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我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10年

202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喜迎建社七十周年。社庆之际，我们推出“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主题征文活动，邀请大家来讲述自己与人教社的故事。详情参见：快来，70年的人教社和你有一个约会！关于《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征文的一封信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李云龙老师的《七分之一时：我与人教一十年》，了解他与人教社的十年风雨相伴。

《七分之一时：我与人教一十年》

李云龙

每个人其实都一样：要郑重地思索与纪念的时候，没法回避的永远都是当初的第一步。那里藏着不少故事，也有很多情感，以及各色各样的人们，而把它们有条不紊地串联在一块儿的，却几乎总是时间。我与人教社的时间起点是——那一年，我二十六……

2001年9月，照阴历的节气看，快是中秋的光景了。秋是收获的时会儿，我不种地，但内心里却也总是洋溢着春华秋实的喜气儿。

从八岁上小学，十四上初中，十七上高中，二十上大学，二十四读研究生，及至二十六毕了业，日子差不多就是出这校门进那校门，一直在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学校里兜兜转转，二十年来只做一件事——吭哧吭哧地做知识的搬运工。赶到这轮了多少秋的又一季庄稼快熟了的时候，人这材料也终于熬成了，我就一脚迈进了人教社。

那时的人教社在沙滩后街55号院，乾隆四女儿的和嘉公主府。府邸正中，是一溜高大的硬山筒瓦起高脊的大殿，明晃晃一排红窗，坐落在二尺多高的大块儿青灰条石台基上，人到了殿前不敢进，太气派。

大殿东南，是座方形砖楼，拱门券窗，四边回廊，说是老北大的数学楼，庄严厚重同样地让人怯步。这两样物件，以悠远深厚、高大雄拔的气势，把刚出校门的我，狠狠地给震撼了一下。

老实说，在学校里还是有机会接近大师的，人也因此有理由心高气傲，可是当小心翼翼地走进这个院子，亲眼目睹岁月烟云中的皇家气派和高等学府的曾经风华，在时光的沉淀之下，成为了一个出版社的一隅的时候，心里便油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惭愧、幸运、激动和奋发交织的滋味。

凝聚于这方古朴院落中的文化，并不是任何一家单位都能拥有和值得拥有，它们当然属于过去的历史，但也生发出了卓越的现在，并在时间的不断推动下，熔铸着难以估量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渴望。想想在紫禁城边上，在五四红楼的后身，在格格府里，在京师大学堂中，坐在某某前辈曾驻足的房间里编教科书，那是什么样的劲头！

那一天中午，虽然空气里飘荡着几缕秋风，但天依旧在热。知了在柏树上喊得欢，一排二层旧楼上，也偶尔传来鸽子拍打翅膀的啪啪声响和咕咕咕咕的低鸣，巷子深处的人教社，透着隐隐的深沉和宁静。

大殿东侧的灰楼前，有一棵碗口粗的石榴，枝叶都不盛，但上面却滴溜嘟圞吊着好些个拳头大的石榴，着日头多的一面，都红了脸。石榴枝子正上方的窗户里，人事处的人在给新来的员工开会，那十几个年轻人里，有我。

那天会议的细节，已经记不起很多，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每个新人领到一块全自动机械表。这表不用上发条，不用装电池，只要戴在手上就能用，造型简约雅致，银白色的金属光泽特别耀眼。

这表最吸引我们的，当然不只是它漂亮的外形和精巧的机芯儿，极其难得的，它是限量的订制版，专门为了人教社成立五十周年制作的纪念品，统共也就那么一两千块儿。刚出校门的人，还没条件给自己置办什么奢侈品，然而突然地一分钱不花就得到这么一个稀罕物，大家心里不用说有多开心了。

更令人感动的是，人教社的五十周年纪念那是在几月前，我们彼时还不过是身处天南海北、忙着写毕业论文的在校学生，可是社里却没顾及这一点。

发表的任米尔老师，坐在尽南头靠窗的那把椅子上，背后是伸到玻璃上的那枝儿石榴。“大伙想想要男式儿的还是女式儿的，都有，有得选。可以送女朋友啊，咱们这表女同志戴着有面儿。”

任老师一席话，肯定击中了不少人，大伙儿忍不住相互瞅觑着，叽叽嘎嘎地笑，脸上泛着红……一家单位，五十年的厚重历史，通过一块记录时间的手表得以纪念；而一个人，与一家有着五十年历史的单位此后相伴相随的新日子，也因这一块手表而开始定位、记录了下来。

吃过单位发的大三元月饼，新日子就算正式开始了。新日子是新员工的，新员工既是“员”就得“工”。我所在的部门是小语室，语文不就是“说出来是语，写出来是文”吗，按这要求看，语文似乎就不是个事儿，更何况这还是小学语文呢。

话当然可以这么说，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还这么说，但凡识文断字的，都会对着语文说三道四。不过真正编起语文课本来，却满不是说着那么简单。

选啥样的文章给学生读，一篇文章里学哪几个生字，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读写知识……都要成体系地安排好，还得琢磨怎么把它传达给学生，才能有效地学，怎么安排些习题，让他巩固得扎实。这些个东西，跟研究时候的理论不是一码事，要一方面照顾着理论，一方面结合着课文，一方面还得适应着学生的学习。

提到这些个原则的，当年是大家都要奉为经典的课程标准。课程标准里的目标和规定，说得在理也诱人，但仅仅是服膺它不成，真正麻烦的是把它落实到课本里。无论你研究理论有多深，想做好教科书这事儿，必须得学会理论的转化。

实现转化这个过程，是借助统稿来完成的。参与编写的人，集体讨论确定如何编好一本书：每个人选的篇目都要读一遍，大家评论一下怎么样，能不能作课文，可以放哪一册；选定的课文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直接用，还得大伙集体来修改；改好的课文，该出啥样的题目，也要大伙来评判……总之是一本书、一篇课文、一道题，甚至是一个字在哪一课学，都要大家一起讨论决定。

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的想法就不一定一样，所以意见相左的时候是常见的，有好几次不只一个人甚至为自己坚持的想法掉过眼泪，从中足见人们在编课本这件事上较真的程度了。

对刚工作的新人来说，这讨论的过程就挺有必要。一边看，一边学，从边上了解别人编书的门道。只不过这门道，不是拿本现成的书稿，从格式体例到遣词造句，从政治性到科学性把把关那些普通编辑的技术。做好课本，不只是编辑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弄透一本书该如何实现一门课程。

这些个东西，要不经过学科专业和教学的操练，不太容易达到。可要是能够完完整整地跟着一套十二本书的讨论走下来，那大体上就算是明白了编写语文课本算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样的一个编书模式，叶圣陶先生老早以前就采用过。1949年5月25日，“今日请魏建功为校读国语课本。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半，仅通过一十三篇”，魏建功不只熟谙京音，且本身就是语言学家，所以“不特留意语言，并及内容”，叶圣陶对此颇感满意，“此书经如此琢磨，可以拿得出去，亦是一乐”。

这样的工作模式一直延续了下来，1952年3月18日，“早上仲仁来言，初中语文课本经数人看过，各有修改意见，最好集三位原编者共同通读，定其然否……从第一篇起，由余朗读其课文，并及注解、提示。遇有可商处，即停止而细商之”。

一起讨论有助于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所以叶先生说“此稿余已看过数回，今在通读中，又颇发见其未安。集思广益之效，诚足深信”。

叶圣陶把一起参与书稿讨论当做培养新人的重要途径，其日记中对此多有记载。1952年3月20日“上下午俱修改语文课本……且如是同斟共酌，凡与其役者俱有进境。提高业务，此为正轨”；一位新参加工作的梁君向叶圣陶表达了自己的收获，“前数日参加初中语文编辑之梁君语余，谓连日共商改教材，于彼颇有益处，与仅凭稿端批改、字条达意者不同。余闻其言亦复欣然”。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的办法，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让我这样的刚入门的人受惠。

1950年12月，叶圣陶先生任人教社第一任社长

新人看着是过新日子，其实熏陶他的仍旧是人教社五十多年的老传统。老传统在工作行为上是旧模式，在过从交往上就是老人了。

老人里有几位令人念念不忘，岁数最大的当然是莘乃珍老师。听说早在四十年代，莘老师就在延安育才学校教书了。我生也晚，到小语室那么昝儿，她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不过莘老师有名望，人又严谨热情，所以即使是退休了，也还帮着室里编教材，我们见面的机会便不少。

莘老师老家在张家口，跟我的老家承德都算是塞外之地，工作上生活上，她常常提点我这个小老乡。很多年来，莘老师一直关注着低年级的拼音教学，并担任着拼音学会的理事长。

有那么一回，学会在海南开年会，一是评光盘课，一是理事改选，重要的是接下来还要去青海给老师做培训。南北奔走几千里不说，还要赴海岛、上高原，室里就得有个人陪莘老师。在小语室十二三个人里，就我算年龄最小的了，于是莘老师便让我跟了去。

莘老师德高望重，东道主对她的关照无微不至，根本也不需要我做什么事。非但如此，因为要去青海做培训，为了能让我讲好那一场，莘老师在整个天涯海角景区，不论是椰树底下，还是快艇上面，详详细细、反反复复地给我讲了好几遍拼音教学的注意事项，她的这次海岛游估摸着啥也没看到，同行的拼音报主编拍的照片里，都是莘老师跟我交流的身影。

莘老师讲的里面有整体认读音节拼读、拼音与国际音标关系、拼音查字法、儿化与轻声的教材处理、拼音教学策略等很多内容，若说音韵学、音系学，我也算是科班了，可要是把拼音和老师的教学结合到一块儿，不只是没经验，其实是根本就不知道。

莘老师的“一对一”培训之后，我们就一起到了青海。那次讲座的地方是小岛基地，为了给我壮胆，莘老师还专门坐在了下面旁听。在讲话的间隙，我偶尔会朝会场后的莘老师望一望，她戴着老花镜，头发如银，面沉似水，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于是我仍按着她教的、我的理解往下讲。

就这样莘老师远远地在台下，我紧张地在台上，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下午。终于在结束后可以问莘老师的评价了，她只一句话，“以后我不在台下，还是要这样讲”。那一年，我不到三十，莘老师已六十开外。

在老传统的陪伴之下，时间不知不觉地在一天天累积。慢慢地，室里来了更新的新人，而我也成了更新的新书的责任编辑。出去培训的日子更多了，可是与莘老师这样的老前辈见面的机会却更少了。直到我离开人教社到了中教集团，那一年，我三十六。

细数起来，我在人教社刚好十年。十年当然是时间，但十年这个数字却不是时间这么简单，没人能给谁十年，没人能再来十年，甚至没人能够计算这十年。十年里，我跟着很多人一起讨论课本的芳城园宾馆已经不再；十年里，沙滩后街55号院少了一家出版社，多了一家宾馆；十年前，我编语文课本，十年后，我的孩子用的是新的统编教材；十年前，人们惊讶编课标教材的人中有一个人和电视剧《亮剑》里的人重名，十年后，人们遗忘了电视剧竟然还有《亮剑》……

对我而言，十年当然是一个改变。年龄增长是一个人无法阻挡的自然变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一个读书的人，到成为编书给人读的人，则绝对是单位所给予的职业塑造和养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所与之过从的单位的历史、文化以及那些曾经的人与事，永远都是弥足珍贵、不可再来的重要元素。

今年，人教社建社七十周年了。与这七十年相比，我在其中的时日恰好是七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对于人教社而言或许本就无足轻重，在未来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小。可是对于我来说，人教社的历史既是背景，也是标尺，更是融为一体的血脉。

我们可以分出共存共生的时间比例，但却无法剖离分开固有的联系。我的十年永远无法改变，它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我们那样的在人教社的独特日子。而今，回想重温自己的七分之一时，或许也是对人教七十年的守望和纪念。

李云龙，2001年进入人教社工作，参与了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一下至六下的编写，为二下、四下两册的责任编辑。从2001年开始，另参与了钢笔字教材、铅笔字教材、部分教师教学用书、语文练习、生字生词卡片、词语手册、《试教通讯》、培训资料包等与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配套的材料的编辑和制作工作；在编写本国语文教材的同时，还于2005～2006年间参与了新加坡华文教材低、中年级教材的编写。现任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传媒部高级主管，副编审。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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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刘 可（实习）

编辑：周 丹

主编：吴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