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水其实不是黑色的，但因为在深井里，看上去像一块墨。奇异的是，这块墨能反照天光，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白亮的脸，以及我身后正蓬蓬勃勃的春天。八十年前的春天，井水也映照过他的脸，忧郁，文气，像他最初的名字——郁文。
这口半平米见方的老井，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风雨茅庐”，一个不太吉祥的宅名，仿佛预示了它的主人——一代文豪郁达夫注定颠沛的人生和爱情。
“儿时的回忆，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县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凄惨的童年、天赋的异禀、坎坷的境遇，成就了他极其复杂的个性——浪漫细腻、大胆豪放、勇往直前而又有些歇斯底里，也成就了他的多重身份——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民族解放殉难烈士。
八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杭州名士之后王映霞随丈夫郁达夫回到了故乡。此时，离郁达夫留日归国、其代表作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发表已经过去十二年，离他上海初遇王映霞一见钟情穷追猛打终成正果已经五年了。此时回来，一是为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二是为还她回乡心愿。他买下了玉皇山后三十亩山地，又置换地皮，亲自设计，在离西湖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他理想中的家园。
“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王映霞写道。可以想见，1936年的春天，无论对于他和她，都是特别明媚的。她的脸庞映照着崭新庭院里初春的雪，因欣喜而更加动人。
这座日式风格的东方建筑，“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古典，精致，华丽。然而，郁达夫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风雨茅庐”，王映霞觉得不吉利，不喜欢。
当时的风雨茅庐是这样的：院落坐北朝南，分正屋和后院两个部分。临街是两扇大铁门，一排二层楼。前院是一个高台，高台上三间正房，围绕着木柱回廊，正房当中一间为客厅，挂着著名学人马君武所书“风雨茅庐”横匾，西壁挂的是中国画，东壁则是鲁迅亲笔手书的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客厅东西两边为卧室。正屋往东，是一个月洞门，五六间平房连接着后院。后院是一个幽雅别致的小花园，葱茏掩映着三间客房和郁达夫最爱的书房。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落地书架，摆满了数万册各国文字的书籍。
对这个“蜗庐”，郁达夫在《移家琐记》中表达了由衷的喜爱：“好得很！好得很！”尽管鲁迅先生对于他移家杭州一事，之前之后都好意劝阻，他仍发自内心地希望新建的家园成为趋避乱世的世外桃源，全家老小能长长久久平平安安地在此生活下去。
但是，错误的时代，遇见错误的人，悲剧开演。
正式入住后，风雨茅庐不再是安静写作之地，因女主人的非凡魅力和一些无可奈何的原因，成了杭州社会名流官僚政客的交际场，整日推杯换盏、歌舞升平，让郁达夫心躁不安无所适从，只想逃离，短短几个月后，便南下福州谋职参加抗战活动。
风雨茅庐，他们只住了短短两年，十二年的婚姻便走到了尽头，劳燕分飞，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郁达夫辗转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周，流亡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他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据史料证实，他于当年9月17日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五十岁。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这样评价：“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儿子郁飞也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2015年初春，午后，阴。我们站在锁着门的风雨茅庐前，等待维修指挥部的小伙子取来钥匙开门。时光早已将它淹没在一大片居民小区当中。之前，在离它大概十米远的地方，我问过好几个路人和店里的人风雨茅庐怎么走，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推开黑漆浇注的“原版”铁门，像翻开另一个年代的书页。一棵巨大的老梧桐树扑面而来，秋天般落叶纷飞，一棵姿态优雅的红皮树，还沉浸在过往的冬季里不动声色。屋檐瓦楞间蓬勃的草，珍珠般闪烁着低调的光泽，提醒我这是2015年的春天。
都还在。高台，正屋，偏房，书房，后院，甬道，水井，青石板。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儿都是静的，美的，出世的，仿佛交响乐中一小段暗哑空灵的竖琴。八十年前，他或者她，无论站在或坐在这个宅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惬意的。然而，短短两年，属于他们的窝，还没有被焐热，就被雨打风吹散。此刻，屋顶上很多瓦片已掉落，屋内一些地方还在漏水，天花板和柱子上长出了霉斑霉点，他生前用过的十几件红木家具包括一张床、一个画桌、一个衣橱、几张椅子，都只好暂时收起来了。但所有的房屋里，都散发着红木的异香，书房的地板下传来脚步空洞的回音，我仿佛听到了一声暗泣，风雨茅庐像一个弃儿，没有年轻过，就已经年迈了。
2015年春天，我在如镜的老井里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一群鸽子正从屋檐上呼啸而过。它们世世代代在此筑窝，执着，长久，一脉相承。八十多年前，他每天在这里洗漱，每天能望见井里的活水，也一定望见过一群鸽子呼啸来往，那会不会是他最孤独的时刻，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
忽然觉得，看似有点破败的故居，其实一直盘旋着一股精气。他的文和人，给人印象是颓废的，忧郁的，浪漫的，文弱的，偏激的，甚至有点傻的，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可爱的他，如多年不见的一位故人，站在井底与我对视。我看出来了，他喜欢日本，那里留着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初恋，风雨茅庐的日式风格可见一斑，但他选择了抗日，抛妻别子，甚至生命。他讨厌官场和政治，但他选择了去福建谋职入仕，投明救国。八十年前的天空上，一群鸽子掠过苍穹，见证过他比它们飞得更高远的目光。八十年后的今天，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内心认定的理想豁出身家性命？恐怕一点名利、一份安逸都不肯。
在井水倒映的天光里，我试图打捞一个答案。
原文刊发于《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24版大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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