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石的造船和航海

文/陈鹏鹏

法石地处晋江下游交汇海口的冲积平原上，地理位置枕山漱海，江心有中芸洲，形成险要的地形，宋元以来便是兵家驻守设防的要冲之地。这里水陆交通便捷，上溯溜石、厂口约五公里可抵泉州城，下经蟳埔、后渚出岱屿门，可泛海出洋贸易，既是一处天然通商良港，又是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繁华集镇。本文侧重从法石发现的历史文物揭题，谈谈斯地的造船航海业。

1959年在距法石不远的乌墨山澳、鸡母澳挖凿水渠时，曾挖到船板，距地表三米深，发现有船桅杆和粗大的缆绳，当地农民还反映十多年前还曾挖到一支木船碇，估计应为宋元之物。从地理位置看，乌墨山澳、鸡母澳是当时船舶寄碇避风或修造船只的地方，后来港湾逐步淤塞，变沧海而为稻田①。南宋淳熙年间（1174一1189）法石已是泉州重要的海防要塞，官府于此驻兵戍守，以捍卫郡城安全。时任泉州太守的真西山，曾在法石设置法石寨，成了泉州左翼水军的三要塞之一。并在此地“造大战船，添置水兵”，缘因此地“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宋元之际执掌泉州市舶司的阿拉伯人蒲寿庚，私属海舶甚多，经营海外贸易数十载，曾在府城东北三十六都海岸，即今法石宝觉山上建“海云楼”，以了望遣发海外之舶进出②。斯举乃沿袭波斯商人常在海岸高处建南楼，以望海舶的传统作法。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法石在航海地位的重要性。

宋元时期泉州港一跃而为世界贸易大港，大批阿拉伯人梯山航海，云集泉州经商贸易或传播伊斯兰教。现在法石及其附近村落的金、丁、郭、蒲、卜诸姓，多为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的哥哥蒲寿晟，曾隐居法石一带，建造云麓花园，1978年在园中曾发现一方“曲水流觞”石刻，就是蒲氏在园内吟诗饮宴行乐的实物。至今云麓村民仍世世代代因袭祖辈种花传统，特别是种植阿拉伯传入的素馨花、茉莉花等异国花卉，用花和香料来敬奉祖先。根据《云麓卜氏族谱》的卜氏世系图所载，他们是明初永乐年间改蒲姓为卜姓的。这应与明初夷蒲之祸有关。在美山天妃宫附近的金厝山旷地叫西墓园，发现不少阿拉伯风格的石墓盖，较完整的有四座，应为宋元侨居法石的阿拉伯人族葬地，所以当地人呼这些西域人墓地为“西墓”。1956年，在法石的天堂宫、天堂井附近发现有用汉文、波斯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元郭氏世祖坟茔”，就是今日台商区白奇、石狮石湖数万郭姓的祖坟墓碑，其先正是阿拉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③一个地方发现这么多的海外交通遗物，正是当时大批阿拉伯人航海来泉州经商贸易，聚族而居法石的实物见证，也反映当时法石在泉州海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1976年中国农业银行东海营业所在挖掘水井时，挖出了类似船板的松木，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经实地调查后，决定联合对此古船进行发掘，当时笔者也参加此项考古工作。由于船体的中部、前部尚迭压在东海营业所的主体建筑下，且考虑到出土残船遗骸安置保护问题，所以经过四个月的发掘，清理出古船后部的四个舱位，出土一些船舶构件和遗物后，又把船体重新复盖了。从揭露部分可知：这艘船为有装置龙骨的尖底船，属福船型。主龙骨与尾龙骨接合面呈方形，松木与红褐色硬木制成。船底板为单层松木结构，不同于后渚古船为二至三层板搭接而成，然后用锹钉钉合，再用桐油灰、麻筋捻合缝隙，使其密结而不渗漏水。这种搭接法与韩国新安元代沉船相似，因此1989年来泉州参观的韩国木浦市新安沉船博物馆馆长崔光南先生回国后在《无等日报》上用整版报道：新安沉船的故乡——泉州。日本学者松木哲、台湾成功大学陈信雄教授也持同样看法④。从已清理的四个舱位观察，尚留有三道水密隔舱板的残段，隔板上下用四角截角的直角方榫拼合，再用锹钉加固。与后渚古船比较，法石古船没使用肋骨，隔板与底板除用方钉钉合外，还用木构钉加固并直接钉入船壳板，龙骨上方用舱壁扶强材，以免堵住流水孔，这样船的整体结构就更牢固了。尖底福船型，利于劈浪行驶，吃水深，稳性大，船板厚9.5厘米，宽达34.5厘米，坚固耐击，造船技术先进，适应远洋航行，属古代优良船型。法石古船舱距较后渚古船大，最大达184厘米，最小80厘米，容积率高。从整体结构分析，长度在23米以上，载重量可达120吨以上，属中型远洋货船。从船舱出土的陶瓷片来看，有小口瓶残片5件，灯盏10件，为晋江磁灶宋代遗物；碗片12件，为德化、同安、安溪、江西景德镇宋代遗物，而未见有南宋以后共存物，因此可知这应是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船中发掘到的竹帆，是这次考古发掘中的重要收获。竹帆多幅折叠而成，六角形竹编中间夹铺竹叶，并用小竹管封边，这一发现证实了后渚古船的竹制品也有竹帆的存在，弥补了宋时文献记载以布、草篷为帆的不足，这种风力推进工具较之布、草帆坚固耐用。在残船底发现有多处修补的地方，补板贴在底板台阶状起伏的凹处，再用桐油灰捻合⑤。据此分析，这艘船应是当时法石人使用多年，因破烂得再也不能修补而就地废弃的遗骸。在距法石宋船出土地约100多米处，还发现一支花岗岩雕成的碇石，长232厘米，中段宽29厘米，厚17厘米，中间凿有夹木爪的凹槽，重238公斤，这是泉州首次发现的木爪碇石残件，与宋代文献记载正相吻合⑥。后渚宋船发现的木货签其中有一块墨书“丘碇水记”，这位丘姓碇工管理使用的应与法石相同的碇石。1899年在日本佐贺县附近海域发现有与此型制相同的元代石灰岩质碇石，被视为至宝供奉在唐津市凑疫神社里。因此法石碇石的发现，引起日本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从上述考古方面的发现，足以说明法石在宋元时期造船航海方面的重要成就。

宋元二代，泉州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之船除通海贸易外，政府经略国外所需战船也资自泉州等地。特别是元初，朝廷于至元十七年(1280)就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至元十九年(1282)又敕令泉州诸港“兴造大小船三千艘”⑦。作为泉州传统造船基地的法石，当然责无旁贷地要承担部分造船任务。

明清以来，泉州海外交通的地位发生巨大转折，泉州港昔日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辉煌已渐趋逊色，代之而起的是对口贸易和私商崛起。但法石仍不失为通商巨埠，商船往来频繁，码头风樯林立。1982年在试掘法石古船时，在一、三号探坑就发现明清时期的石砌码头，在铺筑方式上，与后渚港发现的古码头同是以瓦砾上铺木为基础，然后再垒砌条石，这也是闽南地区宋元以来建造花岗岩石桥筑墩采用的“睡木沉基”法，也走在世界先进技术行列，沿用千年不衰。

宋元以来，法石建造不少与航海有关的庙宇。宋时，在圣殿建有真武庙，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如美山、长春的妈祖宫，文兴、坂头、长埕、美山的王爷宫，奉祀与航海有关的神祗，作为长年在海上与风涛骇浪博击的船民的一种精神慰藉。建于明永乐年间的美山天妃宫具有相当规模，而文兴宫造王船到台湾的习俗，则反映当时泉州沿海居民从海上驱逐瘟神的风尚，还对外传播了妈祖信仰和王爷信仰。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众船商在法石所立《泽被海滨碑记》云：“澳有二十四，而法石为要，盖为通南关外，外接大坠，实商渔出入必由之所，亦远近辐辏咸至之区。故部馆、文馆、武馆俱设是处，所以稽查透越，盘察漏税，试重其地也。”并明文不得对运载五谷诸货船只“留难阻滞丝毫勒索”，以保持港口繁荣。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海印寺记》则记曰：“大海航樯，出没其前”，亦可窥见法石海事兴盛之一斑。

在海道建置管理上，宋时设法石寨，明初法石设立河泊所，清初设汛管理石狮、塘市等十二汛，法石又成为区域的军事中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施琅将军请设海关，泉州有税口十处，法石海关口算其一，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因敌机轰炸，税口才停止行使职能。

随着航海事业的昌盛，法石的造船航海业也经久不衰。圣殿、文兴、长春、美山都是当时造船的场所，当地仍有地名沿称造船巷、打篷巷的。据已故吴清潭先生调查：清乾隆间，法石十八户船户敬赠长春天妃娘娘一支华盖，船户陈阿婆拥有的商船船桅和家中的筷子一样多，当地百姓用“大厝砖仔壁，商船十八只”来譬如船商的富庶。这些船户不仅川走河北、山东、江苏、长江流域，贩运棉花、木材等，还到广东高州运载大米来泉州。明正德年间(1506一1521)晋江人陈腆在广东高州任太守，极力鼓励高州商人贩运大宗米谷入泉州港贸易，因粮商多在法石寄碇卸货，所以在美山设“高州会馆”，以接应过往客商。

船商还出洋到东南亚贸易，有的就在海外定居拓展事业，因此法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多批明清时期的西班牙银币。1974年在坂头村圣殿宫脚旷地掘出窑藏的银币148枚，其中有1779字样，系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银元；1977年在建东海粮站仓库时又发现61枚，1979年再次在粮站仓库工地发现38枚；据悉1984年当地出土一批达二、三百枚之多，惜未能征集到。从拉丁文的加洛普斯和费迪南，以及阿拉伯数字纪年的简写82、93、99等字样分析，这些西班牙银币应当在清初、中期流入中国。明清时期法石人出外泛洋经商贸易者比比皆是，还有大批华侨随船出国谋生，来往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菲律宾资源贫乏，生产力落后，无法满足西班牙殖民者所需的生活用品，所以只得依赖中国商船运去的货物，甚至在美洲所需物货，也依仗中国船商的供应。对地无他产的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只得以番银易货，商人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致使西班牙银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沿海③。法石出土多批西班牙银币，正是法石航海贸易繁盛的见证，也是对当时举世瞩目的大帆船贸易历史情势的很好说明。出土银元的粮库圹地，原本恰恰是林姓华侨的旧厝地。

无论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法石发现的历史文物研究，法石自宋元以来，在造船和航海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外海事活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起到泉州港门户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沿海古代船坞遗址》载《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

②《八闽通志·卷七十三》。

③《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陈信雄《宋元的远洋贸易船》，载《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1992年版。

⑤《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⑥陈鹏鹏、杨钦章《泉州法石乡发现宋元碇石》，载《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3年第2期。

⑦《元史·本纪·世祖纪》。

⑧陈鹏鹏《十九世纪前中菲贸易关系初探》，载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亚洲文化》第十九期，1995年

(载《东海法石历史与文化研究专辑》2000年)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陈鹏鹏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