他却分明很看重与他们在酱油厂结下的友谊，一直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求助也认真去办。如果说当年他们只不过认为他可交，那么现在他的孝心已在他们之间赢得了敬意。

　　常进步也令大家刮目相看。他长高了些，但没高到哪儿去，比姑娘们找对象的身高要求底线高出了一点点，大家替他欣慰，否则都会忧虑他的终身大事。他的巴掌脸也长开了些，依然秀气。

　　赶超见到他时佯装不识，顾左右而问：“这是哪个哥们儿的女友哇，怎么没谁介绍给洒家认识一下啊？”

　　国庆趁吴倩不在旁边，小声对他说：“你要是女的，我当年就追求你了。”

　　进步笑答：“我长成这样，是为了证明在某一方面须眉也能不让巾帼。”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这要感激老太太曲秀贞的费心，最终耳科专家为他修补好了耳蜗。

　　德宝与进步的关系比与其他老友们的关系还亲密。进步的父亲平反后，曾打算将他调回军工厂去。他没同意，认为做什么工人都是工人，父子同在一个厂并不好。酱油厂的领导和群众对他不错，他对酱油厂有感情，一直安心于味精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　　此次大家相聚，德宝感慨良多。他说：“想当初，我在酱油厂有五兄弟，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上班时心里却是高兴的。和哥们儿在一起同甘共苦，感觉挺充实。现在，吕川那小子没消息，和咱们不来往，留在北京一门心思当官。秉昆摇身一变成文艺工作者了，捧上事业单位的饭碗，还办了个什么鸟公司，一门心思挣钱。向阳成了科技工作者，往科学家的路上发展。可怜的龚宾就不说了，反正只有我和进步还窝在酱油厂，这辈子看不到任何机会了……”

　　秉昆苦笑道：“别讽刺我，我没挣到多少钱，你讽刺全家住地下室的人没意思。”

　　向阳也说：“我当不了科学家，靠大学里学的那点儿知识，能把饭碗捧牢就不错了。”

　　国庆说：“你没资格抱怨什么啊！在春燕同志的引导之下，你入党当车间主任了，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想怎么样啊？我和赶超，我俩要不是有向阳和进步关照着那就蹲马路牙子成无业零工了。我俩还没抱怨什么呢，轮不到你抱怨。”

　　赶超附和道：“说得对，德宝你那种抱怨纯粹是烧包！”

　　国庆和赶超曾当过出料工的那家小木材加工厂黄了，从前它所加工的木材主要是定点供应给省里唯一的家具厂的。前年，南方的家具突如其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城市，那种流水线上压制出来的贴膜板材组合家具样式美观，靠螺丝钉就可以拼接起来，靠改锥就可以再拆成一块块板材，搬动方便省事，看上去也很高档，价格比手工做的老式家具便宜，极受北方市民欢迎。如同洪水涌来似的，半年内几乎全部占领了北方大小城市的家具市场。本省那家由老中青木匠组成的家具厂被挤得关门停产，工人们下岗失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它定点供应木材的木材加工厂便也无事可干，只能寿终正寝。

　　国庆和赶超失业了两个多月，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挣点儿钱养家。他俩没跟秉昆和德宝说，明知说了也白说，两个老友根本没能力帮什么忙。向阳有一天在马路边发现了他俩，于是进步也知道了。向阳和进步同时向他俩伸出了援手 ——向阳靠自己的人脉帮赶超进入了省里最大的胶鞋厂，而进步央求他父亲将国庆调入了军工厂，所以国庆和赶超两人视向阳和进步为有恩之友。　　德宝本可能当上副厂长，不知何故，上边对他考察了一次，没了下文。

　　他继续发泄心中郁闷：“不就一副科级座椅哩，又不是要给我个局长市长当当，搞得太复杂，复杂得可笑！如果我烦了，让我当还不稀罕当了呢！”

　　春燕忍无可忍地训道：“你有完没完？多大的官那也得从科级干部当起吧？组织上考验你的时间长点儿怎么了？不行啊？没别的话可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别再出声！”

　　春燕一训，德宝坐一边嗑瓜子去了。

　　秉昆并非奉迎之人，但对春燕这位往日的“干妹子”也格外热情。她单位租下了旁边民房，挂出了盲人按摩的牌子，由于虹负责。秉昆走了春燕的后门，把郑娟的弟弟光明培训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他不但在集体宿舍有了一张床，基本上也可以自食其力了。郑娟大为欣慰，秉昆也少操了一份心。从那以后，秉昆叫“春燕”二字的语调与从前极不相同，亲近感油然而生。

　　国庆与赶超二人对秉昆，正像秉昆对春燕那般——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秉昆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尽管不是多么稳定的理想工作，却毕竟每月可挣一份高于低保的工资，工作不苦不累。得到这种帮助，便等于欠下了很大的人

情，不是寻常请客送礼能扯平的。虽然有从前的友谊垫底儿，那也还是会让欠下人情的一方暗觉矮了一截。相比而言，赶超的心态倒还洒脱些，因为光明毕竟也受着于虹的关照，双方面的帮助即使不能相提并论，那也是彼此都很重视和依赖的。

　　成家了做丈夫了当父亲了，责任多了大了，各自的人生担子都重了；无论在亲人眼中还是在社会上单位里，都不再是青涩的小字辈，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且，人生出现差距了，分出些高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

　　秉昆事先说服大家都不要带东西来，说自己有权支配点儿集体资金，说白了就是有权用公司的钱请大家饱吃一顿。实际也是这样，他负责管账，与白笑川有约定，白笑川每月可报销五百元的“联谊费”，他自己可报销二百，白条也可。组织演出不广交朋友是不行的，起码得在一起喝上几次，否则朋友是交不下的。这在当年是谁都能理解，完全能摆到桌面上谈的通识。白笑川说那不行，他们师徒俩一正一副岂可有那等差别？他坚持必须平等，秉昆绝不接受。师徒二人为此争了一场，最终双方让步——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秉昆每月报销三百。实际上秉昆从没报销过三百，也不月月报销。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其实不够，他往往还要请文化官员们吃饭，那得上档次，自己需贴钱。秉昆也倒贴过。好在师徒二人都有颇为满意的演出收入，不计较倒贴不倒贴的。

　　其他人都很听话，空手而来，国庆和赶超二人还是带了东西。尽管是老友，他俩觉得那也不能真的空手而来。秉昆怎么说是秉昆的事，自己真的空手而来那可就太不懂事了。

　　德宝嘲笑他俩：“你俩啥意思呀？成心显出与我们的不同啊？”

　　他俩只能嘿嘿一笑。

　　其实，他俩也就带了点心、罐头、烟酒茶而已。

　　一九八七年，A市买茶叶方便多了，也买得到“凤凰”“牡丹”两种上海出的高级过滤嘴烟。

　　秉昆埋怨道：“你看你俩，我说得明明白白，你们却偏不空手来，还给我买了一条高级烟！我好意思吸你俩给我买的烟吗？”

　　国庆替赶超说：“我俩也不是买给你的，是孝敬大伯的，一年不就过一次春节哩！”

　　秉昆说：“那也应该我孝敬。”说着想给他俩烟钱。

　　赶超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表示点儿心意不行吗？你非当着大家的面臊我俩啊？”

　　秉昆只得作罢，然而替他俩心疼买烟的钱。他心里明镜似的——两位老友还不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哩！他既心疼他俩那份买烟的钱，也心疼他俩把他的帮助太当成件事。

　　秉昆已经三个月没报销过“联谊费”了，他为这次与老友们在地下室之家的联谊花了二百多元，买到的食品丰富了不少——粉肠、血肠、肉皮冻等，只要肯排长队，连久违的俄式红肠和大列巴普通人也可以买到了。　　他想联谊的心情比哪一位老友都强烈，希望冲淡被坑了一千六百元造成的晦气。他甚至买了拉花和多幅年画，这两样东西让地下室之家有了很浓的春节气

氛。他也买了鞭炮，想和老友们半夜燃放，为的是迎来新年的好运。地下室空间够大，有闲置的桌椅。他预先把两张办公桌对接了，各种各样的食品摆了一桌。需要现做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只等愿意做的老友们大显身手。

　　郑娟领着两个儿子到光字片去了。三十儿他们周家的儿女孙儿女们都回去过了，初一哥哥和嫂子也回去了半天，初二姐姐周蓉也又回去了半天。周蓉与父亲和解了，蔡晓光却没敢出现在周家老两口面前。周蓉那是多么活络的人，只要她想主动与父亲和解，父亲不愿意都不可能。丈夫的哥哥、嫂子、姐姐都回去了两次，郑娟当然也不能只回去一次。比起在家陪丈夫招待客人，她更愿意去公公婆婆那边。婆婆一见到她就很黏她，而她极享受作为媳妇被婆婆黏的那种感觉。

　　大冬天里，居然香蕉、苹果也能买到了，这让主人和每一位客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社会的确有变化了。

　　德宝扎起围裙做“拔三丝”时，主人与客人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秉昆开始表演。有了白笑川那位名师，又与曲艺界人士厮混久了，秉昆独自一人就可以不间断地表演两个小时——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快板，一会儿绕口令，一会儿单口相声，让老友们特开心。他居然也会变“手彩”了，赶超却多年不练怕露怯不敢一试；春燕说德宝也多年不摸大提琴，琴盒都落了一层灰。

　　秉昆正表演在兴头上，周秉义大驾光临。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一杯，秉昆只得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结束表演。秉义与弟弟不同，在北大荒喝兵团自酿的高度酒喝出了没底儿似的海量，他一视同仁，谁敬都喝，喝白开水般的。这也是他在省市机关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主要领导下基层考察时往往都点名要带上他这位“酒司令”。酒可融洽气氛，促进干群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酒喝好了，什么就都好了。

　　秉昆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告诉哥哥秉义。周蓉跟父亲和解了，秉昆心里对哥哥还结着疙瘩。

　　秉昆冷淡地问：“谁请你了吗？”

　　秉义笑道：“我到你这儿还用请吗？”

　　秉昆说：“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

　　秉义毫不计较，仍然笑道：“我是文化厅的，想知道你的新住址太容易了。”他左右看了看，又说，“邵馆长为你提供的这地下室还不错。”

　　秉昆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顶了秉义一句：“比你住的还好吗？”

　　秉义说：“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秉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

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啊。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她房

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八十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他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要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

　　冬梅的母亲也同样高风亮节，“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少心无肠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

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义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他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住，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现成就空着一间屋，但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万万不可。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双方都会不适。父母能与妹妹周蓉生活在一起吗？也不能。父母起夜时，尿盆是不可或缺之物。难道要父母带着尿盆和妹妹住在一间屋里吗？目前看来，父母也不可能与弟弟共同生活了。长子是副巡视员，女儿是大学副教授，老两口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看不到什么改善希望地死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

　　秉义的内疚没法说。

　　能对弟弟妹妹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

　　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若说了，你什么意思呢？让冬梅怎么想呢？

　　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儿。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

　　秉昆对他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怔怔地听着看着而已。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说什么呢，也不怕你朋友们笑话！是咱俩想换就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她妈肯定不同意吧？连人一块儿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大家也都笑了。

　　秉昆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

　　他不耐烦地问：“哥，你到底有什么事没有？”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

　　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昆的。

　　秉义问：“春节一过，你们有演出计划吗？”

　　秉昆说有。

　　秉义说：“你们取消计划，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做打算吧！”

　　秉昆反问：“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

　　秉义忧虑地说：“又要搞运动了，还是针对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哥是怕你们撞在枪口上，所以预先来给你打声招呼。”

　　秉昆反感地提高了声音：“又搞什么运动啊？去年不是搞过了吗？就算有点儿污染，搞那么大响动，也该清除得差不多了吧？这么大的国家，吃文艺这碗饭的人成千上万，又放开了，允许成立演出公司，从城市到农村，往少了说，估计每天的大小演出一千几百场，靠搞运动能成事吗？”

　　秉义板起脸低声说：“你给我小声点儿！”

　　秉昆却挥着手臂嚷嚷了起来：“我又不是和你接头，小声怎么了？大声怎么了？我都他妈的住地下室了，我怕谁啊？你给我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我这个弟弟用不着你动不动就三娘教子耳提面命！你别总是瞧不起我，我起码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可你整天东跑西窜地调什么研啊？都是由于你这种人多了，才搞得今天运动来明天运动去的！你们当官的爱他妈怎么运动怎么运动！但请不要堵死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不要掐住我们的脖子砸我们的饭碗！”

　　秉昆说的是非醉亦醉的话。他这种人根本不该沾酒，即使两杯啤酒喝下去，半小时后也会丧失理智。

　　秉义就是再没脾气，这时也不禁火冒三丈。他扇了弟弟一个大嘴巴。

　　秉昆被扇呆了。出生以来，哥哥从来就没跟他这么生气过。

　　秉义也怔住了。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弟弟，他第一次动手了。

　　忽然听到有人喊“爸”，是楠楠的声音，两人扭头望去，见楠楠冲刺般跑了过来。　　两人顿感没有好事，便都迎上前去。楠楠果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周志刚在与聪聪下棋时，突然昏倒，已在医院抢救。当年A市刚刚有出租车，却极少，春节期间下过大雪，在光字片那种地方，拦出租车便成天方夜谭。情急之下，郑娟向春燕家求助。幸好春燕爸和姐夫都在，但她家的平板车早就坏了。事不宜迟，春燕爸和姐夫轮番背着周志刚往医院跑。恰遇龚维则在光字片走家串户拜年，经他一发动，街坊们的大男人小伙子跟上了七八个。一人背着周志刚跑，其他人伴着跑在两边，背的人跑累了换另一个人……

　　兄弟二人赶到医院时，父亲周志刚已上了呼吸机。

　　秉昆的老友们也都跟到了医院，只留下了春燕一人看火。两边的人加起来，医院的走廊显得很拥挤。

　　一名护士不满地说：“什么重要人物啊，犯得着来这么多人？”

　　龚所长便替周家人感谢街坊们，将他们一一劝走，自己却并没有走。

　　秉昆的老友们没有走，理由是周志刚也许需要输血。

　　抢救室里，医生说老爷子不行了，估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活头。

　　周家兄弟和郑娟唰地流下泪来，都强忍着不哭出声。

　　周志刚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医生的话音刚落，他自己除去了吸氧罩，嘴唇微动，在说着什么。

　　郑娟把耳朵贴在周志刚唇边听了听，肯定公公说的是“烟”字。

　　周家兄弟互相看看，一齐把目光望向医生。

　　医生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

　　秉昆赶紧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完支烟，嘴唇又动——郑娟听出他说的是“还吸”。　　那时医生护士都认为工作已经结束，就离开了。

　　秉义再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罢两支烟，眼睛睁开了，居然能较清楚地说话。

　　他问：“什么烟？”

　　秉昆说：“凤凰。”

　　他说：“上海烟，听说过，没吸过，你都吸那么高级的烟了？”

　　秉昆说：“赶超买了要给你的。”

　　他说：“给我的你揣自己兜里一盒干什么？交出来。”

　　秉昆把烟交给了父亲。

　　周志刚接烟在手，竟用力坐了起来。

　　郑娟急忙把枕头垫在他背后。

　　他又叼上了一支烟。

　　秉义制止道：“爸，你不能连吸三支。”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多，别管我。教育别人那也得以身作则，在我跟前你也有连吸三支烟的时候。”

　　秉义低头无语了。

　　秉昆默默地替父亲点上了第三支烟。

　　周志刚吞云吐雾几大口后又说：“你们别听医生胡扯，我不过是因为缺觉，吸完这支烟咱们就走。”

　　秉昆说：“听爸的。”

　　秉义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匆匆去找医生。

　　医生随秉义返回时，见秉昆已扶着父亲站在抢救室外，龚维则和秉昆的老友们高兴地围着他俩。

　　医生连说：“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之事已被证明完全可能，周志刚要回家的决心坚如磐石，医生只得又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我和你们都听老爷子的吧！”

　　赶超和国庆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三轮平板车，龚维则代交押金租了医院一床被子。秉义蹬车，秉昆和郑娟一左一右拥住围着被子坐在中间的周志刚。

　　周志刚闭着眼教诲秉昆：“人嘛，各有各的命，一代又一代当老百姓本没什么不好，习惯了，也能过出些滋味儿。当光字片的老百姓太懊糟了，如果也过得有滋有味，除非天生的猪脑子。看起来啊，不脱胎换骨，光字片哪一户人家的下一代也没好日子过。怎么能脱胎换骨呢？老百姓家的儿女，除了上大学没别的出路。比如你哥你姐，要是都没上过大学，都和春燕她姐她姐夫似的，工作不好，没住的地方，自己都有孩子了还得与爸妈挤住在光字片的小土屋里，那咱家的日子还有法过吗？我今天还不如死过去算了。所以，咱们周家的下几代，可都要尽量考上大学啊！”

　　秉昆一声不吭地听着，由自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容易，多种忧思涌上心头，不禁鼻子发酸。

　　郑娟说：“爸，你不说我们也明白。咱不说了，话多伤身，歇会儿啊！”

　　周志刚这才不再说什么，往秉昆身上一歪，打起盹来。

　　国庆和赶超他们回到地下室，七嘴八舌地向春燕讲了在医院的见闻。春燕迷信，说肯定是黑白无常两名鬼差工作不认真，将索命簿弄错了。再不就是判官那儿直接出错，幸而阎罗王抽查生死簿，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她说此类错误在阴间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也罢，鬼也罢，哪一种工作干久了，都会疲沓的。古往今

来，类似的奇事多了去了，但阴间往往比阳间还讲规则，一般情况下有错必纠，改得也很彻底，绝不遮遮掩掩，更不文过饰非。即使阎罗王本身犯了错误被无名小鬼指出来了，那也要按规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比如让寿不该终的人以及亲人虚惊一场，按规则那就得补偿。阴间从来不讲经济补偿，只能进行精神补偿，那就是多拨给受害的人一些寿命。

　　“照你这么说，今天发生在秉昆他爸身上的事，反倒是大大的好事、幸事啰？”吴倩强烈质疑。

　　“你是没见到秉昆当时吓成了什么样儿，脸色煞白，浑身都筛糠了。今天我可看出他是一个大孝子了，尽管他嘴里很少说他爸。不是孝子，不会那样。”于虹间接地附和吴倩的话。

　　赶超也说：“是啊是啊，我见过另一种儿子，爸妈躺床上就快死了，一口深一口浅地正倒气儿呢，儿子却斜叼着烟毫无表情地看着，歪着脸拔腮帮上的胡楂儿……”

　　国庆骂道：“那连龟儿子都不如，纯粹是‘鬼’儿子，邪恶鬼托生的‘鬼’儿子！”

　　“你那些话都是胡扯！你我可都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看来你不是，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尼古丁起了某种作用，所以对吸烟这件事应该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德宝公然指斥春燕，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他说完吸着了一支烟。

　　听他那么一解释，向阳和进步也向桌上的烟盒伸过手去。

　　春燕厉声喝道：“你俩敢！缩回爪子去！”

　　那两个便乖乖把手缩回去了。他俩不怕吴倩和于虹，即便生气也不真怕，但春燕一板脸，他俩却敬畏三分——因为春燕曾是标兵，也是“文革”后的清查对象，因而受到讥讽，人生似乎已没好戏可唱了——她居然可以咸鱼翻身，继续当选市劳模，还入了党，当上了服务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和党支部书记！在她的影响下，丈夫德宝也入了党，有望成为酱油厂副厂长。春燕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

个“姐”，她太不一般了呀！曹德宝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别人不了解他俩还不了解吗？除了老太太那种满门忠烈、自己也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党员，他瞧得起的四十五岁以下的党员不多——周秉义是他瞧得起的一个，但如果周秉义不是秉昆的哥哥，那他究竟瞧得起还是瞧不起可就两说了。这么一个孤傲偏执的丈夫，春燕居然把他影响成了党员干部，用《沙家浜》中刁德一的一句唱词来说正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向阳和进步心目中，春燕身上有难解的谜团，不敢不敬畏。

　　“你俩要学好。世界上有些东西不能辩证地看，烟、毒品就是。姐不愿看到你俩吸烟是为你俩好。”春燕安抚了那两人几句后，瞪着德宝语气冷峻地又

说，“党员曹德宝同志，你要明白，在家我们是夫妻，在外我们可就是两名党员，在朋友之间也一样。谁都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维护党的形象。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刚才是随便聊天，并不代表我头脑中的主体思想。你爸也就是我公公，曾要求咱们三十儿晚上在十字街头给你爷爷奶奶烧点儿鬼钱，这才叫封建迷信。作为党员，我坚决反对吧？虽是公公之命却宁可不从，对吧？而你，今天抓住我随便聊天的

话，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乱扣帽子，这是极其错误的。再者，你说共产党员头脑中没有迷信思想也是肤浅的认识，难道你就没注意到，全市有许多卡车、公共汽

车、单位小车和出租车内，挂着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头像？如果问为什么，回答肯定都说是为了辟邪。那些司机中不少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特别是有些坐专车的干部，熟视无睹，将领袖头像印在各种各样的牌牌上，还挂着些坠子，吊在前车窗那儿，嘀里当啷，钟锤儿似的左摆右晃，一问还说辟邪，难道不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祟吗？近几年烧香拜佛的党员干部还少吗？这些你怎么没看见似的，从没说过一句批判的话？反而今天攻击起也是党员的妻子来，把话说得那么绝对？”

　　春燕侃侃而谈的一大番话，听得大家频频点头，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

　　“曹德宝，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春燕拍了一下桌子——大家都吓一跳。

　　向阳和进步两人屏息敛气，噤若寒蝉，那不安三分真的、七分装的，为的让春燕息怒。

　　德宝的脸涨得通红，甘拜下风地嘟哝道：“我那是半真半假的几句话，值得你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吗？认的哪门子真啊！” 　　春燕则不依不饶，步步紧逼：“那好，你那一半假话的意思我不计较，请把你那一半真话的动机说出来。”

　　吴倩和于虹见德宝惧内原形毕露，甚觉开心，相视坏笑。她俩是深藏不露的女权主义者，谁家老婆训丈夫她俩都会欢欣鼓舞。

　　国庆就在桌子底下使劲儿踢了吴倩一脚。

　　赶超急忙圆场：“深了深了，朋友聚会，两口子之间，谁对谁错，一句半句的，咱不往深了掰扯好不？”

　　这时楠楠一脸疲惫地走进来。他一脸的汗，摘下棉帽子头上直冒气。

　　国庆问：“你爷爷到家后情况怎么样了？”

　　楠楠一路跟在平板车后跑回光字片，因为饿了，没进爷爷家的门就回到这边来的。他说爷爷没事了，路上说了好些话，肯定恢复正常了。

　　春燕便自找台阶体面而下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提议，为我干爸长命百岁干杯！”

　　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举杯畅饮，狼吞虎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