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主有可能是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

翻开任何一本民主教科书，人们总是把诸多美好的价值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例如免于专制之苦、政治参与、个人权利的实现、社会的和谐、经济发展、高收入、社会公平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秩序作为目标的原因。不过，上述这些美好词汇只是对那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的描述。

尽管发达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民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些价值或多或少都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当人们离开教科书和西方发达国家，而把目光转移到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情况就不是像民主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理想，也看不到西方民主那样的情形，甚至刚好相反。在非西方社会，很多民主面临着无穷的社会冲突。近来的泰国、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

要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就要理解西方式民主的扩张过程。尽管世界各地近代之前存在过不同形式的民主，但西方民主成为主体之后，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传播开来。在人们把民主视为一种需要追求的价值之前，必须把民主视为是一种国家建构的制度方法。总体上来说，在一些时候，民主促成了国家的建构，但在更多的时候，民主是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

在两个历史阶段，民主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帝国解体之后，民主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政治形式。帝国解体之后，世界进入民族主权国家时代。在西方，在帝国的废墟上不仅产生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也产生了商人阶层和资本阶层。那个时代，精英民主对国家最具有建设作用。在国际层面，西方确立了主权原则，承认各个国家的主权，并且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一个主权国家不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使得各主权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在国内，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者也能经常达成政治妥协，实现精英民主。简单地说，君主为了统一国家，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必须寻求商人的支持。国家的统一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民族市场，因此也符合商人资本的利益。商人资本一方面出钱支持国王的国家统一大业，同时也担心国王会侵害和掠夺他们的利益，因此要约束和限制国王的权力。议会、法治、财产权等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西方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阶层互动的产物。

西方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原则，不仅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上经常导致冲突和暴力，更成为后来后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建设不可克服的障碍。

对国家建设而言，民主具有建设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在第一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在这第二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非西方社会。在反殖民地过程中，民主扮演了整合和团结的作用。如同西方社会，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也表现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特征。反殖民地表明，这些不同民族都面临一个外在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者。这促成了一些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各种民族的联合，在反殖民地过程中，建成多民族国家。

“非自由民主”是历史过程

在这两个时代，所谓的民主都是精英政治，民主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主权国家时代的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为精英政治，选举权仅仅限于少数社会群体，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例如存在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族群限制（少数族群没有选举权）等。西方学者现在经常把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描述成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以区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民主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也是非自由民主。所谓的“自由”仅仅限于少数人之间，也就是精英之间。在反殖民地运动阶段里，民主也是精英政治。事实上，大多数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政治精英，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民主主要表现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土精英，和西方宗主国精英之间的冲突。当时，本地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并不高，属于动员型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人民是被动员进入民主政治过程的，而非像西方国家那样，商人资产者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动员型民主的这一特征，也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留下了负面的遗产。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反对殖民地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向往、赶超西方国家等等。问题在于，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不能持续多久。当民众开始追求西方国家人民所具有的民主价值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理由很简单，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

今天，不管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的民主现状如何，民主已经俨然成为各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主要原则。但从冷战结束以来，民主的现状来看，人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案例，民主所发挥的更多的是解体现存国家，而非建设国家。我们现在面临这样几种主要冲突情形。

导致内部的多元冲突

第一，民主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最显著的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和东欧国家版图的变化。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激增，也导致了无穷的民族冲突。民族主义的冲突一直和俄国、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紧密相关。从乌克兰等国家的现状来看，这样的冲突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政治和族群、宗教之间的冲突。族群和宗教经常成为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组织的单元。在中东等地方，这种情形非常明确。民主化就导致了以族群、宗教为单元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埃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为世俗化了的政治群体，和宗教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土耳其也是一个例子，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第三，阶级斗争和冲突。阶级斗争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所说的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者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崛起之后和资产者之间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如果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民主政治就会走向乱局。西方的经验是发展各种妥协机制，来调和阶级矛盾。最为成功的是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塑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在后发展中社会，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即富人和穷人，并且穷人占大多数。在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失灵，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无穷的阶级冲突。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都会把民主称为“人民的力量”，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而于国家整体利益不顾。泰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四，阶级和民族的再造及其所导致的冲突。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于是乎，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纷纷构造起民族来。台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少数原住民，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但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政治人物也可以把他们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而且所动员起来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并不亚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香港正在民主化，但也出现了类似于台湾的趋势。实际上，“民族”的概念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政治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如果这样，冲突就会无穷无尽。

如果“民族”可以塑造，“阶级”也可以塑造。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流动激增，很多外来移民经常成为新的阶级。一旦涉及到民主政治，本地人和外来人的冲突，也经常会变得不可避免，原因很简单，民主意味着“本地人”，而全球化下的社会流动则意味着“外地人”。

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前面两个阶段（即帝国解体之后和反殖民时代）不同，现在的民主都是大众民主。客观地说，后发展中社会尽管并不具备西方那样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在民主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西方，即大家都是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在民主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去重复西方的道路，即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和身份限制等等。

也正是因为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民主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创造了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条件。在动员人民的过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恶”方面表露无遗，民主无一不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实际上，传统的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些假设已经不灵。传统上，人们假定在民主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能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政治人物，从而做出理性的决策。但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员才成为被动的政治人，做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总而言之，民主政治在当代国家建设或者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民主政治的争论和反思。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民主是否是当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工具？除了少数几个例子，人们只看到民主在解体国家，而并没有看到民主所带来的制度建设成就。第二，各种专制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大众民主也同样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呢？

（文章来源于早报网，作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