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好闺蜜”庞颖：我和詹青云一样，是不易被驯服的理想主义者

庞颖，人称阿庞，有时会被戏称为“胖颖”，微胖的原因可能是过劳。

在世界顶尖的咨询公司任职，她得在3天内完成新加坡-北京-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的环东南亚飞行，期间处理连轴转的工作，并且抽空接受这次可有可无的采访。去年一整年，她一共坐了450多个小时的飞机。

对微胖女孩来说，比过劳肥更“残忍”的，莫过于有一个又瘦又要好的朋友，比如说，庞颖三句话不离的詹青云。

庞颖今年32岁，詹青云今年30岁，她们的友谊刚走进第11个年头。

开端是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打辩论赛，两人作为对手相识，你好你好，客套客套，互加人人网好友。庞颖仰慕港中文的教练邱晨，想要和她合影，刚上大一的詹青云也恰好留在了这张集体照中。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点赞之交”，直到2017年，庞颖去耶鲁大学读研深造，在美国举目无亲的她想起正在哈佛读博的詹青云，索性就约她出来玩，两人慢慢熟络起来。

2018年，詹青云想打辩论，她们就一起组成哈佛耶鲁联队，结果真拿到了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也是在这一年，她们被邱晨说动，报名了《奇葩说》这档辩论类综艺节目。

现在，詹青云拿到了这个节目的最高个人荣誉“BBKing”。极具观众缘的表现让她的名声水涨船高，好奇的人随之探寻她的过往，“负债百万读哈佛”的夸张叙事成就了一篇篇爆款鸡汤文章。

而庞颖呢，她早早就说了，“今年的任务是帮助阿詹拿到BBKing”。有人在网上质问她，怎么就不能是阿詹辅助你呢？真给耶鲁丢人。庞颖嘿嘿一笑，回答道：她比较有气势，应该推她，我能和她一块儿达成目标，其实挺开心的。好一个peace and love的说法。

说起来《奇葩说》毕竟是个综艺节目，一个大型秀场，来参加的除了正经辩手，还有嘻哈歌手、偶像艺人、脱口秀演员……都是为了打辩论吗？倒也不一定见得。流量为王，谁都想在一档能持续产出热点话题的节目里分得一杯羹。

庞颖和詹青云就不太一样，对她们来说，《奇葩说》更像是人生中的一簇锦上花。

一个是哈佛法学博士，一个是耶鲁管理学硕士，在两人的主线生活里，她们有光明的事业前景，刚毕业就拿着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高薪。就像另一名选手李思恒曾在“高薪不喜欢和底薪很喜欢的工作，选哪一个？”这道题中对詹青云说的，“你底薪的底线，就是我高薪的极限”，这句话可能并不是一句夸张。

即便已经参加两季《奇葩说》、拿到了冠军、拥有了非常可观的知名度，她们依旧在原来的工作里按部就班。为了不耽误工作，她们在录制节目期间不得不忍受着熬夜写稿、睡不够和红眼航班的痛苦。

那到底图什么呢？庞颖讲了一个甚为宏大的话题——改变世界。从一位顶尖名校生口中说出，倒也不是那么不可信：

我如果能在辩论中说出一些对别人有帮助、让这个世界朝更好方向改变的话，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大家都说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很难，但这是一个小小的推动力。

很容易从她们的辩论里发现想要改变的方向，诸如反对996，诸如对“过来人”和“大多数人”的劝诫保持警惕，诸如当大家赞美“妈妈是超人”时，指出这句话背后可能隐藏的“丧偶式教育”和对女性权利的损害。

辩题的正反方交替更换，但价值观是稳定的。一样是生而为女性，一样是少小离家到异邦求学，这种长久以来的“少数人”身份，使她们拥有更强烈的同理心，也常常让她们的论点带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的色彩。

采访后的第二天，由澳洲火灾延伸出“应当如何对待33年前那场灾难”的话题愈演愈烈，和微博上许多岁月静好的名人不太一样，庞颖和詹青云几乎不会缺席重大社会议题的讨论。她们先后在微博上转发表态，支持更符合新闻道德的那方。几小时后，转发的内容已不可查看。

你看，在这个时代，高唱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需要勇气。但庞颖和詹青云称自己是“不容易被驯化”的理想主义者，试图坐在《奇葩说》红色的辩论椅上，改变些什么。

2020年开年一个寒冷阴郁的下午，我们和庞颖聊了聊她32年的人生，她的家庭与故乡，她眼中的詹青云和邱晨，以及相似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价值观相近的她们。

以下为庞颖自述：

我的家乡是河北廊坊，坦白讲这是一个没什么特点的城市，听上去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差，吃的也就是北方特色的食物，唯一的好处就是地理位置还可以，离北京近。

所以“廊坊人”的标签对我影响不大，不像詹青云这个贵州人，别人一听，哇，感觉是从山区里走出来的，好厉害啊。结果上次跟她一去贵阳，这国际大都市，比我们廊坊好多了，我还同情了她很多年。

▲ 庞颖和詹青云在贵州

15岁我就离开家乡了。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最开始是班主任打电话到家里，要推荐我去考一个新加坡政府的留学奖金考试。当时是我爸接的电话，他说不去，第一是觉得这是什么留学中介在乱搞事情，他自己在教育局工作，没听说过这件事。第二是这个奖学金有个条件，要先在新加坡上学8年，还要工作6年。15岁的小孩，一签就是14年，等于30岁之前都在那儿了。

但是后来打电话给我大爷，就是我爸的哥哥，他是以前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博士。我大爷说，这肯定是好事儿，要去，然后我爸就把他骂了一顿，说不是你闺女，你随便说。但在我大爷眼光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我爸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眼界，眼界这个东西，特别重要。他的眼界范围只在廊坊，我大爷很多时候评价他，你在廊坊再怎么样，那也是一个太小的地方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你根本不知道。

当时包括我和我爸妈在内，连高中留学的概念都没有，而且在我们那种小地方，先不要说大家有没有留学的钱，是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也不知道有什么途径。

所以真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大爷说的话，我家就将信将疑，说还是去考吧，也不一定考得上。第一天笔试，第二天面试，完了他们统计结果，说你们各自去玩儿，几点钟来这里听结果，时间到了，叫ABCDE，好了，你们上来跟我签合同。

从公布结果到签合同之间根本没有考虑的时间，在承德考试，合同还是英文的。我爸当时打电话给大爷，大爷在北京，说现在开车过去还来得及吗？我说来不及。最后，我爸觉得应该不是骗人的，就签了。

后来廊坊一共去了3个男生3个女生，除了有一个适应不了回来了，其他人现在都还在新加坡，有一个在香港工作。

这个决定我觉得就是幸运。《奇葩说》有一场比赛题目是“伴侣在大城市有一份很好的offer，我要不要跟着去？”，我赛后发了个微博说，有的时候好事儿我们看不出来是好事儿，就像我去新加坡，后来时间越久，我越觉得这事儿对我的影响很大。

如果没去新加坡，我就要去石家庄二中，河北最好的几个高中之一。我当时已经在省理科实验班待了十几天了，就觉得很压抑，那边的人在做课间操的时候都是拿本书，手过眼前还能看一眼，我对那个环境非常抗拒，有点害怕。

然后到了新加坡，应试教育的压力还是小一些，对人的综合实力要求高一些。我跟詹青云常常开玩笑说，她是属于高分低能，我是属于低分高能，所以新加坡的环境其实更适合我。

从签约到出国中间有一个月时间，那个月我天天玩，天天挺开心。一起出去的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吃饭，大家也更多是分享喜悦。只有后来那个适应不了回来的小孩，他们家人聊着聊着就哭了。当时我还和人说，到机场的时候离这家人远一点，他们一定会抱头痛哭，不要被影响。

结果真到了机场，走到海关通道，你必须一个人往前走、家人只能送到这儿的时候，我一个回头看到父母站在那儿，我当时就眼圈红了，但是又忍住不哭赶快转头走。在飞机上我可能哭了一路，但是那个小孩反而没事儿了，气死我了。

到了新加坡，大家都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国际长途也贼贵，都是用宿舍楼道里投币或者插卡的电话，拿着小凳子坐那儿等，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

我就不敢打电话，因为觉得我一打肯定会哭，忍不住，我不想暴露脆弱的那一面，或者不想让父母担心。结果后来他们有点着急，通过学姐才找到我。反正刚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月，我活得有点绝望，每天可能都在哭，晚上天黑了就更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出国的时候刚好是十一国庆，留学生在宿舍搞国庆汇演，大家说不能唱国歌，因为我们感觉那个场合不够庄重。我在的是女校，全是女生宿舍，结果整屋子小女孩坐在地上，唱那个《鲁冰花》，大家都在哭，太神了。

我和父母从来没有聊过彼此在分离的第一个月的事，他们不知道我哭没哭，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状态。我们没有直接表达这种思念之情，每次联系也都说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

我觉得在中国家庭里，大家都不太谈感受层面的东西，他会问你干了什么事儿，做了哪些东西，有什么成就，很少谈你在这个事儿中的感受是什么。

你说牵挂，肯定也牵挂，但没有到那种放不下的程度。我现在每天飞来飞去，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我微博更得挺勤的，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的近况，每天都在发微博，还活着，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对他们来说还挺重要的。在新加坡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假期我想去柬埔寨做义工，然后当时我妈跟我说，你是想去看什么柬埔寨老太太不想回家看你妈吗？然后我就回家了。

现在我妈非常热衷于佛教活动，天天去，还是组织者，全国各地跑。以前她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赶紧告诉我，我要把这个时间空着，但现在的状态就变成了，我这几天有事，千万别赶到一块儿，不要耽误我的活动。她找到了精神寄托，特别开心她有这种转变。

▲ 庞颖小时候与母亲

婚恋方面，他们会一直唠叨，一直问，但不是特别强势，不会特别催，要是别人催起来，我爸就怼人家。我父母在这方面不会顺着外人，然后委屈巴巴回来把气出在我身上，不会，他们会自己怼回去。

录制《奇葩说》的场地在北京大兴，我有时当晚录完就要赶午夜航班飞回新加坡或马尼拉，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我爸就非得从廊坊开车到大兴，接上我，再送我回机场。

从15岁离家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经历过的别离很多，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可能就是接机送机、车上那些时间，但是感觉跟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人，所以还算能聊到一块儿去。

最初与辩论结缘是因为一个表哥，他是大学辩论队的，还拿过保定市最佳辩手，我从小和他拌嘴长大，也没有太吃亏，然后就觉得我也可以试试。

另外一点是因为，我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小时候害怕冲突，所以我可能在心里骂了你一百遍，或者我有很好的理由去反驳你，但我不会说出来。所以辩论给了我一个场合去释放我这种反驳的欲望，或者是在生活中没有展示出来的攻击性的一面。

人生第一次打辩论是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辩论队的面试，第一道题好像是“政治人物是政绩重要还是道德重要”，一百多人里面选20个人，我也就选上了。因为我上大学前一直都在参加演讲比赛，拿过两三次新加坡全国冠军，语言表达能力这方面一直都是在练习的。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2008年，在重庆。那个比赛本来在5月份，结果地震了，比赛就推迟了，但当时学校给的补贴因为提前买机票已经用完了，所以后来再去的话就完全自费。没有老人愿意去，结果只有我们4个大一愿意去，就这样有了第一次打正式比赛的机会。

大学四年除了辩论，其实还做过特别多的事，打地板球、摄影、组织宿舍福利部等，但只有辩论的经历一直在更新。比如我本科毕业后当教练，当评委，去打表演赛，包括后来参加《奇葩说》，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 庞颖在2018年华语辩论世界杯

我爸妈对我工作后还去母校当教练这件事会抱怨几句，就觉得会不会耽误工作，耽误找对象，但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会被我怼回去。

纯粹就是喜欢、好玩，思辨这件事儿还挺有趣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们队内打选拔赛，连续十几个人打一个题目，打十几轮，我坐在那儿听了一整晚，感觉赏心悦目。那天晚上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哼着歌回去的，我真的觉得好有趣。

当教练一开始特有逆境求存的感觉，我们成绩不好，你说我不行，我偏做给你看，带着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孩拿冠军，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时候还有一定的团队荣誉感。

《奇葩说》出来的时候，辩论圈分成两派，一派觉得挺好的，我要去试一试，另外一派觉得你们玷污了辩论，可能太娱乐化、太不说道理了。

我不觉得《奇葩说》高于传统的讲逻辑的辩论，也不觉得讲逻辑的辩论高于《奇葩说》，不同种类的东西应该并存，这是不同的舞台，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说一家打倒另一家。

通过辩论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詹青云啊，邱晨啊，什么黄执中啊，他们没火的时候我爸妈就知道他们。记得2011年国辩在青岛，我爸妈从廊坊开车到青岛玩，有一天他们俩在外面遛弯碰到黄执中，还找他合影。黄执中呆了，你们谁啊？俩老头老太太的。所以说，我爸妈对我身边很好的人和榜样都是非常信任的。

▲ 庞颖与黄执中

辩论是我人生的一条主线，工作是另一条主线，现在是两条线并行，它是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我有两套生活。辩论给我打开了很多门，对我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方式、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影响。

和詹青云认识是在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打比赛，我想和港中文的教练邱晨照相，又有点不好意思，那就先来张合照吧，于是顺便把詹青云也拍进去了。其实我是冲着邱晨去的，跟詹青云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面几年时间都不太熟，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彼此不太感兴趣，那个时候还有人人网校内网什么的，我们加过好友，仅此而已。

真正开始熟起来是在美国。2016年我从新加坡陆路交通局辞职，回学校读一个管理学硕士的MBA项目，一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在耶鲁大学。

重回学校还是有一个名校梦在，我读本科时其实已经被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专业录取了，但钱就成了一个问题，去英国三年得100万，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以前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穷，但是那一刻真的没有钱去上学。

当时不懂事，为什么我不能去？一气之下就觉得要省钱就省到底，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就因为有全额奖学金，真的是非常随意。

去耶鲁算是圆了名校梦。刚去到美国那边举目无亲，詹青云那时在哈佛大学，我就觉得，要不就跟她玩一玩儿吧，然后就和她约着度过了一个周末，还挺愉快的，后来就约着干更多的事儿。

秋天去国家公园看红叶，冬天去滑雪，我们还一块儿去过南非，我们还参加了华语辩论世界杯，就是哈佛耶鲁联队那个，拿了冠军。还看过NBA现场，跑去克利夫兰看了詹姆斯，詹青云是球迷，举着一个“詹哥”的牌，詹哥是詹姆斯，不是阿詹。

我们俩很能聊到一块儿去，体现在价值观上，还能彼此相互扩充一些领域。比如那时候跟她去国家公园看红叶，我就照相，看到美景，哇，好漂亮啊，之类的。詹青云带了一本诗集去，有时候我在开车，她在旁边拿一本诗集读一读，或者看到哪个风景就说出一句诗，莫名其妙地竟然还很搭，我当时就觉得，厉害了。

有一次傍晚开车，车正前方天空有一群鸟，她就说了一句什么天色什么鸟归巢，我就觉得，可以可以，很优美。哎哟，我一个理科生，而且是从小就离开了中国环境的理科生，就觉得原来这个就是诗歌啊。

她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她读书比我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有时候会被书上的想法限制住，产生一些思维定势，我没读过那么多书反而路子比较野，触类旁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去解释，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组成哈佛耶鲁联队打比赛，当时是詹青云想去的，我其实觉得很累。坦白讲她准备比赛没有我这么累，她不管别人的，也不管你们场上说什么，反正我四辩想好了要说什么，我就把这一套东西说出来，管它比赛赢不赢，最后她常常拿最佳辩手。

我就是一个教练的方式，我要照顾每一个人，怎么排兵布阵，策略、逻辑、自由辩，其实我特别累，她不累。但当时就想着，那就成全你吧。

一起参加《奇葩说》是因为邱晨推荐。正好是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去波士顿咨询公司入职中间的那个假期，当时觉得进个36名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后来为了《奇葩说》还把入职时间往后推了几个月。

来《奇葩说》另一个收获是和邱晨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时我和詹青云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钱，上学花的钱也都是背债。来北京录节目，邱晨家正好有个客房，我们就住在那儿，吃饭什么都是邱晨掏钱。我们两个学妹就自创了一个词叫“活爹”，就是比较正经的干爹，“包养”了我们，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

在《奇葩说》上遇到邱晨挺幸运的，因为我们的逻辑、论点、想法、价值观都很一致，邱晨能帮我把我想讲的一些东西以一种更能被观众接受的方式说出来，这是她很擅长的地方。

别人对我好的方式，可能是告诉我，你不要讲这个，你去讲一个笑话，讲一个让人哭的东西，你讲的这个太枯燥了，没有人爱听，不会跟人有共情。但邱晨会说，你想讲这个是吧？那我帮你想想，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趣，我帮你把这个东西说得大家更愿意听。

所以我觉得，遇上邱晨我挺喜欢的。

这一季我很早就说“我是来辅助詹青云拿BBKing的”，话说出来，那真是说啥的都有。有人说，你自己有拿BBKing的实力为什么要辅助别人，你给耶鲁丢人；另一类人说，人家詹青云微博多少粉丝，你多少粉丝，还辅助别人，你配吗？

你看这些人，有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和詹青云的相处没有受这些言论的影响。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价值观是一致的，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是浮云，什么是暂时，什么是长久，什么是身外之物，我们比较有共识。

外界说你们“抱团”，我觉得这些人啊，真是很滑稽了。有一次怎么着？我发了一个微博，邱晨发了一个微博，周玄毅发了一个微博，我们三个人价值观一致，根本没有提前商量过，而且是我先发的，结果网上就说我们三个人抱团，我还变成了带头的那个，都来骂我。

那是我第一次遭受网络暴力，在知乎热榜第二名待了将近24小时，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还是需要有一定承受力。现在想想，真是看事情太简单了。

▲ 第六季《奇葩说》录制现场

我回应这些质疑就四个字，清者自清。我还是会继续说我想说的东西，希望我还能勇敢地去说，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

詹青云也有很社会责任感、很大英雄的一面。我们其实也都30多岁了，也不是没有理智的少年，不是没有见过世界、未经思考的，我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有些东西是可行的。

那些骂我们的人，把我们为女性征求权利说成是“反婚反育”，说我们呼唤年轻人思想上的自由，淡化年轻人在经济上的责任，说只强调权利，不强调义务。坦白讲这两个东西并不冲突，它们是齐头并进的。

年轻人们怎么做才能让别人不对你指手画脚？詹青云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世俗上的成功让她更自由了。

为什么父母让我结婚我不结，因为我对他们没有愧疚，没有啃老。我对你们很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

所谓世俗上的成功，不是说要大富大贵，权力金钱，我们只是说要能够养活自己。美好的东西是难的，但总不能因为它难，我们就安于过不好的生活，何必要等老了之后再去后悔，而不在年轻的时候拼尽全力？这就是一个很俗的话。

现在有了一定的曝光量，我希望自己能把这个难事干成，能够告诉想干这件事的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最想在《奇葩说》上传递的东西是眼界。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就是由自己或身边人的眼界决定的，从廊坊到新加坡再到耶鲁，不同文化塑造了我。我和詹青云、邱晨能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可能也是因为她们也有相似的成长经历，都是被不同文化塑造的人。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可能性，你不一定要和我们一样，但要知道你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不必只在眼前的七大姑八大姨给你的选项中选，你是有其他可能的。

我会继续在《奇葩说》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辩论把观点分享给大家，提供多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