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中日韩经济合作受阻往往是因域外国家政治干扰

7月3日，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探索中日韩三方合作潜力”讨论会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北京代表高岛隆介、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驻中国总代表洪彰杓。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袁洁/摄

从今年1月开始，由中国主导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陆续生效。今年5月，美国也启动了所谓“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意在对冲RCEP，从战略上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日本与韩国既是RCEP成员国，也是IPEF初始成员国。

7月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举办了以“探索中日韩三方合作潜力”为主题的小组研讨会。三方代表认为，中日韩经济合作往往受到来自域外国家的政治干扰、战略干扰。与会日本代表和韩国代表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论哪种多边框架，能不能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企业而言才是最重要的。RCEP已取得了实质进展，让参与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IPEF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企业如何才能从中获益，目前尚不清楚，其作用仍然有待观察。

中日韩关税减免通过RCEP达到较理想状态

“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第十，贸易总量分别排名第一、第五、第七。中国与邻国关系最先发展起来，也最为深厚。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就是朝鲜半岛，其次是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介绍说，“中日韩GDP总量大概占全球GDP的20%以上。在RCEP成员国中，中日韩GDP占了90%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日韩之间的合作都非常有潜力。”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北京代表高岛隆介表示，在RCEP签署之前，中日韩三国就在投资贸易方面探索了多年。在2003年的中日韩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7年，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启动；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日韩峰会期间，三国签署协定。“可以说，这份投资协定为RCEP奠定了相应的基础，树立了投资保护规则的榜样。”

与此同时，关于RCEP的谈判也在持续推进。从今年1月1日起，RCEP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国正式生效，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高岛隆介表示，“在取消关税和服务贸易方面，中日韩三国已经通过RCEP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状态”。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驻中国总代表洪彰杓指出，2015年中韩签署自贸协定后，两国已经享受到了差异化的关税减免优惠，RCEP则让中韩之间的关税减免政策惠及更多商品和企业。以韩国高丽参为例，中韩自贸协定并没有将它纳入关税优惠范围，但它在RCEP框架内可以享受分阶段关税撤销待遇。除此之外，RCEP采用区域积累的原产地规则，RCEP成员国可以更便利地获取区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支持，与非RCEP成员国相比具有更强的出口竞争力。

经济合作往往受到政治干扰

中日韩经贸往来不断升温之际，政治因素却给三国合作前景蒙上了阴影。在6月29日至30日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崔相穆甚至对媒体表示，韩国“通过中国实现韩国经济出口繁荣时代已经结束”，韩国将“拿出替代方案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这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广泛注意和质疑。

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叫嚣也越来越响，军国主义大有借俄乌冲突“还魂”之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妄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出席北约马德里峰会时妄言“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声称日本将在今后5年内全面加强防卫能力，大幅提高国防开支。众多分析人士认为，为摆脱二战战败国“阴影”、重塑日本的“大国地位”，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引狼入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中日韩在经济、贸易、投资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往往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例如，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与邻国的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那一年也停办了。“域外国家”也是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因素。上一次（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2019年12月举办的，但从那时起，时间已过去了3年，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却迟迟没有举行，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域外国家的战略干扰。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当某域外大国的战略重点不在东亚地区时，东亚区域合作包括中日韩合作会迎来黄金机遇期。2001年至2010年间是中日韩关系发展非常顺畅、交往非常频密、各方面成果非常丰硕的10年，那10年恰恰也是美国相对专注于‘反恐’的10年。很不幸，从2019年到现在的这3年，中日韩合作发展相对处于空白期，这恐怕也主要是域外战略因素导致的。”杨伯江分析说。

杨伯江进一步指出，邻居是永久的，盟国却不是永久的。历史上，日本曾经与英国和德国结盟，但都没有持续太久。日美同盟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它能够朝着健康、有利于地区利益的方向发展。两个主权国家不可能永远一致，邻国关系却是永久的，邻国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更具宿命色彩。“同事关系辞职后就终止了，夫妻关系离婚后就结束了，但邻国是永远搬不走的。”他说。

“如果中日关系能够走出目前的螺旋式恶性循环、走向改善，将是日本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7月3日在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政府应再次重申“一个中国”大原则，日本政界人士不应发表可能助长“台独”的轻率言行；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止住中日关系不断降温的趋势，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

来自韩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革的时期，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指导性价值观，“以免后世再遭战祸”。

“印太经济框架”效果有待观察

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启动所谓“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消息，“印太经济框架”首批成员包括13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随后斐济也加入其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指出，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排他意味，缺乏公平、公正，将给已经启动的RCEP合作带来政治干扰，加剧地区国家的分裂和动荡，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加脆弱，让正在艰难复苏的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对于日韩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跟随美国，杨伯江认为，日韩都在为国际秩序剧烈变化时代的到来作准备，在“后美国霸权时代”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无论是美日韩，还是美日、美韩之间，也都不是铁板一块。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其目的之一是打压RCEP、对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是，CPTPP是由日本主导的，美国已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继续“坐庄”，并将TPP改名为CPTPP。这一过程就体现了日美两国对主导权的争夺。

对企业来说，RCEP和IPEF有什么区别？洪彰杓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表示，企业最重视的是利润，这是企业在决定投资时最看重的因素。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政治干扰，但企业会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判断和投资。无论是RCEP还是IPEF，企业选择哪一种多边框架，要看它是否能帮助企业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IPEF可能会提供一些关税优惠，这是韩国之所以加入该框架的考虑之一；不过，IPEF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企业如何通过其实现自身利益，现在还不得而知，仍需一定时间观察。

洪彰杓指出，中韩之间早有中韩自贸协定，RCEP今年也已经生效，从企业的角度看，在进出口时肯定最关注哪种多边框架下的关税对它最有利，投资也是一样。今年生效的RCEP恐怕是韩国企业能最大限度加以利用的经济框架。如果能充分加以利用，对各成员国也都大有裨益。

对于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前景，高岛隆介认为，中日韩是有可能达成自由协定的。三国政府应以达成全面和高水平协定为目标，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寻求平衡。随着RCEP协议的生效，部分目标已经实现；要在RCEP的基础上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三国需要超越RCEP达成更高水平的合作。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见习记者 袁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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