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典籍“走出去”，品鉴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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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被公认为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经典代表，在海外出现了众多英译本。通过评鉴这些译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典籍翻译在海外的现状，还为如何让中国文化精神被西方读者快速消化和有效接受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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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典籍海外接受的有效性》

“《论语》海外英译本的流通质量、翻译质量及翻译策略研究”课题组

亟需评鉴《论语》海外译本

众所周知，先秦时代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孕育期与成形期。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皇皇典籍，一直代表着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精髓。《论语》被公认为是具有这样地位的一本典籍，其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据可以考证的资料记载，《论语》 的第一个全英译本问世海外的时间是1828年(译者为英国人David Collie)。此后，《论语》在海外的各种英文全译本不断出现，截至2016年已接近三十个。它们对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促进中西人文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本研究启动之前，国内对海外众多的《论语》英译文本尚没有比较系统与全面的评判与鉴定。虽然在这些英译文本中不乏佳译，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在《论语》英译的各种文本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即便是一些权威译本也存在为数不少的质量问题，一些误译、错译还严重曲解原作的精神或涵意。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更主动、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客观、准确地对《论语》的各时期不同的主要海外译本进行比较细致的评鉴，对它们的优劣作出有统计意义的结论，进而对《论语》的主要英语全译本所展现出的种种翻译现象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便可以为今后的典籍外译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海外译本存在翻译质量问题

我们从近三十种《论语》海外英文全译本中选出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二十一个作重点梳理研究，以国内最权威的《论语》诠释与注疏本为基本依据，对这些译本进行研读研判，主要发现以下现象和问题：

第一，就翻译的总体质量而言，这些海外译本虽然有数量众多的精彩译笔，令人叹服，但是对照我国权威的《论语》注释本，根据严格的翻译标准来评鉴，应当说这些译本的质量普遍存在问题，并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论语》的思想与风貌。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尊重历史，尊重文字的历史，尊重文字背后的特殊文化意蕴，是英译典籍作品质量得以保证的根本前提。

第二，从译者的身份来看，早期《论语》英译本的译者以传教士为主，他们的翻译往往以宗教立场为出发点，带着基督教优于儒家思想的预设，对于《论语》中少数带有宗教色彩的语句大加发挥，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而对于儒家思想中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则妄加批评指责。他们的身份和翻译动机使他们在翻译时自始即采取一种“唯我独尊”、“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不能客观、平等地看待其他有着不同信仰体系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故而其译文注定无法正视孔子思想的本质及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在研究《论语》译文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十九世纪后期以前，《论语》在西方的传译渐以汉学家为主体。这些学者虽然没有了传教士的宗教色彩，但细读他们的翻译作品，不难发现他们仍难免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思想纳入到了西方思想体系的框架之内，未能在其翻译中充分彰显《论语》独特的文化个性。说到底，这源于西方哲学与儒家思想存在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在西方汉学家客观、严谨的作风背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些译者是将儒家思想当作只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进行研究的。在他们眼中，《论语》文本只有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而不是仍旧绵延不息的活泼泼的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表征。

第三，从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来看，海外译者的译本翻译策略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起始期的威妥玛译本采用附注存真的形式保留并传达原作的本真风貌；在延伸期，赖发洛译本简洁凝练，通过质直求真的译笔再现原作的思想精髓，而稍后的韦利译本则文质并存，呈现出过渡性；在发展期，魏鲁男译本追求简练实用，译文释译达意，而稍早且多次复译的庞德译本重在诠释译者的诗学理念和价值取向；在繁荣期，众多的译本呈现出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显著特征，其中，亨顿译本和森舸澜译本截然有别：前者语义转换和交际效果兼顾，而后者评注详实，彰显丰厚翻译的本色。概而言之，海外汉学家《论语》英译策略经历了一个从质直到释译再到多元的过程，而汉学家《论语》英译本也随之呈现出从质直求真到释译达意再到多元创新的衍变特征，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随之得到不断提升。

第四，从《论语》》译本的读者对象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以专家学者为对象和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两大类。从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地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并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两类译本无疑都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我们认为，后一种译本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视。这类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译本能够让国学经典走下学术殿堂，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让西方读者更便捷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是中华典籍对外传播过程中毋庸置疑的中坚力量。我们认为，合格的普及型典籍译本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内容忠实，对原文的理解比较到位；二是语言地道，能够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三是编排合理，能够满足目标读者群的需求。从《论语》普及型英译本来看，有些译本比较成功，有些译本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译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普及型典籍翻译在海外的现状，还为我们今后的典籍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重视典籍译本背后的文化意义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重要对策建议：

首先，就语言层面而言，在中国古籍作品英译的过程中，追求译文语义上的合理性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舍此中国古籍作品的英译工作将是缘木求鱼。因为古汉语中的一字一词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上下文语势，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语义(包括语气)要经过一番仔细推敲、选择、引申乃至诠释才能显现出来。若靠一般的词典释义或常规的翻译处理方式来进行英译，就会有错译误译的危险。古汉语英译在追求译文语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还应当最大程度地追求译文句法上的合理性。

其次，就译文背后的文化意义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今世界，西方拥有主导话语权，哲学也好，宗教也好，本来就是来自于西方的话语，因而如果将儒家思想视作宗教或哲学，它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从而容易导致儒家思想自身特色和精神湮没不显。因此，更为合理的态度是：儒家就是儒家，其独有的特色不应该被框在其他传统的范畴之内。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儒学需要新的身份建构。在向自身传统回归的同时，儒学需要彻底走出对西方文明的倾慕与拜服，打破旧有的中心／边缘模式，彰显自身价值的普遍性，以与西方价值的普遍性平等对话，互相观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当然希望西方学者为儒学的复兴贡献力量，对他们翻译、传播儒家经典的努力给予肯定，但与此同时，认同儒家思想的有识之士需要从护持儒家传统、保守儒家精神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变被动跟随为主动引导，让儒家思想以活的传统的身份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生根、发展，而不能任由儒家典籍在西方论说方式的塑造下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客观材料，丧失掉儒家思想最为宝贵的精神内核。

再次，就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被海外读者接受而言，普及型译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1)在译者的选择上，要让经典通俗化，对译入语语言的要求很高，不是具备一般英语水平的人都可以来翻译典籍著作。因此，在中华文化进入英语世界的“引入期”，对译者的语言能力要求必须高，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应该更能得到英语读者的青睐，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他们翻译的作品。(2)传播翻译的经典作品，方式上可以更加灵活，除纸质版书籍外，还可以考虑光盘、网站及其他艺术形式，如典籍英译后的作品可以改编成英语国家人民喜欢的歌剧和戏剧等，在国内外进行各种公演和巡演，让英语读者以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实现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 (3)在经典著作内容的选择上，不一定要全部翻译，可以采用节译或编译的方式突出其时代性和趣味性，吸引更多的入门读者。总之，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要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依托高质量的外译经典作品，力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

最后，就译本读者的阅读模式和阅读习惯而言，我们需要重视当前“碎片化阅读”的潮流。对于以先秦典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厚重文本”而言，“碎片化阅读”主要指内容的碎片化，目前海内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于典籍原著全部内容的“片段碎化”，即读者按照特定的目的有选择地阅读经典的某一部分；另一种情况则是相对于原文的“兑水重述”，如用额外的文字补充阐释或使用副文本重新表述原典全部或部分句段或核心要义。新加坡甚至出版了配以漫画的《论语》英语全译本，而且大受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普通读者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典籍不再是汉学家／学者们的专门学问。而较之汉学家们相对比较系统、深入的线性研究，普通读者则更多表现出“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典籍英译既然要有“读者意识”，就不能无视碎片化阅读的需求和趋势。“碎片化阅读”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支撑典籍文本整体性的话语权力更替，本质是“按需阅读”、“改写阅读”，体现着“效率化表达”的读者诉求。当前以“厚重翻译”为代表的主流典籍翻译实践策略，过于依赖历代优秀注本形成的“文本语境”，造成译文的阐释话语处于单一的整体性当中，事实上不利于中国文化精神被西方普通读者快速消化和有效接受。因此，顺应时代潮流的典籍翻译必然要在吃透古代注本精神的基础上走出“文本语境”，勇于尝试创造性改写；译本策略应体现“效率化表达”的关键要求：内容警醒，语力充沛，文化表述简练，语篇可复述性强，力求在提高表达效率和准确度的同时为影视、戏剧、小说等“改写”留下兼容空间。

（课题批准号为2013BYY002；课题负责人系复旦大学教授何刚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4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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