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往事：摇摆30年

19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破灭后，烂尾楼随处可见，现在已慢慢绝迹。（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7日《南方周末》）

三十年筚路蓝缕，三十年趟雷闯关，海南在三十而立之年终成“自由岛”。在中央已指明方向、海南探索新路之时，民间资本已在房地产、赛马、博彩等领域提前下注。过去三十年，伴随着每一个政策鼓点，这些领域总是蠢蠢欲动，但总是突然销声匿迹。而今何去何从，以史作鉴，从史出发。

198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指责洋浦模式，将海南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割让香港相提并论，将“新租界”等各种大帽子，扣在海南省头上。

“Hello，Sir！”

1882年，32岁的美国传教士香便文走进海南岛，进行了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在他即将行至海口，结束这一非凡旅行时，他听到一句熟悉的问候。

这个穿着体面、会讲英文的中国小伙子让香便文十分吃惊。因为穿越海南岛大片的林莽、漫长的海岸线以及起伏的丘陵后，他发现，尽管海口从1858年开始依据《天津条约》成为通商口岸，但当地少数民族黎人的生活状态几乎与原始无异。

这一切都记在香便文于1886年在伦敦出版的《岭南纪行》中，成为西方人进入海南的“路书”。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面积相当于32个香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湿热的海风一年四季地吹拂。这里也占尽地利之便，位于海上要冲，辐射东南亚各国。

1949年后，海南岛一直被视为国防前哨，相对比较封闭。1960年代，当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时，同在热带阳光照耀下的海南岛，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直到1984年，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南海上的这座孤岛。一句“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改变了海南的命运。

“世界第一商品”

海南开发的重大转折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6月底至7月初，当时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1天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要“把海南经济搞活”，可参照深圳、珠海等特区政策，海南由此成为“准特区”。

为落实中央精神，第二年，时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带领一个6人组成的调研组前来海南，打算提出具体的开发计划。彼时，海南还未从广东省独立出来。

这是时年48岁的雷宇第一次踏上海南岛。他从北到南，又从东到西，在海南的沙土路上跑了十多天后察觉，海南岛几乎没有商品经济意识，而同属一省、相距不远的珠三角此时已是改革春潮风起云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雷宇记得，当他们开车路过乐东县，纯朴的老百姓连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只把鸡蛋摆在路边，人躲在树后，等买鸡蛋的人走了、把钱压在筐底，才会去把钱拿回来。

这些问题均被雷宇写入调查报告，提交广东省委省政府。没想到，一年后，雷宇成了海南的主政者。

广西人雷宇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抗美援朝，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地学习过工业经济。“我当时是憋着一股劲，想为海南20年后与台湾一比高下打好基础。”海南建省20周年时，雷宇少有地向《海南日报》袒露心声。

实际上，这是雷宇在“海南汽车事件”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汽车事件不仅改变了雷宇的人生轨迹，也让海南突然开放的自由贸易倏然又关上了门。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给了海南两条重要的优惠政策：第一，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第二，可以进口短缺的消费品，但不能向行政区外转销。

不过，为了尽快完成原始积累、建设海南，地方政府以“工商六条”作为依据，突破了不准向外省转卖的条文，开始向岛外转卖消费品中最为值钱的汽车。尽管“工商六条”只是国家工商局一位副司长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闸门就此打开。那是1984年6月至1985年春天，短短几个月时间，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变成了一块热土。嗅觉灵敏的商人夹着钱包从全国各地涌过海峡，挤在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红着眼睛，只为争夺一样东西——汽车批文。

只要搞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上万元，汽车因此被海南人称为“世界第一商品”。当时一部以此为名的报告文学描述过一个细节：当乘飞机飞越琼州海峡，临近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市上空时，眼前骤然变得明亮了，地面上放射出斑斓的光华。天蓝色的、鲜红色的、米黄色的、银灰色的，青黛色的、乳白色的……那是成千上万辆汽车组成的庞大图案。

中央很快组成一个百人左右的调查组进驻海南，几个月后，新华社发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其中称：“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了国家计划，冲击了市场，违反了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雷宇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很快又被起用，官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海南省委组织部部长林桃森是汽车事件中，唯一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官员，2004年才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

回头看时，雷宇说，汽车事件是海南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学费，政治损失是真的，但经济上则未必——一年多时间里，海南共订购汽车8.9万多辆，实际进口7.9万辆，没有一台走私，海关拿到了19.6亿元；国家回收5.8万多辆，变卖了20个亿；海南1984年的财政收入是4.6亿多元，比他进岛工作前增加了2个亿，几乎全部用于海南省基建。

“我的第一桶金，也得益于他。”若干年后，在广西，冼笃信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已经退休的雷宇进行了一番对话。

冼笃信曾是海南首富，攀上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最多的一次，他一下拿到22辆车，开到酒店门口，在马路上排成一行，轰动了整个琼山县。hai

洋浦风波

雷宇认为，如果没有汽车事件，不会促使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海南，中央也不会那么快下定决心把海南建成省级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省和中国陆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诞生了。

十天后，37岁的李永春第一次乘飞机从北京飞抵海口。第一位从中央下派到海南工作的厅局级干部迟福林也在同一趟班机上。一下机，一股热浪袭来，定睛再看，海口破烂不堪，还不如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更别提与北京相比。

让李永春毅然来到海南的，是海南省委首任书记许士杰的邀约，许士杰身边缺一位得力秘书。李永春是沈阳人，此前13年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研究，是凤毛麟角的青年讲师，他与许世杰也是在党校相识的。

“士为知己者死。”李永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年67岁的李永春身着粉色Polo衫，天圆地方的脸庞很有光泽，他补充道：“根本原因是，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探讨比较多，我想去实践中寻找答案。”

为了防止人才流失，中央党校起初并不同意放走李永春，直到许世杰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提出穷困地区需要人才支援。校委会特别为此开会，研究决定，把李永春“借给”海南省5年。

5年间，李永春亲历了海南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机遇——洋浦开发。洋浦位于海南岛西北，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就提出要在洋浦建港。

李永春回忆，建省没多久，许士杰就与他探讨，想让海南全岛实行自由贸易，海关后撤到湛江，和香港一样，参与国际大循环。

但海南当时并不具备条件，省里最终确定的战略是，先搞4到5个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这样就能把整个海南岛带动起来。此后许世杰几度前往香港招商，他向港商介绍，海南虽然落后，但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案。

港商看上了洋浦。1988年10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作为开发区，租期70年，租金9000万人民币。李永春参与过算账的过程，他说，如果海南自己开发，每平方公里的成本在1亿-2亿元。

当时洋浦除了满地的仙人掌就是圆滚滚的石头，已经沉睡了上千年。许世杰高兴地对李永春说，港商很有远见，对海南也最有利。因为按照合同，30年后，港商要将建好的一切包括港口交还给海南，再用就要付钱。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断了这一进程。198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指责洋浦模式，将海南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割让香港相提并论，将“新租界”等各种大帽子，扣在海南省头上。一时间舆论哗然。

当时还有一个误解，熊谷组虽然原是一家日资企业，但其实早已被港商于元平和李嘉诚控股。于元平是持香港护照的辽宁人，他与李嘉诚以及其他香港人共同拥有该公司67%的股份，日资只占33%。

洋浦开发随后搁浅，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真正拉开序幕。而上海浦东已于1990年抢跑，彼时已初具规模。

李永春说，于元平后来以年事已高为由，撤出了洋浦，洋浦交由海南省自己开发。许世杰还给李嘉诚打过电话，邀请他来海南投资，李嘉诚花了400万港元，在海口修建了省人民医院。

5年后，中央党校来问李永春，“你要不要回来？”李永春答：“我离不开海南了。”

洋浦保税港区于2008年10月20日正式开港运作。（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图）

蒸腾的地产泡沫

海南要建省级特区的消息，1987年就已频频见诸报端。从那年秋天开始，数十万闯海人来到海南，寻找金钱和自由。《纽约时报》形容海南是中国的“Wild West”，以此类比美国的西部淘金热。

日后扬名的“万通六君子”纷纷辞去国有单位的工作，加入闯海大军。1988年5月底，在深圳推销电话机的潘石屹，带着攒下的一千来块钱，坐上了前往海南的渡轮。几乎同一时间，从北京国家机关出来的冯仑也来到海南，协助迟福林，筹建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

洋浦风波后，海南没有像深圳、浦东一样，借力外资发展起来，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寂期。其间，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离开海南，栖身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麾下。易小迪留在海口，开了一个小印刷厂谋生，还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从砖厂失业的潘石屹，被封为研究会秘书长。

直到1991年9月，“万通六君子”才第一次聚齐。他们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这个挂着农业招牌的公司，被他们自己戏称为皮包公司。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后，各路资金才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岛内，把海南变成一个房地产开发大工地。

同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还没毕业的沈桐带着600块钱，从天津跑到了海南。他很快发现，海南是全国唯一一个把过路费打进油费的城市，路上不设收费站，“一脚油门踩到底”。

沈桐很快离开当地国企，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营销主管，工资从600元涨到2500元。房地产公司是内地一位领导的亲戚开的，公司只有一个项目，盖一个十几栋楼的住宅小区。老板对沈桐说，只要你有本事把房子卖了，可以不来上班。

卖房子并不是什么难事。托老板的关系，就能卖掉一部分，几个国企的大客户又分掉一部分。剩下的房子，沈桐在报纸的中缝里做了一个小广告，最便宜的那种，马上就有很多人找上门来。

沈桐说，在海南拿地十分随意。跟政府大概协商好要哪块地，交一些定金，政府签了协议，画个“红线图”或“蓝线图”就行。“红线图”属于正式批复，需要交地价款，而“蓝线图”是暂时协议。不管哪种图，只要拿到，就能去找下一个买家。

1992年在三亚，有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冯仑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又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最终，冯仑花了300万元，把地买了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海南房价从1988年的1350元/平方米冲到了1993年上半年的7500元/平方米。三个月前，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已是地产大亨的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

但冼笃信不以为然。

没想到，1993年6月，国务院真的出台了宏观调控措施，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严控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

泡沫刚刚破灭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未看清海南丛林竞技场的本质，沈桐也抱有幻想。直到1996年，沈桐花光了所有赚来的钱，才转战大连做期货生意。

沈桐走后不久，他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了，他再也没有听过老板的消息。当时公司在三亚有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城项目，因为没有破产法，成了无人问津的烂尾楼，后来被当地农民用来养猪。

另一位闯海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老家在陕西东南角的一个小县城，地方虽小，当地却有三亿多资金涌入海南。他的同学是当地人民银行的办公室主任，泡沫破裂后，负责来海南回收资金，但钱已变成钢筋水泥，带不走了，当地执法部门只好抓了8个人。

今年74岁的林克昌曾任海南省建设厅副厅长、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直到1998年底，仅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压在海南的空置房、半拉子工程和闲置土地上的资金就有430多亿元，若加上社会资金，积压总量则达800多亿元，房地产信贷不良率高达80%以上。

沈桐说，海南其实就分两种人，一种是走得及时的，一种就是走得晚的。

与海南2万家房产公司命运一样，冼笃信手里价值十多亿元的地皮，价值几乎蒸发殆尽。“万通六君子”的皮包公司则鸟枪换炮，他们各自另立门户，转战北京、上海等地。至于万通六君子的风险直觉来自何处，江湖上流传着多个版本。

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城，4月份是淡季，但游人如织。（南方周末记者 冯叶/图）

摇摆的产业定位

地产泡沫的破裂让海南经济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1992年至1998年，全国GDP峰谷落差平均为4个百分点，而海南省为36个百分点。

地产泡沫破灭后，海南又面临着究竟要以工业兴省还是旅游兴省的拷问，这是一个自建省之初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后许多年，海南的发展也总是在两个产业间交替前行。

起初，以洋浦为代表的工业开发成为主流。时任海南第一任省长梁湘是从深圳调来的，他认为四大特区中，深圳搞工业，而珠海搞旅游，两三年时间，两地发展就天壤之别了。

文眷是最早一批“闯海者”，海南发展工业的那些年，他刚好在海口做记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海南发展工业是有瓶颈的，因为洋浦风波之后，外商都被浦东这些开发区抢光了，海南的工业基础没有打好。

他曾去后来的洋浦探访过，“畜牧业相当发达”，铁丝网烂了很多口，农民就把牛赶进去吃草。还有温州老板做生意很火，在洋浦旁边圈一片地，盖栋楼，就是一座温州商城。

曾任政协海南省委常委与海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王毅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洋浦港之所以一直做不大做不强，原因就是海南不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也没有发达的经济腹地支撑。比如国外一艘货轮拉过来，在海南消化得很慢。再一个，海南也没有跨海大桥，可以分流货物，做物流中心。船走的时候，除了椰子、橡胶，没有其他可以带走的货物，估计连万吨货轮的一支桨都装不满。

除了洋浦，海口当时还规划有四大经济开发区。济南的木兰摩托、向菲律宾买下的海马汽车都曾是这些开发区引进的项目，但是后来搬走的搬走，亏损的亏损。

海马汽车的上马几经周折。刚从菲律宾买回来时，设备组装不起来。后来从二汽调来一批厂长经理，又去日本请来马自达入股2个亿。“但是一开厂，‘咣当’一声，压出的汽车壳竟露出很大一条缝隙。”文眷伸出两指。最终，马自达退出，海马划归一汽。

“搞工业需要配套。”文眷说，比如要有训练有素的工人，物流配送以及产业链。他现在海南一家高科技企业担任高管，生产设备上少一个零配件，他都要派工程师去深圳华强北出差，淘一个配件只要3块钱，但淘不到，机器就报废了。遇到更大的问题，他只能从北京、深圳或者厦门请工程师过来维修，吃、住、机票都由公司出。

此外，海南没有跨海大桥通往内地，主要依靠航运，遇到台风天气，货期就要延误，客户一着急，他就得发航空运输，“成本很高”。

这也是主张发展旅游一派人士的观点。1993年，海南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明确提出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之后引发了海南第一轮“旅游开发热”。

但从1995年开始，海南连续三年GDP增速排全国末位。于是，海南又提出“一省两地”，即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新兴工业再度变成发展方向。

李永春后来组建了海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其后，又历任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东方市委书记等职。在对台办和东方市任职期间，李永春花了很多心思加强两岸农业合作，经过科学论证后，东方市定位“香蕉工厂”。

2003年，卫留成从中海油调到海南省任省长，他为海南带来了洋浦800万吨石化等一批工业项目，因此被称为“工业省长”。海南在2006年出现关键的转折点，实现双突破——GDP首次突破1000亿，地方财政首次突破100亿。

到了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又一次站上产业调整的十字路口。

30年间，海南换了10任省委书记，9任省长。王毅武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多年来，海南政策导向一直很模糊，究竟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省，应该说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适合海南发展的战略和思路。

获批国际旅游岛

2009年12月，海南正式获批建设国际旅游岛。但多位当地旅游业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些年，除了房价高涨，他们并未感受到太多变化。外国旅客也没有显著增加，来海南最多的外国游客只有俄罗斯人。

直到2017年底，海南年入境游客才首次突破100万，仅占所有游客的1.6%。而新加坡旅游局同一时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年入境游客1740万。新加坡的面积只有海南省的1/60，入境游客却是海南省的15倍。

一位在三亚运营海岛的旅游公司副总裁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外国游客少，主要是因为海南临近东南亚，旅游资源同质化，而海南的消费水平又超过了东南亚。此外，他还表示，国外旅游比较真诚和人性化，不单单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这与文化息息相关。

从2011年开始，海南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

免税店确实为海南带来了一些人流。4月仍是海南旅游淡季，但位于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各大化妆品门店前早已排起长队。一位烫着齐耳卷发的女士站在一个唇膏专柜前，用四五种不同颜色的唇膏在手背上试色，陪同的男子一旁吹风：“反正便宜，都买了”。

晚上9点，数十辆出租车在免税店前排起一字长龙，不时有顾客提着大包小包，乘车离去。出租车司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购物的人其实不算多，春节期间，免税店前院、后院和地下停车场的上千个车位全被占满，游客“像不要钱一样地买东西”。

不过，海南目前只有两家离岛免税店，分别位于三亚和海口。其中，三亚国际免税城由央企中国国旅集团子公司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海口则由海航集团旗下的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

海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19日，这两家免税店共销售离岛免税品4796.6万件，销售金额375.9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达1153.5万人次。

在三亚做旅游生意的胡书岳并不喜欢去免税店，因为免税店只有奢侈品。对他来说，能在免税店购买到苹果手机、韩国的电饭煲和日本的马桶盖，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海南政协委员、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君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品类之所以没有完全放开，是因为将以牺牲税收为代价。其次，如果全岛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将会对澳门、香港形成巨大冲击，海南岛面积相当于约32个香港、60个新加坡，如果全都搞离岛免税，“香港连喝西北风的机会都没有了”。

“离岸金融到现在都没搞起来。”李仁君说，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是中央赋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一项特殊政策，为什么搞不起来，因为从事离岸金融的主体是非居民、境外机构和个人，人家不来。另外，海南在地理上是一个离岸单元，但在离岸金融所需的制度方面并不是。

除了离岸金融，国际旅游岛还获得“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试点，但八年过去，这条政策也未真正落地。南方周末记者在海南街头只见过虚拟游泳比赛的即开型彩票。“不敢做，也可能是不会做。”王毅武说。

地产热卷土重来

令林克昌想不到的是，烂尾楼刚刚处理完毕，借着国际旅游岛的政策东风，海南地产重回巅峰。

转眼间，在海南595公里的海岸线上，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们已经屯兵布阵。当年政府求爷爷告奶奶、请大家来海南买地买房救活房地产，不见人影；现在却是不请自来，而且个个身携重金。

在整个2009年，海南地产开发的投资总额已经惊人地接近了海南前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2009年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达316.63亿元，而2008年海南省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为317.17亿元。

2010年，三亚凤凰岛建成，一共5座地标建筑。首期2座作为酒店式公寓面向大众出售，700套房源当天销售一空，最火爆的时候卖出了15万/平米的天价，成为“海南最贵楼盘”。

凤凰岛是海南人工岛的鼻祖。1990年代末，三亚港务局计划在此吹沙填海，建设国际客运港。为弥补建设资金不足，三亚港务局选择与国家某部委下属企业合资开发。后又因资金问题，在海南从事地产业的湖北商人曾宪云花了700万，买下了凤凰岛。

在建筑师马岩松的手上，5座曲线建筑像珊瑚、海星一样，从海里生长出来，极尽奢华。“Sorry，迪拜！”一度成为凤凰岛对外的宣传语。

四年后，中国最大的国有基建企业——中国交建（601800.SH）斥资50亿元拿下45%的股份，成为凤凰岛的新控制人，拥有凤凰岛二期海域使用权。

或许是受到了凤凰岛的启发，2008年后，海南填岛进入大跃进时期，共填出12个人工岛，向海要地7万多亩。恒大海花岛、融创日月湾、东郊椰林，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从2010以后到现在，海南所有的地基本上都被大公司占了。”林克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就是获批国际旅游岛后，海南房价一夜翻倍的原因。

地方曾为填岛打开方便之门。正是在填海热的2008年，海南省填海的审批权被下放至市县——27公顷以下的市县审批，27-50公顷省里审批，50公顷以上，才需上报国务院。

直到2017年，房地产都是海南GDP的绝对支柱。海南省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462.54亿元，房地产投资占了近一半，达2053.11亿元。

这不免让海南人觉得恍惚——讨论了那么多年工业兴省还是旅游兴省之后，支撑海南经济的还是地产业。

正在海南楼市酣战之际，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7年8月10日至9月10日登上了海南岛，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当年底，环保组给海南省下发了督察反馈报告，严厉指出一些市县重经济、轻环保，鼓了钱袋子，毁了生态，“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指到哪里，政府规划就跟到哪里”。

其中，凤凰岛填海项目以国际客运港和邮轮港名义取得海域使用权，但实际主要用于房地产和酒店开发。

随着督察组以及海南限购政策的相继到来，凤凰岛其中一座地标至今无法出售，二手房价格较巅峰时刻跌去2/3，二期海域仍是一座空岛。

早在东郊椰林填海造岛时，就曾遭到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明白，以前有农民挖珊瑚来烧石灰卖钱，后来是挖珊瑚卖钱，都被政府劝阻，现在为什么要把珊瑚礁填掉搞人工岛？

督察反馈报告下发后的第三天，在海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讲话中，重点讲到了新的市县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称将取消12个市县的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把生态保护列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项。

“彻底扭转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政绩导向。”刘赐贵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桐、文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