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国学大师，世人只关注他的辫子，却不知他心里有一团火

一提到辜鸿铭，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可能脑子里一下子就会出现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脑后拖着一个小辫子的顽固守旧的糟老头。诚然，这确实是辜鸿铭的标配，你也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糟老头，但是却绝不可以把“顽固守旧”的字眼加在他的身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新派的人物，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领军人物。而且，他也曾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之所以要把自己装扮成这副样子，其实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怀，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和热爱。

（辜鸿铭雕像）

辜鸿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绝对需要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他学贯中西，中学西学的修为都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但他首先是一个国学大师。可是他却不幸生在晚清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生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年代。不过这又是他的幸运，因为他赶上了传统文化的末班车，并因此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使他成为一代鸿儒。

自从他发现传统文化的美妙，他就一下子爱上了她，并用他的绝顶聪明钻研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他还同时发现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信奉强权，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于是他不仅致力于在国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他还怀着救世的大爱，一心要用中国的文化去拯救危机重重的西方社会。当然他没能成为西方的救世主，他甚至连在国内弘扬传统文化的梦想也没能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

1、从西学转向中学

严格说来，辜鸿铭是一个华侨，他祖籍虽然在福建惠安，但他祖上从康熙年间就移居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他的父亲虽然出生于马来西亚，但却说一口熟练的闽南语，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说的是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的家庭文化堪称中西合璧。他之所以能学贯中西，跟这种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

10岁的时候，辜鸿铭的义父英国人布朗把他带到英国接受英国教育。临行，他的父亲对他说：“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后来他又到德国留学。他用了14年的时间吸收西方文化，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掌握了英、法、德、拉丁等九种语言。用现在的话说，他绝对是一个超级学霸。

学成之后，他回到马来西亚，在殖民政府任职。1878年，他在新加坡偶遇马建忠。马建忠也是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的《马氏文通》特别有名。两位大学者一见如故，两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一谈就是三天。交谈中，马建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阐述，深深地吸引了辜鸿铭，令他着迷，令他神往。

（马建忠像）

在这之前，辜鸿铭所接触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来自于他的父亲。现在他有机会聆听一位国学渊博的大学者讲述中国文化的精髓，仿佛一个迷途的人找到了家园，实际上，从此以后，他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引为自己的精神故园。他怀着一颗朝圣的心，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他要恶补自己知识体系中缺乏的一环，也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

2、受贵人点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日益精进

辜鸿铭来到中国，到处游历，终于遇到了识才的伯乐——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张之洞把他请来做幕僚，把他待为上宾。辜鸿铭当然也不负重托，给张之洞做了很多事情。在一次张之洞的生日宴会上，辜鸿铭认识了当时的大儒沈曾植。席间，张之洞向辜鸿铭引荐沈曾植：“沈公乃当今大儒，真正的泰山北斗，他的学问当今无人能及。”辜鸿铭并没有在意，只象征性地寒暄了几句。

（张之洞雕像）

之后，辜鸿铭就跟其他几位朋友高谈阔论去了。但辜鸿铭发现这位沈公却一直沉默不语。辜鸿铭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何一直沉默？”沈曾植说：“你所讲的，我都懂，但我要说的话，你须读二十年书，才能懂。”

这话对辜鸿铭很有刺激性，因为辜鸿铭可是一肚子学问。但是辜鸿铭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自己的短板，沈曾植所言并非夸张。于是他向张之洞讨主意，张之洞就帮助、点拨他，使对国学的研究日益精进。

辜鸿铭苦读二十年，精研国学典籍。当他再次见到沈曾植的时候，就叫人把张之洞的藏书都搬出来。沈曾植不知就里，就问辜鸿铭这是为何。辜鸿铭说：“请问老前辈，这些书，那一本是您能背而我不能背的，那一本是你懂，我不懂的？”

沈曾植笑了：“你已经修成正果，而且学通中西。我老了，挑起中国文化的重担，非你莫属。”沈公对辜鸿铭的评价，应该说是最中肯的。

（沈曾植雕像）

3、极力维护他所钟爱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辜鸿铭一样对传统文化如此热爱，如此痴迷的人。他盛赞中国的文化精神，盛赞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他赞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特征的文化。他赞美中国人的人格范式，认为中国的理想人格也具有前述四大特征，并认为这种人格范式是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中国男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和中国女人“神圣的、奇特的温柔”。

辜鸿铭做了张之洞二十年的幕僚，他当然属于清朝的官员，张之洞死后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辜鸿铭下岗了。他只好躲进租界，做起了寓公。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学术上讲究兼容并蓄，于是就请辜鸿铭当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其实辜鸿铭的专长是国学，当然他的英国文学，国内也无人能比。辜鸿铭进北大的时候，已经是1917年，辛亥革命都好几年了，但辜鸿铭还穿着长袍马褂，脑袋后面拖着个辫子。这样的装束，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是怪怪的了。但是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怪，却不懂得他的情怀，他是因为深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这样装扮的啊。

（辜鸿铭像）

辛亥革命后不久，就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推崇民主和科学，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实辜鸿铭比新文化运动的任何一个领袖人物都更了解西方文化。在我们崇拜西方文化的时候，西方却危机重重，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严复和林纾无疑是两位介绍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一次，辜鸿铭跟这两位同赴宴会，他并不认识两位。喝到高兴时，辜鸿铭又发起名士脾气：“假如我掌握了生杀大权，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同桌有好奇的，就问他要杀哪两个。辜鸿铭回答说：“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

林纾说：“假如这两人开罪阁下，还望阁下念在同乡的面上，宽恕一二。”

辜鸿铭却说：“严又陵翻译《天演论》，推崇物竞天择，让国人只知物竞，不讲公理，才有今天的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林琴南翻译《茶花女》，让一帮小青年，只讲恋爱，不懂礼教。此二人不除，天下断无安宁之日！”

辜鸿铭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物竞天择换句话说就是丛林法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哲学的最好体现。至于茶花女所宣扬的自由恋爱，也应该受到道德的约束。这体现的还是他的的文化情怀。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倡导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而辜鸿铭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两人同在北大任教职，自然是一对冤家。

辜鸿铭经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辜鸿铭对胡适的嘲笑虽然不免有些刻薄，但比较一下他们的西学功底，胡适还真是差得太远。当然辜鸿铭这么奚落胡适，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维护传统文化。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新派把中国的贫苦穷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现在来看是颠倒了因果。事实上不是传统文化使国家落后了，而是国家落后了才无力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起来，我们大张旗鼓地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明证。

3、野心勃勃地要用中国的文化去拯救西方

在新派人物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时候，辜鸿铭早就发现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其实他从西学转向东学，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西方文化的弊端。果不其然，1914年到1918年，西方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你可以说一战是西方各种社会矛盾作用的结果，但也是西方文化的自然演绎。

辜鸿铭认为，中国的儒学是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可以拯救西方无底线竞争所产生的冷酷和毁灭。

（辜鸿铭像）

辜鸿铭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国内他不仅要极力维护传统文化，他还要到西方做欧美的救世主。他不断发表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还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创作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来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著作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一度产生了“辜鸿铭热”。

但是辜鸿铭有些“不自量力”，中国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嫁接到西方，他的拯救西方的雄心壮志注定要落空。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西方人了解到另一种文化，让一部分智者看到了一丝希望。

辜鸿铭是一部大书，这样一篇小文如何能够写尽他！世人往往只看到他古怪的一面，顶多看到他博学的一面，却少有人知道他的热肠，少有人知道他的深情和挚爱。他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捍卫、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他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很多人偏偏把他看成一个顽固守旧的人。他不幸生在了传统文化遭受暴风骤雨打击的时代，他和传统文化所共有的的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全都被湮没在各种思潮的喧嚣之中。

（辜鸿铭画像）

今天我们的祖国终于强大起来，我们终于有能力保护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辜老假如泉下有知，定能够含笑九泉了。

作者：土老帽

参考文献：

沧浪云：《大漠荒芜 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

孔庆茂：《辜鸿铭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