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烟台德顺兴造钟厂经理姜国璋回忆解放前烟台的钟表业的发展

我于一九二八年到烟台德顺兴造钟厂学生意，历任会计、经理，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工作达四十六年之久。下面仅以我个人经历及见闻，简述一下德顺兴造钟厂的兴衰。
　　（一）
　　德顺兴的原名叫宝时造钟厂，创办于一九一五年七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年，英、法、德、意、俄等帝国主义正忙于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业稍得长足发展之隙。际此时机，李东山出资，在烟台朝阳街南段东侧创办了一个造钟厂，注册登记为“宝时造钟厂”，商标“宝”字，资金两万五千元。
　　李东山本名叫李树桐，字东山，原籍威海市人，约生于清光绪初年，死于一九四六年十月。此人自幼家道贫穷，不曾入学读书，早年以肩挑小贩为生。他的发迹与烟台当时富商恒兴德丝行是有干系的。最初他独身来烟，腰中仅有二百铜钱，投靠他在恒兴德当上海客的堂兄；经堂兄保荐，在恒兴德当了一名小伙计。由于他生就伶俐，善于奉迎巴结，不久拜认恒兴德的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以后他受不了行规约束，自愿退出，仍去从事小贩生涯。在贩卖的市利中，逐渐积起一点资本，自己就在北大街与太平街南首交会处，开了一个水炉小铺；同时又兼去海关叫行，资本不够向他干爹孙文山告贷。据传闻，他在叫行买进海关拍卖没收的私货禁物中，发了一笔意外的奇财，于是暴发。另一说他倒卖了一批船粮，而得了一笔厚利。总之，他对自己致富之道，一向缄口不宣，同他共事的人惟感突兀，不解其奥。不过李东山已握重资，确是实事。
　　俗云：“长袖善舞，有钱可贾。”李东山在握有资本以后，于清末首先在他开水炉小铺地址，扩办了一爿德顺兴五金行，独资六万元，主要经营小五金和兼营百货商品。从此发达，这个五金行成为李东山创办其他事业的本源，也是开办德顺兴造钟厂的母体公司。继之，在烟台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了威新花炮厂（后迁烟）、同庆顺银锡店。以上厂商，在当时的烟、威一带均为首创。李东山很善于钻营擘划，长于世故筹谋，时人称之谓“李小鬼”。他有句自立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这足以说明他经创事业的一大特点是：为了无与相争，独得其利，专事缺门，独资经营。
　　后来，由于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货马球牌座钟及其零件，引起李东山动意，认为造钟工业是我国的空缺，有利可图，于是就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出资办厂。
　　至于技术，适有一个叫唐志成的人可委其事。唐是掖县人，字逊三，读过私塾，曾在烟台为商户记过帐，因其好钻研小工匠技术，又自办过修理汽灯、钟表等业，经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修表零件，结识了李东山。他俩均有创业之好，唐长于李处，是略有一点文化知识和修理钟表的技艺。所以双方商定办厂造钟，李东山自任经理，聘唐志成任厂长兼做技师，办起宝时造钟厂。
　　宝时厂创办之初，技术设备十分简陋。为了解决技术关，李东山数次亲赴日本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套取，并随购一部份机械设备。对于一些日人不肯吐露的重要技术，李东山则以重金厚礼贿买。这样由李东山外出学习购置，经唐志成切磋琢磨，苦心钻研，终于在技术设备上草创基础。开厂伊始，仅有工人二十多名，大小压力机十五台，两马力电滚一个，三尺车床一台。许多工序是手工操作，如齿轮是手工冲铣，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增设了铣床。唐志成不会计算，主要模拟拆卸日货马球牌座钟，进行试制。在试制期，为了维持生产收入，还兼制伞铤、汽灯、汽炉、门锁等产品出售。这时因见利甚微，原来恒兴德丝行投入的少量外股，遂中途抽去。历经数年反复试验仿制，第一批座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制成问世。不过这时生产的钟，除木壳以外，主要零件和原料是从德国人在烟台开设的盎斯洋行购进的日货，尚属装配制造阶段。一九二〇年以后，逐渐实现钟机自造。但主要原料如铜、铁板、钢丝、钟弦等，还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
　　随着钟表生产的发展，职工人数也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五十多人，设备逐步有所增添。但制作技术基本上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年产量仅有一、二千只，销路也只在胶东和东北一带，故而成长不快。时至一九三〇年，为逃避军阀政府按户头索取捐税，始将宝时造钟厂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在名义上与德顺兴五金行合二为一。
　　（二）
　　从一九一五年建厂到一九三一年这一阶段，德顺兴造钟厂的经营进程尚称顺利，生产也确有起色。但李东山为了广开利源，在德顺兴造钟厂中又增辟了一个化妆品制造部，而且所出产品在烟台市场上也是独一无二，具有一定声誉。虽然这与造钟厂不伦不类，但对于资本家来说，却又多出一条生财之道。由此可见，李东山其人，的确善于寻觅市利，居缺独占。为了敛出博取，他本人在生活上也起居从简。
　　李东山另一特点是：除工厂自有一套节俭管理的成规外，还有一套笼络用人之法。他用人委事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格言。对管理人员的择用，只要能恪职尽责，便委任不疑，以后并按其能力和表现，再在工资之外给予照顾。李东山名义是经理，参与实际领导管理的有五人，李殿章（李东山继子）代经理视事，唐志成（原与李有交）任厂长兼技师，戚汇川（李的亲家）任会计，谷钧昌（李的亲戚）负责对外业务联系，还有一名帮账会计。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为压力、旋铜、旋铁、钻空、铣轮、铆轮、装配、锒钟、木壳、油漆、包装等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班组长。这些班组长皆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肯干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生产杜绝浪费漏洞。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四元，卖出五元，能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
　　对工人的管理使用是严诱相加，一九二八年在我入厂前的一代工人，学徒期为十年，以后改为八年、六年、五年。严格规定，新徒工入厂，最少需有一家商号作保立约，徒期只管伙食，没有工资。但也有例外。当时德顺兴的职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李东山原籍威海亲友介绍的，一是恒兴德丝行介绍的。这些人进厂不需找保，也不用立约，来去自愿。我是恒兴德介绍去的，徒期五年，第一年发零用钱二十吊，第二年三十吊，第三年四十吊，第四年五十吊，第五年一百吊（当时约二吊八换一元大洋）。如中途毁约不干，要按入厂时间长短退还伙食等费用。由其规定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可看出苛厉剥削。所以有的工人忍受不了这种长徒期的劳累，只得丢下行李逃跑。
　　其实，徒期无需这样长，只是李东山为了从廉价劳力中剥削高额的剩余价值罢了，如遇危机，往往裁减劳金工而保留徒工。十年出徒的每月工资定为十七、八元，五年出徒的八、九元不等；再有每到五月节，八月十五和过年三大节外加三、四元。另一方面为了诱使全厂上下职工加倍效力，还规定在工资以外再从利润中提出百分之六十分红。其中李东山的原股占百分之三十，下余百分之三十按职务分：经理百分之六，厂长百分之五点六，会计百分之二点八，对外联系业务的百分之一点四，共计百分之十五点八；还剩百分之十四点二，分给各个组长。另提出一部红利，按照技术高低，产量完成情况和劳动表现好坏，分等授给一般工人。工人入厂年限较长，且一贯埋头苦干，也可同管理人员一样吃份子；如果家里需钱紧迫，李东山还能给点照顾，准予借支，以后陆续偿还。这样往往使一些职工对他感戴，易于听命受用。
　　德顺兴其时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名义上每星期日让工人休假，实际有半天叫工人清理工厂积存的废物垃圾。但这在当时的烟台各厂商中是唯一的。伙食也比较好，一般每日早馒头，午大米，晚玉米片片，逢年过节还增加酒莱会餐。可是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到天黑。因此，虽然给了工人一点好处，却又在大量的剩余劳动中捞回且有余。对新工人入厂除了要立保外，在徒期死了不管，伤残不管，病了不管，即“三不管”。有的好不容易熬到满徒，竟又以生意不好等理由被解雇。工人干活、说话使资本家稍有不满，动辄就以下工要挟。现在有的老工人还记得，冬天包装屋里从不生炉子，实在太冷，有一次几个工人就凑了一首诗写在墙上：“此屋冷清清，滴水变成冰。工作不能作，炉子不让生。有心买衣服，家中还贫穷；有心要不买，冻的真苦情”。资本家发现后，兴师追查。原是老工人陶尊堂写的，非要下他的工不可，经过许多人说情，才得继续留用。
　　在产品的经营上，德顺兴主要与日货马球牌钟进行市场苦争，一架座钟的卖价由五元大减至一元多，甚至每卖一架钟，外赠毛巾一条。到一九二八年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蓬起，出现了一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新形势。这对民族工业德顺兴的发展是颇为有利的。再加德顺兴注重改进技术和精打细算，出厂的产品质量赶上日货，价格低于日货，并且讲究信誉，保修到底，所以它很快顶退日货，独占市场鳌头。转而价格迅速回升，每架钟提到五六元；销路向东北、华北开拓；产品闯出声誉，哈尔滨裕长表店专门经销德顺兴“宝”字钟。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间，德顺兴遂达鼎盛时期，共获利十余万元。一九二八年职工为一百多人，迄于一九三一年最多发展到五百余人，年产座钟、挂钟达五万五千多只，销路畅通，生意兴隆。
　　（三）
　　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作为已打开畅销局面的国产钟表，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破坏，刚刚开拓的北方市场日趋萎缩，致使产品滞销，积压五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限，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家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方面不顾工人失业贫苦，裁减了二百多人，另一方面又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开封、郑州、武汉、重庆等中、南各大商埠，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一九三三年以后，南方市场开通，销路和经营又有了新的转机。当时德顺兴的钟表不但行销沪、宁、穗、渝等大城市，而且也销往香港和国外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在国内爱国斗争高涨的形势影响下，国外爱国华侨也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时有新加坡华侨经办的华兴公司，对德顺兴的钟表自愿承担包销，向南洋群岛各地发售。每次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付款划汇结算。一九三三年仅出口的钟表约有一万多只，销路开始扩大，产量恢复到年产四万五千只左右。为了开展业务，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货庄。
　　由于买卖亨通，消除积压，企业有了增值，自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新厂楼和包括新中国电影院一排楼房。为使名牌增色，特地用五百元重金托人请书法家华世奎写了“德顺兴”三个颜体大字，镌刻在门楣石匾上。产品也有了改进和增新，仿照日本单铃、双铃两种闹钟，于一九三六年试制成功并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属首创。
　　“七七”抗战以后，华北市场全部滞塞。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又采取解雇工人的办法，把在厂职工削减二百多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华北危机，殃及烟台，时局不定，人心惶惶。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的烟台警察局长张奎文闻风首先逃跑，市内骤乱，一部分散兵到德顺兴肆意抢劫，把会计林××的腿打伤，抢款数百元而去。次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烟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早在日寇入侵前，烟台已有日人开办的岩城商会等，他们实际是伪装的日特，他们在中国推销日货行商时，就注意搜集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对我新生的钟表工业德顺兴造钟厂，早已觊觎日久。烟台失陷后，他们就趁机要挟与德顺兴合股经营，阴谋攫为己有。但李东山曾经有言自约，决不与官家交往，起初敌为商会要给他一个席位，他坚决谢辞；这次日本侵略者提出与他合营，又被他婉言谢绝。于是一场大祸临头了。
　　李东山曾经开过花炮厂，所用原料硝磺是经国民党政府的硝磺局批准进货的。一九三九年日寇硬说他搞硝磺是私通八路军抗日，即把其继子李殿章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羁押数月。后托人找到政记公司经理张本政花钱贿赂宪兵队，才得获释。张本政又出主意，从中摄合，终于使李东山就范，与日本人共同另外开设了一个华兴商行；经营纸张、玉米、杂货等，实际日本人并未出资，只是加一个空名，李东山虚与委蛇罢了。日本人借此巧取营利，进行公开敲诈，而德顺兴也只得与日本侵略者敷衍。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进一步疯狂进犯，胶东大地惨遭日寇蹂躏。原在烟台的德商盎斯洋行亦于一九三九年撤走，这时德顺兴赖以生产需要的原料从而短缺，产品销路也再陷滞塞。为了使企业勉强存在，德顺兴把过去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到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又到天津购进一部分钟弦，左支右绌地维持开工。而钟表销路唯有北京、天津一带，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生活没有保障，工人纷纷离厂自谋生计，工厂资金十分拮据，生产基本停顿。一九三九年末，回厂工人仅有一百二十多人，不及原来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维持到一九四四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的职工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分红。以当时通货膨胀的现价扣除原股金六万元，其余均被职工按份分掉了。结果资本家李东山遂将德顺兴五金行关闭报歇。接着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提出析分，因无现金，吃份子的西股职工分了四百五十打钟，约值二十五万元。此后，李东山取消份子，工厂靠只卖不买来残延苟活。同时对工厂的人事也作了更动，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殿章接任，厂长改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唐志成退居为顾问。其时的德顺兴造钟厂，只不过徒有虚名，实已无所生产，处在山穷水尽中挨时度日。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烟台首次解放，德顺兴造钟厂幸逢新生。由于市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保护城市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大力支持德顺兴迅速恢复了生产。任当时烟台总工会主席的路唐克同志，现在回忆这个问题，颇有感触地说：“那时烟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沿海城市，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维护广大职工的长远利益，创立了城市工作经验，对以后解放其他城市工作都有重要意义。”据我所知，资本家李东山为此也很感激政府，解除了一些顾虑。
　　经理李殿章、厂长唐绍祥和唐志成等主要人员这时先后去了上海、青岛，李东山年老有病，不能出来视事，厂里几乎无人领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区区长王琦（原名姜丕忍，后调市公安局任行政秘书）是我本家叔父，他找着我说：“政府要发展生产，经理厂长都走了，你得领头干。”我说：“我不能干。”他进一步指明：“咱们不干谁干？厂里有那么多人还要吃饭。你是老职员，情况熟，领着发展生产政府是支持的。”以后由王琦介绍，市委书记滕景禄也表示支持我干，市委统战部领导林一夫，市总工会负责人路唐克亲自到厂鼓励我把生产搞起来。
　　我接手主持生产，首先买了一台柴油机发电，安置开工生产（因解放初期电力供应不上）；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金和原料问题，请示所属五区钟立山区长同意，由我随带十几打钟，乘风船到蒋占区天津推销和采购生产原料。我在天津货庄住下，把货卖出后，先发出一批原料，不幸回船到长岛一带遭到大风，全船人货沉没遇难。接着我又发回第二批原料，生产开始陆续恢复。
　　一九四七年春，我由津乘长城轮去沪，我和李殿章、唐志成等人打算回烟共同把厂里的生产搞起来，结果未成。此后到上海，我们挤住在上海时民厂，生活很狼狈，我只住了十几天，就搭上海救济总署的船，带着李殿章的几个亲属，于三月份回到了烟台。市政府还派车到码头去接我。记得当年四月份的《大众报》报道我从沪回烟，对生产将作长远打算。到烟后听说，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离烟去津后的十月，李东山死了，政府工商登记时，由李的亲家戚汇川作主把我注明为经理。我找市委书记滕景禄要求：“这个经理我不能干，我不是资本家。”滕答复我说：“你怕什么？你当经理是为了领导生产，谁要说什么，你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干的。”以后我又找他，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你只管大胆干。如果工人中有什么问题，你就去找专管工会的路唐克同志。资金有困难，政府帮你解决。”市委还派区委书记孙良朋到厂协助领导恢复生产。这样，资金有困难我到政府去贷款，每次二三千元，随用随借，货销即还。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仅存一息的德顺兴，几度春秋，终于保全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厄运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烟台，烟台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遭劫。在国民党侵占烟台不久的一天，有个姓曲的妇女来厂秘密交给我一封信，是我们撤出烟台的总工会领导路唐克、辛广义同志写的，主要嘱我一定把厂子和工人维护好。这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的关怀，也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决不能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因此，当东家李殿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想把厂里的机器设备卖掉时，我找他们在烟居住的眷属，说明如果卖掉机器，厂子告歇，她们依靠什么生活。结果李的大、小婆听后都着了急，一齐去苦谏阻拦，终未卖成。
　　幸存的德顺兴遇到的另一最大困难是，原材料匮乏，销路不畅。更加不堪忍受的是国民党任意敲诈，寻衅勒索。有一次，国民党刑警队到厂把工人许增文抓去，指控通敌，藉以敲诈，经多方托人说情方才释出。还有一名工人被抓伕，我亲去交涉，花了一百块银元把人要回来。为了逃避国民党按户籍点名抓兵派差，厂里的青壮年职工多不敢报户口。在那样荒乱时代哪有心思和能力去搞什么工业？
　　（四）
　　烟台第二次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破坏，遗下一个百业凋敝的残迹。历史悠久的德顺兴，只剩下不足百人，因经济不支，只得停工两个月。后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与其他几家一度停业的造钟厂重新复工开业。
　　一九四九年春，德顺兴造钟厂为改进产品，特请鲁宣民到厂设计制造柔丝钟。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很快有了新的生机。一九四九年烟台各家造钟厂（以德顺兴为主）生产出木钟四百八十多只，闹钟三千多只，产值达到十八万余元，钟表工人恢复到近百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开展销路，我亲自带新产品柔丝钟到天津推销。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再加德顺兴一向有信誉，可行先订货付款后发货，以销定产开展经营。因此，资金周转加快，仅有三次，工厂生产就明显的活起来了。到一九五〇年，德顺兴纯收益达三万多元。从此，延蔫将萎的钟表之花又复苏茂发，销路开通，由滞变畅。
　　德顺兴在当时全国几家造钟厂中，恢复突出，生产领先，收益剧增，职工生活福利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九五二年增买了三十多间职工宿舍，又聘请了专职大夫，增设职工诊所。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聘请了成本会计，健全财务核算管理，扩充了财务科，增设了财务、成本、出纳、统计。生产核算进一步加强，从每一个零件到完整的成品，都要核实成本。并且实行超产分红，即按年度月份作出投料、工费、税金、产成等计划，如超额完成，除去原料、公积金部份，其余按百分之五十由工人与资方平分。每月分红一次。分的标准，主要依工龄长短、技术高低、工作好坏，确定不同等份，对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很大。解放后不但职工的经济生活有了改善，而且政治地位也大有提高，德顺兴较早成立了劳资协商会，由工人代表和资方负责人组成，共同管理厂的生产和职工生活福利等事务，发挥工人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作用。
　　一九五三年，国家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将钟表生产纳入统一计划的轨道。国营百货公司对钟表产品实行包购包销，德顺兴除掉了销售之虑，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提高质量，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职工人数由解放初期的不足百人迅速增加到二百人左右，年产座、闹钟二万多只，并且开始革新，生产了背铃闹钟。一九五四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德顺兴在钟表行业中，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烟台市委和市政府非常关怀德顺兴的发展，派去三名国家干部进驻工厂，建立了中共德顺兴造钟厂支部；仍任我为经理，派员以公方代表的名义分别担任副经理，总务科长等职；增设总务科、人保科、供销科等部门，建立健全了组织领导机构和各项管理制度。
　　在发展中，企业扩大，新职工增多，生产技术尚未熟练，且夹板等原料紧张，偏于追求节约铜料，走了一点弯路，教训很深，就是简单决定把钟表内的铜板改为铁板。结果因铁板热胀冷缩度较大，轴空大小失常，又易生锈，钟机转动不灵，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用户意见纷纷，一向占有市场声誉的烟台钟表，威信大减。当时德顺兴是省工业厅领导的重点企业，闹钟质量下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高启云同志和工业厅一位处长亲自来厂视察，解决质量问题。同年三月份省委召开的工业会议，限期三个月，恢复产品的质量和声誉。经过干部职工的努力，加以轻工业部协助解决了铜板原料，产品质量得以恢复与提高。
　　一九五六年秋，德顺兴、新德、永业三家造钟厂实现了全行业合营，成立了综合性的烟台造钟厂。从此，结束了私营单干时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向着具有健全完善的组织体制，科学的技术管理和先进的工艺规程的社会主义钟表大企业迈进。
　　作为民族工业德顺兴造钟厂，从一九一五年创始起，到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合营，历经四十一年的风霜，终于枯木逢春了。我是这段历史亲历者，感慨系之，深以为今日烟台钟表工业与过去的私营时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德顺兴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