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加坡的中国访问学者里，蔡定剑看法可能最中肯

新加坡眼按：回首看近十年前蔡定剑先生这篇文章，仍然佩服他的真知灼见。他在新加坡的四个月观察，已经透过现象看到一些本质。

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

记者 郭宇宽 首发于2006年《南风窗》杂志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之邀做访问研究，得以对新加坡的制度亲历考查。回国后，他撰文总结考察成果，认为国内官员、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经验其实存在很大的偏颇和误解，对人们了解新加坡产生了相当大的误导。

为此，本刊专访蔡定剑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经验。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国干部被送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对新加坡的兴趣是从何时产生的？

蔡定剑(以下简称蔡)：过去我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确实有大量中国官员去新加坡考察，但他们中大部分告诉我们的新加坡让人不可理解。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但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对新加坡都很羡慕，很多中国人都想去留学，或者以各种形式移民去那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困惑，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吗？

这些问题实在想不通，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专门去考虑它，直到有了2005年这次机会真正近距离地观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观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觉我们确实一度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他们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清廉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的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没搞清楚。

《南》：对于新加坡的误读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新加坡奇迹本身没有我们传得那么神，还有一种是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后一种，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就感觉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他们告诉我居然大多数都是政府盖的。这些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而且由政府来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使用水平，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对我来说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的竞争性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州工业园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保持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南》：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传递、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蔡：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量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很不负责的过滤的，所以我这次在新加坡本来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回来却写了一篇极不学术的文章。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有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对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以后，我觉得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总体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年薪，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南》：关于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一说您怎么看？

蔡：新加坡确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现在它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跃的反对党存在，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不过这些反对党合法地以谋求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会震荡，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选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

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他们自己私下也承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比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方面，还有利用媒体舆论，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进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新闻界确实也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公开答辩这种方法来解决。另外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有一次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李显龙和地产商之间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积极调查、主动公开，坦白地告诉大家，李显龙买房子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对他的传闻很多，于是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还是让他辞职了事。

而且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多年以来的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仅是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究竟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了这样廉洁俭朴的作风，才能持续地赢得选举，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才保持了廉洁俭朴的作风，无论怎么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南》：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但前几年又听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您的观点倾向于哪一种认识？

蔡：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核心的东西应该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都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好像你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传统和价值观有没有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呢？

蔡：当然也有，如果说儒家文化在政府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以我的观察，“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标榜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来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组织，不过他们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优秀的人，比如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这时候就会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训？

《南》：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一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新加坡教训？

蔡：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办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原创精神。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钱，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

竞争力，这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患，他们自己也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会很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型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执政经验”，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有普适性，最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比不上中国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国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政府的权威，却忽视了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选民支持，通过议会选举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些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危害非常大。这样下去没有学到新加坡的精髓，却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糟粕，如果我们及时反省还来得及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