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的女记者是谁？

前排中为黄薇

黄薇，中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1938年6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到华北敌后战场访问，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抗战作出了贡献。萧克将军曾为其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在延安一月四见毛泽东

1938年7月，华侨女记者黄薇来到延安采访，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她深深地被延安清明的政治环境和融洽的军民关系所吸引。

毛泽东

一天晚上，黄薇应邀观看联欢晚会。在看演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向后看，她随着大家的目光观看：一位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灰布军服的人，正在和一位头上系着白毛巾的老乡一边走，一边谈话，向观众席走来，走到黄薇后面的那排座位上坐了下来。不一会，他主动与坐在前面的黄薇打招呼，问道：“是黄薇小姐吗？”黄薇连忙回过头回答道：“是。”他伸出手亲切地与黄薇握手寒暄。黄薇定睛一看，与她说话的竟然是闻名中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7月下旬的一天，黄薇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于晚上11时接见她和《救亡日报》《南洋商报》的两名记者。晚上10时半，毛泽东的警卫员提着马灯来到黄薇下榻的西北旅社，接他们前往。在杨家岭，黄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住的窑洞。警卫员端来了茶水，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延安这个地方很偏僻，交通不便，新闻记者来这里很不方便，特别是你们华侨记者从远隔重洋的新加坡来到这里，更是难能可贵。黄薇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外侨胞心系祖国，节衣缩食积极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很多人对抗战的前途也都非常关切。请求主席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说，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请你们告诉华侨同胞们，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会胜利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黄薇等人告辞时已是凌晨。

一天中午，毛泽东设宴请黄薇等记者到窑洞做客。毛泽东知道黄薇的老家是福建龙岩，很感兴趣，便问黄薇家住龙岩什么地方。黄薇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毛泽东兴奋地说：“我曾经去过那里，还住过几天，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黄薇连忙点头称是，不禁赞叹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说：“因为你家是个书香世家，在当地很有名望，所以印象比较深。”黄薇向毛泽东请求说：“我很想留在延安学习，想在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受教育、受锻炼，使自己快一点成长，为抗战多做贡献。”毛泽东听后说：“我早听说你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做记者比较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抗战作贡献。”黄薇听了，很受启发，知道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一百多篇战地通讯

8月中旬，黄薇随同慰问团40余人离开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她历时三个多月采写了一百多篇战地通讯，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半年多的时间。

在黄薇的华北战地通讯中，报道最多的还是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故事。她进入山西境内，首先到了岚县八路军120师驻地，采访了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她对贺龙的第一印象是“短短的上髭，健壮的体魄，加上那豪爽的性格，使人感到他是那样的易于接近而又可以信赖。这位使敌人闻名生畏的军官，既善于辞令又富有风趣。”她在120师连续采访38天，行军数千里，亲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在岚县的几天中，黄薇受到军民的热情欢迎。在临别时，周士第送给她一把缴获日军的指挥刀和作战材料；甘泗淇送给她很多八路军官兵战斗生活照片。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礼品”，在后来的重庆大轰炸中全部被毁坏，令黄薇遗憾了一生。

在八路军总部，黄薇见到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左权给她谈了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意义、当前的战局以及八路军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情况，并结合国内外的情况，深刻分析了抗战的前途，使黄薇对华北抗战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临别时，左权赠送给黄薇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子大衣，他告诉黄薇说：“华北安定的局面不会很长久，以后还会有一个更困难的阶段；但在极端困难之后随着而来的就是光明。”左权那充满胜利信心的坚毅精神以及待人诚恳亲切之情，令黄薇九九难以忘怀。可是左权将军没有看到光明的到来，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

第一个在海外报道白求恩

白求恩

1938年9月下旬，黄薇跟随陕甘宁边区参观团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所在地五台县，在欢迎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隆重地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并与他约定改日前往访问。

晚上七点，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举行欢迎大会，聂荣臻在致欢迎辞中还专门提到黄薇。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黄薇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上至聂司令员，下至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离开五台山，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去慰劳伤兵。当她来到滹沱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里时，竟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位伤兵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和其他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一个伤兵又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个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访问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这边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了，黄薇只好遗憾地离开这里。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竟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时住在一个院子里。黄薇看到“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黄薇真是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与他约定，晚饭后去访问他。

晚上，黄薇如约而至，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黄薇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他的童年、经历，讲述如何来到中国。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向黄薇谈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回到重庆后，黄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在她离开华北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求恩因手术时不慎割破中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悲痛欲绝，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发表在1939年12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郑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