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一位女性在新马家庭的解脱
都说女人是水。幸福的女人,像潺潺细流的水,温柔、清甜,就连那细小的声音在安静的环境下听起来,都是一首妙曲。可是,当这水量逐渐增多,终于,它会溢出堤坝,冲垮一切障碍物,发出震撼的怒吼,宣泄悲愤。
在这部电影里,水,代表着情绪,承载在阿玲的子宫内。在夫妻之情的缺失、母语的缺失、家庭地位的缺失三者外力作用下,原本封锁在子宫内的一切烦闷情绪,随着伟伦的到来,如热带雨一般,顷刻暴发。
家,是台湾新电影艺术喜欢探讨的。受这一风格影响的导演陈哲艺,从《阿嬷》开始,多年来,一直在探寻“家”是什么,家庭的构成是怎样的。
在《热带雨》里,导演聚焦在“定居”在新加坡的马来籍女性阿玲身上,探讨女性在异国他乡的家庭处境。
女主马来籍、讲华语,在新加坡看似多元化,实际上重视英语的社会中,矛盾极其明显。这一跨国视角,不仅为我们勾勒出旁观者眼中,矛盾的“新加坡”,也为我们揭开了受经济和家庭压迫的女性心理。
一个视角格局:解剖新加坡的“家”元素
在新加坡这个“大家庭”内,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官方交流语言有四种:英语、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多民族存在、多血统融合、多元文化发展。多年来,新加坡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为其他国家、地区解决内部民族、宗教争端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新加坡原本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份子。但是,由于李光耀想象的未来是西方民主式的,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制独裁思想有着本质的冲突。
从1963年至1965年,华人代表着新加坡,马来人象征着马来西亚。两个种族冲突不断,最终,为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目的,马来亚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通过国会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绝对力量驱逐新加坡。
面积仅719.1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又再次被马来西亚抛弃。找不到可依附的“母体”,新加坡就只能自强自立。
凭借着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优势,新加坡迅速在国际中找准定位。乘交通运输之便,形成一系列服务配套体系。从教育、医疗、法律、金融等方面,在国际上树立了优良的口碑,吸引来巨大的外资。
源源不断的外资输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动力异常强劲。 “大家庭”内的各类民族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尽心奋斗,国家为鼓励各民族的积极性,提高教育水平、提供各类福利、配套设施。在这一大环境中,“多元化”社会氛围才得以和平持续。
但这条经济发展道路,须依靠外资生存,也将新加坡逼进了一个看似“多元化”,但是,文化共识缺失的怪圈中。
在新加坡,公共场合都讲英语,同时,也保证汉语、马来语等的官方存在。但影片里,给我们展示了新加坡语言环境的一面:
Peter Chan交华文作业,却写了英文名字。学校的教学方针,也侧重于英语,将华文放在了“兴趣课”的范畴。唯一一位稍微积极学华文的学生伟伦,还是因为父亲说以后能方便去中国做生意。
在这种务实、看重经济发展的观念下,原本重视团圆、和睦的“家”文化内核被撕得七零八碎。
影片的这个家庭中,阿玲讲华语,可是丈夫常常讲话夹英文,叫父亲“father”。片中,唯一出现的一声”爸“,是阿玲做试管婴儿再次失败后,他坐在父亲的床边,叫了一声。
我想,在人筋疲力尽的时候,母语就是宣泄情绪的最后出口。丈夫长期处在英语环境中,却依然离不开崇尚中华文化的父亲的影响。在他的骨子里,华语还是他的母语。只是,在新加坡的外向经济发展下,像“丈夫”一样的新加坡人,都需要在英语世界拼搏,才能找到立足之地。
一个镜头焦点:记录外籍女性在“家”的蜕变
外籍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励志片,聚焦在女性身上,“夫妻大战”的家庭伦理、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地位等问题交织,更加能激起观众对女性群体的关注。
结婚8年未怀孕、没买房、没朋友,拥有马来籍的阿玲在新加坡的生活,显而易见,除了新婚前后,几乎是乌云密布。
一直未怀孕,人们总容易将罪责推到女性身上。阿玲那位表面绅士的丈夫,也不例外。虽然,从来没有怪罪过阿玲,但是,他没有坚持陪阿玲打排卵针、做检查、人工受孕,就已经表露出他对阿玲、这段婚姻的逃避、不耐烦。
夫妻两人,都是工薪阶级,工作体面,阿玲是华文老师,丈夫,目测是搞金融或投资的。可是,即便如此,两个中年人合力,还是没能够攒钱买一套房。他们婚后居住的那套房子,是公公的。随着公公死去,那套房子将会成为遗产被丈夫和他的兄弟姐妹瓜分。
一不留神撞了车,面临赔款的时候,丈夫难得对阿玲发了次火。新加坡的经济压力巨大。母亲口中的“还好你去了新加坡工作”的话,也许在阿玲心里,是一句嘲笑。
阿玲的弟弟,身材臃肿,靠卖榴莲为生。当弟弟开卡车到阿玲学校时,阿玲可能怕遭同事议论,让弟弟开到后门。可是,从阿玲在影片中的两次吃榴莲,可以看出,她实际上很想家。第一次,她把弟弟送来的榴莲提到教室里时,她碍于榴莲的味道,没有拆开,直到看到伟伦馋,她也才跟着吃。第二次,为了庆祝伟伦得冠,阿玲完全可以将伟伦带着去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但是,她还是带着公公和伟伦去了弟弟的榴莲摊。
对阿玲来说,在马来西亚成熟的榴莲,可能有浓浓的家的味道。在新加坡360°无死角的“体面”生活中,公共场合吃榴莲是不雅观的。可是,埋藏在心底的思乡之情,在伟伦的带领下,还是被解封了。
不清楚阿玲在新加坡待了多久,光看8年的婚姻期,她在新加坡还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为什么一直不争取新加坡国籍呢?母亲也一直催促她。
新加坡治安有序、经济发达,而电话另一边,是经常发生暴乱、交通不发达、洗衣服靠手的马来西亚。面对母亲的催促,阿玲没有吱声。她从来没融入进新加坡的文化圈,也不接受新加坡的文化圈。
尽管是一位华文老师,但是,在官方第一语言为英语的新加坡,课后与同事讲英语,应该是常理。可阿玲从来都是,别人讲英语,她回以中文。
双方的交流顺利却怪异。明明都是黑发、黄肤,亚裔人,明明都懂对方的语言,可是,却以不同的语言交流。阿玲看不懂讲英语的必要性在哪里,找不到重振华文教学的立足点。在新加坡的文化怪圈里,阿玲若是不离婚,也终将是一潭死水,麻木不仁。
所幸,跟着伟伦来临的狂暴的热带雨,冲洗掉了她身上所有的枷锁,婚姻、地位、孩子,也放下与伟伦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坐着熟悉的大巴车,回到了熟悉的木屋里。母亲正在用手洗床单,她过去搭手拧干、摊晒,一切都那么舒服自然,就像久经暴雨后的一米阳光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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