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六首毛主席诗词被关停的一本著名刊物：印尼华侨文坛忆旧

开篇之前，先说几句有关翡翠的题外话。

古人有诗云：“翠竹法身碧波潭，滴露玲珑透彩光。脱胎玉质独一品，时遇诸君高洁缘。”用来赞美翡翠作为人间瑰宝，寓意美好，但是也要有幸得遇君子才能彰显这种品质。

很久以前，青翠可爱、环绕赤道，宛如碧玉腰带的印度尼西亚，便被世人誉为大洋之中的翡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印尼曾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出版机构，在曲折发展的华侨文化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成为那个年代印华文艺阵地的一块绿洲。

这个出版机构，就是以翡翠命名的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Jajasan Kebudajaan.Zamrud)。

关于翡翠文化基金会，中国出版的《印尼华侨华人史》、《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新加坡出版的《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等史学著作，以及有关学报论文等多篇文献均有记载。虽然记述的比较简单，但无一例外，都对该机构在那个年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其中，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在《印尼华侨华人史》，记录了以下史实：

1959 年陈燕生、杨兆骥和胡克智等成立翡翠文化基金会， 负责出版各种华文著作。总编辑 （兼社长）为陈燕生。 这些当地出版的华文报刊和文化基金会，对繁荣华文文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初，翡翠文化基金会陆续出版了一批华文文 学作品，留下了可贵的资料。主要有：《文艺小集》（1962 年）、《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入选作品集》两集（1963 年）、《翡翠青年文艺专辑》6 辑 （1964—1965 年）、《翡翠文艺比赛入选作品集（1965 年）、《印华文丛》6 种（1965 年、1966 年）。此外还翻译出版印尼文学作品，或将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印尼文，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

1999年9月，上海龙脉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汪义生博士，也在《同济大学学报》发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艰难历程》一文中指出：

1958年至 60 年代中期, 印华文学行进的车轮滑入了泥潭。

印尼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煽动的矛头指向华侨的排外情绪, 影响了当局的政策,《天声日报》、《生活报》等有影响的华文大报遭查封, 华校和华侨团体动辄被取缔、封闭。 印华作家身处逆境并没有退缩, 他们排除干扰，坚持从事华文写作。印华文学界以前一直没有华文作品出版机构 , 此时 ,陈燕生、杨兆骥等创办了“翡翠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不仅是华文文学的出版机构, 出版了一批华文作品集, 而且成为印华文学活动的组织者, 先后主办过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和翡翠文艺奖金征文比赛等活动。印华文学在外界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 取得了可喜收获。

1958年至1965年, 尽管华文文学在印尼已受到限制, 但印华文学工作者以百折不挠的精神, 继续从事创作。翡翠文化基金会对印华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该基金会每个月出版一 至二册文艺小集, 其中较有水准的集子有《给华侨女学生》、《新夫妇》、 《歧路》、《一个女人的控诉》、《异国情鸳》、《椰风蕉雨》等。翡翠文化基金还陆续出版过《翡翠青年文艺专辑》(包括《盗火者的爱情》、《青春火焰》、《万隆孩子》、《盼望》、《雾海笛声》等), 《学生作文比赛人选集》, 以及一批印华作家个人选集, 如李旭、立人的电影剧本 《锡岛恩仇记》、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明朗的日子》、黄裕荣的诗文集《春风的波浪》和论文集《印华文艺评沦集》等。

在这段时期里，致力于振兴印华文学事业的，仅仅靠着几个人的热诚和勇气，这力量是多么地薄弱, 但它得到了广大印华文学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又一次将印华文学活动推上一个高峰，使印华文学走进“成熟”时期。

如果说，这个以翡翠命名的出版机构，会如其名，象翡翠一样，在当时浓雾重重的社会背景下，散发着温润而璀璨的光芒，吸引照耀着华侨大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空间。

那么，在此之前出现的那本《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则是一块碧玉，如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直接催生了翡翠文化基金会的成立。

“碧玉妆成一树高”：关于《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

2019年5月27日，印尼《印华日报》和《千岛日报》分别刊登了记者铭华采写的一则报道：《雅加达华文教师联谊会举办文学讲座——辛玉宝老师主讲“翡翠漫谈”》。

（本报讯）5月19日下午2时至5时，雅加达华文教师联谊会（下称华联）于雅京中区“兴安会馆”礼堂举办文学讲座。特邀巴中三语学校中文部主任辛玉宝老师主讲“ 翡翠漫谈”。本城近郊在职老师、文化界人士等近70名参与出席。

五十年代末，中文报刊一度被禁止出版，华人被要求学习印尼文。在这种凄凉的时代，却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华文读物，那就是翡翠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这本刊物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乎人手一册。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排华时代，迫于政府压力，它最终被华人社会所淡忘……

笔者曾在上海一家杂志社做过记者编辑，深知办刊不易。当时看到这篇报道，对文中所说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便有了一点印象，同时也感到有几分好奇与不解。

因年代久远，时过境迁，我当时并不曾见过这本杂志，仅仅从名称上做了一番猜想：《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应该是一本语言类的专业刊物，而这种专业杂志，无论如何应该是相对枯燥的。怎么会在那个年代风靡印尼华社，受到年轻人如此追捧，几乎人手一册，办的这般红火！

后来，当我从杨兆骥先生书房里看到他保存的一套1961年《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合订本时，如获至宝，翻开一看，顿时倾倒。

原来，这本貌似语言类的专业杂志，实际上却是一本包罗万象、引人入胜的综合性文化月刊。所谓印尼词汇及语法学习，只是其中两个栏目，仅占全部篇幅的两成左右，其余篇幅则全部是中文表述，内容包括：时政要闻、社会评论、自然科学与动植物知识、地理游记、祖国来鸿、历史事件、华侨史话、小说及戏剧连载、青年园地与诗歌欣赏、电影连环画故事、幽默笑话等等，信息量大，可谓丰富多彩，喜闻乐见。

此外还有华社动态、有奖征答，以及少量名片式的婚庆与商业广告，形式灵活，生动有趣，总之，堪称一本微缩型的百科全书。其刊物质量之高，将近60年过去，读后仍令人赞叹。

请欣赏他们选编发表的一首题为《梨花》（作者犁青）的小诗：

前天，一个少女从前线带回一朵花

她说— 这是由丈夫的鲜血灌植的

一朵永不泯灭的红花

原野上的孩子们

绿色的花、绯色的花、黛蓝色的花 ……

红色的血，高大的树，枣榴色的马群 ……

他们都甜蜜地

在黎明的前夜

睡中

他们做了一个梦

梦见明天的世界

是一个绮丽的家园

这是一首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诗作，表现了中华儿女面对强暴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诗人用柔美婉约的笔致衬托了壮怀激烈的场景,诗中的景物和人物融合成统一的艺术整体。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节省纸张，该杂志版面编排也颇具匠心，文字虽多，字号虽小，但标题与正文仍通过有序变化，做到了疏密有致，朴素大方。

不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网络收集信息，没有电脑打字排版的年代，稿件全靠手写，从头到尾都要人工捡字，制作印刷。而杂志编辑部平时只有三个人，从约稿、改稿，到划版编辑、交付印刷，再到发行推销，寄付稿酬、募集赞助，事无巨细，全程包办，需要付出怎样的才华心血，投入多少热情才能完成。

事实上，后来在印华历史留下光辉灿烂一页的翡翠文化基金会，正是在这本《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的巨大影响下创办成立的。也就是说，先有月刊，后有基金会。相比于以翡翠命名的基金会，这本杂志就是一块碧玉，出类拔萃，如果用一首唐诗中的名句形容，那便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那一代华侨文化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与杨兆骥同龄的陈正祥老师在《印中双语翻译人掠影》一文写道：

在印中文化及文学交流中，印中双语翻译家为数嫌太少。印中双语翻译，分口译即通讯与笔记两种。说实话，由印尼语译成中文，受过华文教育者，因掌握华语底子好，故译来顺手。但欲要由中文译成印尼文就不那么轻易之事。中文、印尼文两种不同语言，文体结构、句型、构词用字完全不相同，故在印华文坛上，双语翻译家凤毛麟角，罕见之。50年代末，唯有“翡翠文化基金会”创办人陈燕生是翻译多面手。这位原籍福清人精通印、荷、英、日语言文字，他译了许多印尼文学名作，并翻译了鲁迅之《阿Q正传》，是由英文版转译来的，他的双语（印、中）互换性翻译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与杨兆骥——今联通书店之业主也创办了“印度尼西亚语文学习”。当年而言是推动学习印尼语最好的平台刊物。

77岁的金梅子先生是印华作协资深会员，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剪贴部》：

我自幼有个怪癖——爱好剪贴。每见到好文章，总喜欢分门别类将它剪存下来。

这些往事湮没已久，少年时期的风光岁月也已逐渐模糊。为什么还要重提？原因是最近我在整理书橱时发现了这本剪贴簿，便顺手翻了翻。没想这一翻，竟然百感交集，激荡不已。就好像久别重逢的孩子骤然见到了亲娘，那种感受，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

剪贴部里珍藏着我少年时期的心血结晶。从第一篇处女作开始，收集到政变时期，洋洋洒洒一大册，算算也有80多篇。当年印尼政变，报馆被关，华文被禁，局势十分紧张。有不少文友怕事，都将珍藏的作品连同华文书籍一道烧毁。我当时诚惶诚恐，藏书都烧光了，唯独这本剪贴部却无论如何都烧不下手。内心很痛，心在淌血。最后，还是将心一横，冒着被捕的风险将它安置在天花板上，没想这一搁就搁了30多年。虽然其间也曾偷偷将它取下来通风，撒些樟脑丸除虫。可改革一开放，华文报竞相开办，自己居然喜新厌旧另结新欢，将这位“亲生子”给忘怀了。今天要不是整理书橱，我几乎都忘了还有这位可怜的“孩子”在痴痴等待。

有一天在“作协”新会所整理书架，无意间发现近10本“翡翠文化金会”出版的小册子，听说是黄裕荣先生的遗孀张丽娇女士赠送的。翻开一看，很意外地发现每一本都登有我的拙作，看后惊喜不已。50多年了，居然还有机会看到这些流落他乡的“孩子”，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已故归侨前辈邹访金先生，八十年代在《福清政协文史资料》发表《战后印尼华文文学与福清华侨》的长文，则如数家珍一般，对翡翠文化基金会的工作成就，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摘录如下：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从而使华文文学处在“眞空”的日子里，福清华侨陈燕生、客家人杨兆骥等人创办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对他们所编的《印尼语文学习》月刊进行改版，除了继续刊登印尼语文学习资料外，也大量刊登华文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翡翠文化基金会，还出版了《翡翠青年文艺专集》、《盜火者的爱情》、《青春的火焰》、《万隆孩子》、《朌望》和《雾海笛声》。共收入137篇文学作品。作者上百人。

这几本“青年文艺专辑”自1964年2月11日陆续出版发行。 1965年，翡翠文化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业务。出版了印尼华侨文学业余作者个人集。其中包括李旭，立人合著的电影文学剧本《锡岛恩仇记》、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明朗的日子》、黃裕荣的散文诗集《春风的波浪》和啤仔、小锋的《印华文艺评论集》第一、第二集两本。这些文集中的作品，都是以前曾经在印尼各华文报刊发表过的。它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在上述时期，福清华侨大力支持的“翡翠文化基金会”，为了印尼华文文学事业，可谓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华文文学在印尼，在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所有华文报刊被封闭，华侨出版业被查封，都业已成为斜阳秋草了。但是在印尼以外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各地华文文学领域里，我们仍可看到当年翡翠文化基金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友，仍在那里默默地耕耘，而且出现了不少闻名于世的作者。如在中国的白刃；在印尼的黄东平、冯世才；在新加坡的谷衣；在香港的犁青等，都是当今世界华文文坛上甚为活跃的作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翡翠文化基金会，仰仗福清华侨的支持赞助，苦心经营的印尼华文文学事业并没有败落，他们那时播下的种子，至今仍在繁荣、滋长、开花、结果……

感谢前辈们用饱蘸真情的笔墨，留下了上述珍贵的史料，让我在今天写下的“翡翠之光”这一章不至于过于单薄。

1959 年，杨兆骥与陈燕生等人创办了印尼华人名噪一时的雅加达翡翠 文化基金会，并参与编辑当时在读者中极有影响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 月刊和大批中文和印尼文图书。

印尼军方为何对毛主席诗词如临大敌？

从1959年到1965年的六年间，风靡一时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一共出版了20期，翡翠文化基金会则翻译编辑出版了90部图书。

然而，1964年6月，这本著名的刊物却因为在卷首发表了6首毛主席的诗词，而被印尼陆军当局勒令停刊了。

此次《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发表毛主席诗词，源于中国国内掀起的一股毛泽东诗词热潮。

1963年12月，中国文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都从1964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发售。上述“六三年版”是毛主席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它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第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

诗词一经发表，迅速风靡全国，男女老少，凡是识文断字的，几乎人人都能朗诵几句。与此同时，也很快传播到海外华侨社会。雅加达翡翠基金会负责人兼《印度尼西亚语学习》主编陈燕生非常兴奋，马上拍板决定，在该杂志1964年6月号头条选发刊登，以飧读者。

于是，身为月刊执行编辑的杨兆骥，便在这三十六首毛诗中，精心挑选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以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六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强的作品，刊发出去。

结果这期刊登了毛主席诗词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立刻受到华侨读者的追捧，很快销售一空。

不料，这期热销的杂志，竟然引起了印尼陆军谍报机构的注意和不满。

原来，那两年虽然自此前排华浪潮平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实现了互访，两国又出现了风暴之后的“蜜月期”。但是由一批美国支持的极右将领掌权的印尼陆军当局，始终与苏加诺离心离德，仍然坚持反共反华立场，尤其对中国支持印尼共深恶痛绝，并且一有机会就打击迫害华侨进步人士。

当他们看到《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诗词，马上警觉起来，找人翻译了内容，更加嗅到了其中号召世界革命的“火药味”。

比如在这首传诵一时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气势磅礴地写到：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印尼陆军部的人暗想，你这本所谓印尼语学习杂志，分明是打着让华人学印尼语的幌子，进行赤色宣传。这首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诗词，不就是鼓动印尼共只争朝夕，发动叛乱吗！

于是，陆军当局立刻下令：吊销翡翠基金会出版《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的“准字”，并传讯了负责人陈燕生。后经有关人士多方斡旋，才没有把陈燕生抓去坐牢，勉强同意基金会继续出版其他文艺丛书。

经过这场风波，印尼语学习杂志就此夭折，杨兆骥也失去了在基金会担负的这项主要工作。而此时基金会文艺丛书的编辑业务，除了有陈燕生负责以外，还有一位身残志坚的黄裕荣，以及另一位刚从中国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又返回印尼的华侨青年林万里作为骨干编辑，人手已经够了。

种种考虑之下，杨兆骥便萌生了退意，要另寻门路自行创业。他向陈燕生和基金会同仁们表明心迹，依依惜别，辞职离开了编辑部。

抚今追昔，印尼华文文学所走过的道路之坎坷曲折、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但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还有人辛勤耕耘，一星星，一点点，由小到大，开垦出印华文学的绿洲、花园。

他们是值得纪念的“翡翠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