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珠峰“堵”死的人：Don Cash 的最后一站

他们没有为Don举行葬礼，相反，在6月1日，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庆典”的聚会。他们拒绝了宾客的鲜花，“希望这些钱能捐赠给尼泊尔当地的夏尔巴。”

文 | 蔡家欣

编辑 | 林鹏

在2019年的初夏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人，大多都五味杂陈。

相比66年前，职业养蜂人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问鼎珠峰，为二战后低迷的英国人带来重现帝国辉煌的信心，今年，因为史无前例的大拥堵，不少攀登者要跨过尸体前进，连最基本的攀登乐趣都难以仔细享受。

有人为可能致命的拥堵“忧心忡忡”，有人在登顶前黑暗的拥堵里开始怀疑攀登的意义，还有人，像54岁的美国人Donald Lynn Cash(以下称Don)一样，憧憬、准备40余年，最后在珠峰永久停留。

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结束的珠峰春季登山季中，至少12人死亡。去年，这一数字为6人。超过12人的死亡要追溯到2015年，那一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引发珠峰雪崩，造成至少19人死亡。

没有地震和雪崩，今年珠峰上的大规模死伤事件发生得无声无息。

5月22日，Don在登顶后，突发疾病身亡。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他刚刚完成了登山圈最极致的挑战项目“7+2”——登上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徒步。全球目前完成此项探险的仅有六十多人。亚洲的珠峰是Don的最后一站。

Don的夏尔巴攀登向导Pasang告诉《极昼》，上山途中，Don在希拉里台阶（南线登顶前最危险的一段路，海拔8790米）堵了将近1小时，而当他们携他下山抢救时，又在同一路段堵了2.3个小时。

事后证明，那是2019春季登山中最拥挤的一天——超过200名攀登者在希拉里台阶排队，等待冲顶。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高寒、缺氧耗尽了攀登者的体力，也带走了Don的生命。同一天，还有两名来自印度的攀登者命丧于此。他们和过去60多年来的290多名登山者一起留在了珠峰。

“No, I can’t”

Don登顶珠峰的时候已经是22日早上8点多。

太阳穿透拥挤了一夜的黑暗，照亮了8848米珠峰顶上那块不到五平米的半斜坡平台。绵延的雪山在脚下铺开，雪白的山顶和蔚蓝的天在远处汇成了一条线，乳白色的云海穿梭其间，五彩经幡在四周猎猎飘扬。

在Don之前，有攀登者喊出了“祖国母亲，我爱您”，还有人准备掏出全家福拍照，一不留神被大风吹了去。

风噼里啪啦地打着Don的呼吸面罩。夏尔巴Pasang用Don的玫瑰金 iPhone 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展开一面黑底白字，印有“LYFE”字样的旗帜。那是属于他生活的盐湖城的一个汽车品牌，也代表着他的下一个人生梦想。按照计划，“7+2”项目挑战结束后，他将驾驶“LYFE”改装的陆地赛车，以创纪录的速度200英里/小时驰聘于“雪白之境”博纳维尔盐滩。

“不对劲”是在他登顶10分钟后出现的。

Pasang回忆，Don的双手突然抽筋，“眼睛睁得特别大，嘴巴也张开了”。

很快，Don雇佣的两名夏尔巴马上帮他按摩四肢、做心肺复苏术、增加氧气供给。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这是遭遇高原反应及突发高山病的攀登者能享受到的最高规格的抢救。

Don曾短暂恢复意识。两名夏尔巴拖着他往山下走。最开始，他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后来，他喃喃自语：“我站不起来，也走不动了。”

下撤到希拉里台阶后，Don又遇上了拥堵的人群，两个多小时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Pasang用一把安全锁把Don的尸体固定在路绳上，他的绿色上衣和蓝色背包，显得非常扎眼。Pasang用背包盖住了他的脸。他的脑袋朝上，身子贴着悬崖壁，双腿下垂，脚下是深渊。很快，一个又一个的攀登者经过了他。

死于这场拥堵的、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不止Don一人。

同样来自美国的62岁律师克里斯托弗·库利什，死前也已经登顶了其它六大洲的最高峰；印度女子卡尔帕·纳达什早在2008年就成为印度奥里萨邦首位登上珠峰的人，她是印度的女性登山偶像，今年在下山途中遭遇拥堵后身亡。

5月18日，Don的队伍通过昆布冰川。何玉龙 摄

如果你朝他们的经历里望一眼便知道，他们绝不是简单的登山狂人、“疯子”。

Don对珠峰的期待产生于40年前，为了达成这个“信仰”，他在过去几年里先后登上了其他六洲的最高峰。今年1月，这位BMC软件公司的全球内销部副总裁撕碎了自己的工作证,决定全身心投入，用5个月去完成“人生清单”。

“现在正是到了全力以赴实现它们的时候。”像发起一场战役的冲锋一样，他在社交网络上写道。

5个月来，他登上家附近的瓦萨奇山脉做训练；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冰缝纵横的昆布冰川，他在院子里搭设梯子，负重、扶绳、模拟冰梯行走。

54岁的Don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同时还是3个小女孩的爷爷。他笑的时候，习惯咧开嘴，露出一整排洁白的牙齿，眼角挤出4道皱纹，法令纹深凹。尽管属于中年的银发已经在头上绽开，但对于生活，他总有释放不尽的热情。他设计并建造了自己的房子，曾经为了拍摄一张色彩对比鲜明的全家福，Don把家里红色的绒布大沙发拖到了白茫茫的盐滩。

2019年的春天，在前往尼泊尔挑战珠峰之前，家人专门举行了一次聚会为他胜利归来祈福。他的妻子学着夏尔巴人登山前的祈福传统，把10年前从珠峰大本营带回来的风马旗挂在了家门前的横梁上。“必须要回来，因为有你们。”Don说。

在55岁的美国队友Khai看来，Don 拥有职业登山者的技术，且“意志非常坚定”。

去年5月, 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突降暴风雪，攀登中的Don被冻伤、截肢。在截肢后的第8个月，他又挑战了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最开始商业探险公司拒绝接纳他，他不断争取，才最终成功。

登山是Don对抗平凡的一种途径。他相信，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拥有足够的Passion(热情)、Planning（计划）、Persistence（坚持），都可以达成“非凡”。

但在珠峰上，体力透支、诱发高山病的他像一名失败的战士，弥留之际，他的最后一句话是：“No, I can’t.”(不，我不行。）

22号Don 在珠峰顶留下的合影 图片源自网络

创纪录的攀登人数

在此之前，一切看上去并无异常。

按照团队计划，Don此次攀登珠峰的行程总共51天。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飞到世界十大危险机场之一的卢卡拉，再从卢卡拉徒步一周左右进入珠峰大本营。之后便是C1到C3几个营地之间的高海拔适应性拉练。

登顶窗口期是每天最热门的话题，队员都会从瑞士的公司购买专业的天气预报，能见度高、风小是最适宜的好天气。

不过天气略有不顺。

队伍拉练期间，孟加拉湾产生了一个气旋，途径喜马拉雅山脉时，带来了持续性的大风。“每天的风速达到80、90米/秒，”从事15年川藏线登山向导的苏拉王平告诉《极昼》，高山上的大风会卷起地上的雪，还会把人的体温瞬间带走。

因为大风，每年例行的珠峰两侧的绳索修复工作被推迟。5月中旬，当第一个窗口期到来时，夏尔巴人还需要时间把氧气、食物、帐篷提前背到四号营地，再返回大本营对接队员冲顶。

这意味着珠峰登顶的天气窗口期由往年的7、8天缩短到4､5天。

5月21日至23日，根据气象预报，当时风速15km/h〜30km/h，伴有小雪。这三天，被44支登山队视为本季最后的窗口期。

珠峰南线攀登路线图，最拥挤的地段发生在希拉里台阶到峰顶之间

Don所在的团队选择了22日登顶。15个队员，每人最少雇佣一个夏尔巴人，三十几个人在18日凌晨2点半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了。

他们要在夜里穿越昆布冰川。这里冰缝纵横交错，高处的悬冰随时可能倾泻而下，发生冰崩。凌晨气温低，冰川相对稳定，是最佳时机。

“整个营地不像平时那样悠闲，闹哄哄的，每个人都很忙。”何玉龙回忆。他29岁了，是Don的队友。大学毕业那年，在去巴基斯坦的路上，何玉龙看到四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被某种“不可思议”和“神圣”的惊叹鼓舞着，他为登顶珠峰准备了5年。

刚出发时，大多数人是兴奋的，少有人意识到危险。

黑暗中行走，何玉龙看到前方出现过几次头灯连成的灯带，“好几支队伍也选这天出发”。

从大本营到4号营地，一路上，“Don的身体状态没有任何异样。”Pasang说，从4号营地到珠峰顶，Don一路开着卫星电话，“似乎是在和他的家人通话”。

“很恋家”，是不少队友对Don的印象，在大本营的时候，因为通讯信号差，他一直在“呲呲啦啦”倒腾通讯设备。每天早饭前后，他要跟远在美国犹他州的家人联系。

同龄的队友Khai跟Don开玩笑，让他把照片上传到Tinder(一款约会软件)。不想Don正色道，“我的婚姻很幸福，我只爱妻子一个人”。今年3月，为了让自己的3根断指看起来“正常”，不会吓到小孙女，Don给它们纹上了逼真的指甲。

回到登山本身，“酷”是Don的另一面。

“受伤永远可能是攀登高峰的一部分”，他热衷于和队友分享麦金利山的攀登经历。在那场暴风雪中，他失去了3个手指。

通常，他先是煞有介事地伸出左手：“看”，紧接着再从脖子上掏出被截掉的3根手指。那本来是应该被焚烧掉的手指，他跟医生求来做成纪念品——3根断肢泡进福尔马林水，经过脱水处理，再涂上明亮的虫胶清漆。最后，打上孔，由一条银白色金属项链串起来，把它们像一座小山一样排列好，挂在胸前。

“希望不要再失去更多。”他在社交网络上调侃。

天气暖和了，Don是整个队伍中唯一愿意换上短袖T恤的人。在何玉龙印象中，亚洲人历来谨慎而目标明确，毛线帽子、保暖的大羽绒服很少离身，但像Don一样的西方队友，会有更多“旅游”的心态。

攀登珠峰的挑战，对Don来说更是一种享受。

离开大本营时，都要由喇嘛主持祈福仪式。仪式后，大部分人保持体力，准备出发了，他和Khai还沉浸在印度音乐里，尽情扭动身体。

在2号营地，Khai最后一次见Don时，他帐篷的门帘被卷了起来，高原上强烈的阳光射进去，Don躺在那里，晒着日光浴，“整个人看上去非常轻松”。在等待窗口期的日子里，他还曾三度登上附近的卡拉帕塔山，那是户外经典徒步路线中的一个景点，可以看到壮观的落日和云海。

DonCash在社交网络上展示被冻伤的三根手指和鼻子。图片源自网络。

在近几十年里，随着登山运动的火热，像Don这样的攀登者，逐渐增多。

根据《喜马拉雅数据库》，2016年珠峰攀登迎来井喷式增长，当年有454人尝试登顶，2017年这一数字增长到545，2018年变成568人。

今年，审核严格的中国北坡有154人获准攀登珠峰，相比之下，南线的尼泊尔当局发出了破纪录的381张登山许可证，每张许可证1.1万美金，仅登山许可费用便高达400万美金。

创纪录的攀登者来自近几年的积累。户外媒体人大鹏分析，2014年春季，珠峰南坡发生雪崩，16名尼泊尔夏尔巴遇难。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当年登山季被取消，“那两年想去登顶的，和后面这几年的人重叠了”。

不过，Don和队友并没有预见其中的风险。

短暂休整之后，21日晚上5点半，Don带着他的两名夏尔巴，从C4营地出发了。C4营地海拔7950米，是冲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一位攀登者回忆，当天C4营地全是人，“大家都准备在（22日）凌晨冲顶”。

冲顶的最直接考验来自于高海拔、高寒和缺氧。

一般情况下，经过海拔6800米的落子壁后，队员要开始吸氧，“（到山顶）每个人需要6瓶氧气”， 何玉龙解释，攀登时队员往往只背一瓶4公斤重的氧气，剩余氧气向导会提前运到指定位置。

C4营地再往上，海拔8000米的路更加难走，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三分之一。任何一个额外动作，都会增加氧气的消耗。

他们先需要爬一段30度左右的雪坡，然后再走过一段45度左右的雪岩冰岩混路。队员要把安全锁扣在路绳上，挨个前进，走走停停，一百多人，“队伍拉了很长”。黑夜里除了向四周张望的头灯，一片静默。脚下是“嘎吱” “嘎吱”踩过冰雪的声音，偶尔有人用尼泊尔语冲前面喊话，彼此也很难听懂讲了什么。

2个小时后，何玉龙在第一个点位“阳台”（珠峰平台区，海拔8400米）遇到了Don。按照既定路线，他们要在阳台换氧。Don的夏尔巴正从他背上取下空氧气瓶，又装上了一瓶新的。

“How are you?”何玉龙和他打招呼。

“Everything is fine！”Don笑了笑。

22日凌晨4点，队员的头灯连成了灯带 何玉龙 摄

致命的希拉里台阶

22日上午6点钟左右，Don和他的夏尔巴来到了希拉里台阶底部。

那是冲顶前的最后一段路，海拔8790米，峰顶近在眼前。与其说是希拉里台阶，不如直接称它为一块高达12米的岩石峭壁，坡度近乎垂直。每年春季，尼泊尔的修路队会提前在山脊上凿出不到40公分宽的小径。小径一侧是悬崖，一侧是2米高的冰壁，冰壁之外又是悬崖。

因为仅能容一人通过，且下山也必经此地，一旦上行和下撤的人相遇，或者有人体能不支停下脚步，拥堵很快发生。

事实上，最大的拥堵也发生在这里。

Don到达时，有超过50个攀登者排在他面前。登顶前的焦急心情被拥堵搞得不安起来。

“像三明治一样，人挤人。”整个队伍前进速度很慢，“经常是几十个下山的、或者超车的人越过你，你才可以看见队伍又向前挪动了一点”，来自中国的攀登者豆豆说，要想超过前面的人，需要摘掉安全锁，越过前面的人，再重新把安全锁挂上路绳，每一个小动作都可能酿成危险。道路狭窄，越过她的人都会试图攀住她作为安全保障，“我体重只有80斤，感觉随时会被带下悬崖”。

走在何玉龙前面的是一个印度女人，她不会超车，一直站着不走，海拔8000多米的等待对体力和氧气都是严峻考验，“go，go，go”何玉龙催促起来，她回过头问，tell me, how to go?

多位亲历者称，当天有200多人试图登顶。队伍阻滞不前，走了一整晚的人，在疲劳中勇气和体力渐渐被销蚀。

有人氧气面罩结冰，突然出现缺氧症状，“大腿肌肉一紧，里面的空气好像一下就被抽光了，跟真空一样”。也有人出现雪盲症和幻觉，“寒冷、饥饿、和疲劳瞬间消失了，四周阳光充沛，似乎可以闭目养神了”。

最初，看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倒下时，黎巴嫩富有经验的登山家Fatima Deryan还想把自己的氧气分给别人，但很快，氧压越来越低，她只能选择漠视，“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都需要氧气，大家心里都清楚，没人愿意成为那个倒下的人。”

不少人目睹了生命的消逝。在希拉里台阶一侧倾斜的冰坡上，一名穿黄蓝衣服的印度女人起先不受控制地往下坠落，两名队员死死拽住她的一只手，她的另一只手五指插进雪地，两条腿在冰坡上乱蹬，不到半分钟，蹬腿频率缓了下来，最后直接垂落在冰坡上。

夏尔巴们曾试着沟通协调，他们希望五分钟上一个人，下个五分钟再下一个人。但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听话。原因在于登山者的速度参差不齐。

职业登山者对队伍里一些人的“业余”水平感到惊讶：有攀登者甚至不知道如何穿上增强摩擦力的冰爪鞋套，相当多的人不懂得攀岩、攀冰技术。何玉龙甚至遇到过身材肥胖的女攀登者，“肚子很大，一看就没有什么攀登经验”。还有人从2号营地就开始用氧——专业的用氧起点一般开始于海拔7000多米，对氧气的过度依赖意味着攀登能力不合格，一旦遇上突发情况，极易引发死伤事故。

这些没有经验的登山者，通过了尼泊尔当局的审核，花费几万美金挑战珠峰，却在狭窄的通道中踟蹰不前，造成了致命延误。

Don在队伍中艰难地挪动脚步，他和两位夏尔巴默默地拖着脚步向上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在这里堵了1个多小时。有攀登者称，“感觉这段路永远没有尽头”。

无望的拥挤中，怀疑的念头几乎闪过每一个攀登者的脑海，“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山？”但豆豆认为，那种情况下，有的人可能已经没有理智去放弃，“他们可能供氧出现问题，意识都模糊了。”何玉龙把放弃解释为人性，几万美金，一两月的时间，“就差这几十米，甘心吗？”

不管怎样，第一次，Don挺过了希拉里台阶。但绝望的是，当登顶后，突发高山病，夏尔巴拖着他下山求救时，他们还必须顺着这条路往回走。

这一次，他们遇上了2019年春季登山季最拥堵的时段，在这里Don被堵了2.3个小时。

死神还是来了。坐在地上的Don脸色发白，昏睡过去，Pasang试图唤醒他，但以失败告终。事后，Don被认为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登山是Don抵抗平凡的一种途径。图片源自网络。

山还在那里

Don的面罩、氧气瓶跟他一起留在了原地。

想从海拔8750米运走尸体太难了，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支撑力，纯靠人力，“需要100万美金，才能搞定。”一个队长预计。更何况，Don早前就跟他的孩子们经常吹嘘，自己已经签署了一份弃权书，宣布如果他在攀登时死亡，他的遗体将被遗弃。

“他宁愿死在山上，而不是在病床上。”他的女儿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

唯一被带下山的，是Don那部随身携带的玫瑰金iphone手机，里面记录了他攀登珠峰的全过程。

在离死亡只有寸步之遥的时候，他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发了一条信息：谢谢你一直以来如此支持我实现梦想，能够长眠于这座我仰望了40年的山峰，我很幸运。

他的鼻头皮层透明，在光下，皮下毛细血管隐约可见。那是今年1月，在南极洲登文森峰时被冻伤的痕迹。在Don的计划里，登上珠峰后，他将不再挑战登山，6月份回国立马治疗鼻子上的冻伤。

包括Don在内，团队里15个人最终7人成功登顶。

一个巴基斯坦人患了雪盲症，下撤到2号营地后，直接叫了直升机救援，返回加德满都治疗；一个印度人，因为冻伤，十个手指头全黑了。

Don的那个美国队友，Khai两度冲顶，两次都放弃了。

21日晚上，当Khai抵达“阳台”换氧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又冷又硬，整个眼珠子都充血了，“就像弹钢琴那样，我拼命甩动四肢”，但无济于事，他越来越虚弱。

“登上顶峰只不过征途的一半，下山需要更多的体力，”Khai挣扎着，最终放弃了。那一刻，他觉得无比糟糕——梦想泡汤了，所有付出的努力、金钱都付诸东流了。

第二天，Khai吃了一整袋鳕鱼和半块牛奶巧克力后，决定重新冲顶。

前一天，Don的死讯在队里传开，何玉龙听到就哭了。他抱着Khai 想劝他放弃，“我已经失去1名队友，不想再失去一个。”但Khai拒绝了，他刚走出帐篷，对讲机里传来呼救，一名印度队友失踪。

这一次，决定做得并不难，Khai很快决定放弃冲顶，让他的两名夏尔巴上山救人。

“生命永远比登顶更重要”， Khai很痛快，他在写给《极昼》的邮件里说，“总有人告诉你，登山需要意志力，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知道何时应该停下来。”

何玉龙对放弃者葆有尊敬。团队里有一个和他同岁的新加坡男孩，两年前在南峰顶，8700米——距离顶峰不到150米的地方选择放弃，原因是那时男孩脚特别冷，可能面临冻伤和截肢。今年，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29岁的新加坡男孩冲顶成功了。

在美国，Don 的家人宣布要把他的尸体留在珠峰上，“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归处。”

家人和Don的梦想同在。去年，当他失去3根手指，全家人到医院看望他，合影上，每个人都学着他左手的样子，只伸出了拇指和食指，大家笑成一团。

Don的兄弟给尼泊尔团队发去了信息，“请告诉夏尔巴向导，我们对他们拯救Don的英勇努力深表感谢，我们很高兴他们是安全的。”

他们没有为Don举行葬礼，相反，在6月1日，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庆典”的聚会。他们拒绝了宾客的鲜花，“希望这些钱能捐赠给尼泊尔当地的夏尔巴。”

出现在珠峰3号营地到4号营地之间的尸体。 受访者供图

有幸从珠峰归来的人，既兴奋，又疲惫。

离开的时候，Khai望着静静躺在那里的珠峰说，“山还在那里，我还会回来。”何玉龙右侧的脸颊被冻伤了，整夜咳嗽，睡不着觉，但他不能获得充足的休息，每天都要接好几通采访电话，用嘶哑的声音回答各种问题。也有攀登者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做直播，点击量近千万。一位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妈妈，把签有全班师生签名的校旗“飘扬在世界屋脊”，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学生“拼爹妈”的讨论。

备受指责的尼泊尔政府并没有就大规模伤亡事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拒绝限制登山者数量，“如果真要限制登山者数量的话，那么我们谁都不要再上圣山好了。”尼泊尔旅游局局长Danduraj Ghimire说。

不过，珠穆朗玛峰旅行中转区的一位管理人员说，“在下一季，我们将努力在山顶下方的地区使用双绳，以便更好地管理登山者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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