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加坡，收割一个时代

新加坡就像一个踩中了风口的创业公司，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够从投资新加坡中获益，有待观察

文｜刘以秦顾翎羽陈伊凡

编辑｜谢丽容

从地图上看，东南亚岛国新加坡像一颗钻石。这里也被称为“财富之城”，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仅有728.6平方公里、568万人口的新加坡，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上海市区（781.0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仅和广西玉林市相当。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四个小时就能够抵达新加坡。

中国人对新加坡既熟悉又陌生。不少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了解来源于前任总理李光耀，以及新加坡严格的律法——在新加坡不冲厕所属于违法行为。

新加坡在国际上的重要位置来自它发达的经济。地理位置优越，是全球重要的航运和港口中心之一。此外，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中国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有约三分之一的世界500强公司的亚太总部都设在新加坡。

过去一年，“去新加坡”成为中国创投圈的热议话题。去置业，先安家。新加坡房产中介陈先生在今年5月开出了13笔交易订单，其中一单包含20套房产，客户全部是中国人，有几个客户连房子都没看就直接签约。找他订房的客户有不少来自上海，他为此还学习了几句上海话。

新加坡人邬润宇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现在是中国新加坡商会上海副会长。他告诉《财经十一人》，近来向他咨询去新加坡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从新加坡起飞，两个小时即可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或越南胡志明市。在许多公司决策者眼中，把新加坡当做通往整个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再合适不过。

不少人看到了这个机会。

今年6月，生物医药公司中国科兴集团计划投资20多亿新加坡元（约100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设立科研设施和国际商业总部。今年5月19日，台积电宣布将在新加坡投资10亿美元建厂；5月20日，中国新能源汽车蔚来在新加坡交易所敲钟上市。再往前，今年3月，电器品牌戴森宣布将全球总部迁往新加坡；2月，中国知名跨境电商平台SHEIN（希音）将公司控制主体变更为新加坡公司，创始人徐仰天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财经十一人》综合多方采访发现，当前中国公司选择去新加坡主要有三个原因：开辟东南亚以及更大的海外市场；避开中国市场激烈的竞争；享受新加坡的法律环境和税收优惠。

种种因素下，新加坡已经成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投资市场。新加坡就像一个踩中了风口的创业公司，估值一夜大涨，追捧者众多，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够从投资新加坡中获益？

有人嗅到了新机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不少客户在谈论去新加坡的可能性，一位国内头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告诉《财经十一人》，他们决定去新加坡开设办公室。

因为感受到了趋势变化，一些投资机构和律所开始筹划去新加坡。今年5月，李嘉诚旗下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便于投资那些想在整个亚洲市场扩张的创业公司。新加坡是维港投资在中国香港以外的首个办事处。

邬润宇20年前在一家美国公司担任亚太区总裁，他和欧美企业的高管接触频繁，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欧美公司想进入亚洲市场，新加坡是第一选择，因为新加坡与西方国家文化接近，营商环境相对更好，各方面设施齐全成熟。

今天，他和中国企业高管沟通中的观点认为，新加坡仍然重要。“中国企业想出海，最好的第一选择就是新加坡。”理由是，新加坡华人占比数超过一半，语言沟通成本小，还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要求和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

中国创投圈尤其青睐新加坡。跃为资本董事总经理李明达今年初回到新加坡，他的家人在新加坡，在中国发展几年后，他选择重新开始经营在新加坡的创投圈。

图：视觉中国

李明达发现，几乎所有中国大型投资机构都在关注新加坡的机会。

此时来新加坡的中国投资人有三类，第一类是考虑投资市场。受到去年中国教培行业整顿的影响，许多投资人开始担心中国的监管政策会影响其他行业，认为现阶段海外市场或许更适合投资。

第二类是看中了新的商业机会。在新加坡，出门不可以只带智能手机，这里的人们习惯用信用卡支付，也有不少公司提供移动支付App，但都没能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甚至在这里叫网约车，也是刷卡或现金支付。这些是新加坡目前尚可挖掘的现成机会。

网约车、外卖、电商、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服务已经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落地，但体验都不算好。新加坡的外卖骑手骑的是自行车，配送时长难以保证，遇到下雨天，几乎叫不到外卖，配送费也相对高昂。

新加坡的主要电商平台是腾讯投资的Shopee（虾皮）和阿里巴巴控股的Lazada（来赞达）。新加坡寸土寸金，很难容下电商供应链里的大仓，顾客在电商平台购买的产品，大多要通过跨境物流收货，出关、入关导致时效性较差，物流成本也更高。由于电商平台没有形成供应链优势，很多时候价格都比在品牌方的官网售价更贵。

新加坡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达7.28万美元，有足够强大的消费能力，但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充分挖掘这里的市场。在新加坡的社区里，早已出现了社区团购模式，基本都是由中国人发起，一个小区一起在淘宝上购物，再一起走海运物流运过来，这样能省不少钱。

熟悉并掌握中国互联网行业打法的人们，迫不及待想来到这里施展拳脚。2020年，包括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在内的多家中国科技公司，都开始在新加坡设立新的分公司或是扩张规模。

投资人闻风而动，“（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很难找到孕育新巨头的领域了”，一位投资人告诉《财经十一人》。

不仅如此，自从元宇宙概念走红之后，Web3.0、区块链，虚拟货币等领域也跟着水涨船高。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或多或少都有相关政策限制。放眼海外，不同国家和市场对这些新兴领域的法律要求各不相同，开放的国家屈指可数。

“华人世界中最拥抱元宇宙相关产业的就是新加坡。甚至有一些在美国市场都受限制的业务，在新加坡也可以做。”前述律所合伙人说，“可能瑞士、瑞典也很开放，但是离中国又太远了”。

第三类则是更多考虑个人因素——通过投资移民。由于近年来想移民去新加坡的人数大涨，新加坡政府迅速提高了移民门槛。过去购买一套房产就可以办理移民，现在则要求在新加坡当地开设公司，解决当地就业，以及缴纳一定税额。

新加坡敞开怀抱

中国人想去新加坡，新加坡也在积极主动吸引中国公司。

多个考察过新加坡市场的公司人士或对接此类业务的人士接受《财经十一人》采访时几乎都提到，在新加坡开公司非常简单。前述律所合伙人在今年3月时，介绍一家中国公司来新加坡开设办公室，只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全部办好了。

一家芯片公司刚刚在新加坡注册落地。该公司创始人提到，新加坡政府会主动提供园区以及租金补贴，还会提供便宜的法律、会计的服务。“最近新加坡还在推出一个计划，科技创业团队的优秀人才，可以每个人有5万新加坡元的补贴，我们也准备申请”。

谢采含是新加坡交易所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她告诉《财经十一人》，新加坡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支持华人企业。中国企业上市途径的选择很多，过去并不太愿意选择新交所上市，新交所试图主动物色一些优质中国公司，来打开中国市场。

中国电动汽车明星公司蔚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

2022年5月20日，蔚来以介绍上市的方式登陆新交所。一个月内敲定、两周内落实中介、直接进入尽调流程。谢采含透露，新交所和蔚来在今年初才开始接触，到上市成功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其中监管审核只用了两个月。

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她认为，原因首先是蔚来具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且非常熟悉国际资本市场操作。“其他公司一开始最关心的还是新交所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但我第一次见李斌，他就告诉我们如果蔚来在这里上市将给新交所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在此基础上，新交所的独特规则为蔚来打开了快车道——由于蔚来已经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了，有些尽调工作就不需要再重复进行，新交所的监管审核也可以依托一部分在另外两个市场做的披露。语言和文化上相通让新交所能持续与中国的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这是一场“双赢”。蔚来上市之后，包括后续对接政府部门、产品在东南亚的推广、国际机构和投资人的引荐等，新交所还在持续提供帮助。而对新交所来说，在蔚来之后，其不仅吸引到了大批有意回流的中概股公司的问询，同时还引起了东南亚独角兽企业的关注。

长期以来，新交所被认为资金池子小、流动性有限，与中国香港交易所相比，后者目前有近3000家上市公司，新交所目前只有700家公司。谢采含坦陈，新交所最大规模企业在中国香港也排不到前10名，但优势在上市流程方面相对简单、速度快，且投资人较为国际化，因此更适合一些已经在发达国家司法管辖区上市，且有意发展国际业务和东南亚市场的企业二次上市或介绍上市。

目前，新交所700多家上市企业中，来自大中华区的企业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15%。近期涌入的中国企业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美股退市风险走高，寻求其他平台避险、资金多样化的中概股；第二种是有意进军东南亚市场，看重新交所在东南亚地区和国际资金间的连接角色。

无论动机如何，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上市，大多是迫于选择有限；如今来到新加坡，这些企业更多是在国际化的发展中，主动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融资平台。

不过，就目前来看，去新加坡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和投资人来说，还处于“考察”状态。李明达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在说“要去”“想去”，但真正来了的人并不多。

通过观察已经去新加坡的人和公司，或许可以帮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们，更好地做出判断。

有人才但拒绝加班

无论是公司还是创投机构，要去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是招人。

新加坡政府规定，外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必须要有一个新加坡籍的董事。在中国香港和开曼群岛，则没有类似的要求。

2018年，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史军担任商汤亚太业务事业群总裁。史军是新加坡籍，2018年时，商汤还未上市，是科技创新型独角兽公司，也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欢迎的企业类型。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资源有限，但是有钱，希望能够战略性引进人才和技术。史军告诉《财经十一人》，新加坡提供了人才激励计划，如果外来企业招聘有新加坡绿卡的人才，部分人员成本由政府提供；如果招聘新加坡大学半工半读的博士生，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出。

另外，如果外来企业将区域性研发中心放在新加坡，还会有额外的退税，不只是针对企业退税，员工也能享受退税。此外，新加坡政府还会当“媒人”，介绍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交流合作。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史军说，新加坡由于资源有限，“输不起”，所以会对每一家外来企业做严格、深度的尽职调查，确保这家企业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发展的优势行业里的优势企业。

新加坡在政策层面确实为中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政策和人才激励政策。但现实是，中国企业招人委实不容易。

加入商汤之前，史军在美国和日本的外企工作过十几年。他记得，十年前，亚洲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最喜欢加班，现在，这项“荣誉”属于中国人。但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新加坡人的加班程度永远排最后一名。

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习惯是，准点下班，下班以后工作手机关机，周末绝不加班。

对于许多中国公司来说，员工不能加班恐怕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需要快速高效开辟一个新市场之时。

邬润宇还记得，30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新加坡的年轻人是愿意加班的，那时的新加坡也流行“奋斗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攀升，新加坡人更注重享受生活。

在新加坡，年轻人求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一起申请组屋吧”。组屋是新加坡的特色政策，20世纪60年代，李光耀提出要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出资，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廉价的组屋居住。到2008年，超过85%的新加坡公民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

新加坡年轻人没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既有人均高收入，又不用担心高房价，还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家庭、教育保障体系。现下安好，他们没有加班的动力。

李明达所接触的、已经入驻新加坡的中国公司都在大力度招人。但进展不顺。

中国公司更偏向于招在新加坡本地的中国人，但新加坡政府有规定，外来企业的员工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新加坡人，希望以此来解决新加坡本地的失业率问题。

新加坡的人才培养优势其实非常明显。新加坡有两所顶级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分别位于11位和12位。不仅如此，新加坡人申请常春藤大学或是考清华、北大都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

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美国研究机构波图兰研究所（Portulans Institute）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通过对国内环境、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保留等指标进行评估，新加坡在134个国家中位列第二，也是唯一跻身该榜单前十名的亚洲国家。对比之下，中国位列37名。

但新加坡培养的人才高度同质化。李明达说，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在新加坡创业的本地人中，大多是投行、咨询公司背景，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落到实际业务拓展和技术研发上，新加坡则并没有明显的人才优势，更多核心人才是中国公司从国内带过去的。

营商环境与文化冲突

李文卓是前美团闪购业务的运营负责人，先后孵化了美团外卖和美团闪购。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中国已经历过共享单车大战，而在这里他感觉是“互联网的荒漠”。此后他逐渐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烧钱补贴、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路数感到厌倦。随着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慢慢多了起来，他预感下一个爆发的机会属于新加坡。

李文卓觉得新加坡值得一搏。2019年1月，他揣著一张旅游签证只身来到新加坡，给自己定下目标，尽快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开始创业。当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尽办法劝国内的朋友过来发展，都遭到拒绝——除了想过来享受生活的人。

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在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起，新加坡互联网行业开始起飞，新加坡本土跨境电商Shopee等明星公司市值暴涨，从而开出高薪抢人。Shopee的一位前员工向《财经十一人》回忆，起初，Shopee在中国招聘程序员来新加坡对候选人英文有要求。渐渐地，英文要求和招聘门槛不断降低，“只要在国内大厂工作过都可以先来，来了新加坡再培训英语”。

此时，由于中国监管政策的调整，一批从事线上教育和加密货币的人主动来到了新加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佬”也好、普通工薪阶层也好，李文卓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带着淘金梦想来到新加坡。他建了一个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咨询群，仅仅凭借他自己朋友圈里的口口相传，很快就满员了。

这种火热一直持续到最近新加坡政府收紧了工作签证和永久居民的发放。一位新加坡房产中介人士告诉《财经十一人》，由于大量外来者的涌入，最近半年，新加坡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的成本都涨了20%-30%。“归根结底，新加坡并非一个移民国家——过来这里工作容易，扎根生活很难，想获得绿卡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人选择新加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加坡有亲切感，同属中华文化圈，生活中可以用中文交流，但真的来了，才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如想像中美好。

新加坡要求外来公司要有至少一名新加坡籍董事，许多中国公司试着招一个本地人来当董事，但又不希望他参与公司经营，只领固定薪水。矛盾由此产生。新加坡籍董事不断加码提要求，要求查看公司的具体信息和数据，要求更高的薪水。

有中国人去了新加坡，聊工作时提出，“加个微信吧”。大多时候都会被拒绝，新加坡人认为，工作往来应该通过邮件，他们并不用微信。

投资人之间也会有摩擦。李明达说，新加坡投资人对中国公司非常感兴趣。中国市场广阔，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领先世界，也有大量先进的科技创新公司和新兴消费品牌，都是新加坡投资人想学习的地方。

他们想交流，但又怕交流，不愿意共享数据与信息。“新加坡人做事比较一板一眼，他们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讲武德”。

中国投资人除了看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报表，还会去深入调研，实地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大多数投资机构会把投资人按照不同行业来分组，让投资人能够深耕行业。但是新加坡的投资人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分行业，只看数据。

新加坡的VC（风险投资）圈里聚集了来自美国、欧洲、日韩、中国的各路投资人，但他们之间又存在博弈。例如，日韩投资人不看中国人的创业项目，中国的投资人也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投资；新加坡本地公司更愿意接近中国台湾的投资人，觉得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投资人“进攻性”太强。

一直以来，新加坡营商环境都是典范，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新加坡在全球19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二，与上一年相同，仅次于第一名的新西兰。

但是优秀的营商环境不代表对每个人都友好。很多人公司和投资人在新加坡都会遇到“水土不服”，到了文化更多元，营商环境还不如新加坡的东南亚其他国家，挑战更大。

新加坡能统筹东南亚？

不少中国公司看中新加坡，是认为新加坡还具备一个重要功能——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目前东南亚地区人口数量超过6.5亿，是除中国、印度之外人口最多的区域市场。

中国商人汪晓明在菲律宾有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他很早就决定要去新加坡开设办公室。2019年时，他曾去新加坡考察，还没等他决定是否要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新冠肺炎疫情就来了，出国变得麻烦。

到今年，他不想再耽误了。他认为，如果把东南亚看作一个国家，新加坡就是首都，整个东南亚的资金和人才都会向新加坡聚集。而且从新加坡去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都非常方便，相当于在中国不同城市间往返。

东南亚代表性科技公司是Grab，Grab相当于东南亚的滴滴+美团+支付宝，业务包含网约车、外卖、酒店预定和移动支付。这家公司是不少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了解的明星公司。

史军对Grab很熟悉，他认为Grab是典型的美式文化公司，创始团队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他认为这样的公司很适合来新加坡。

Grab成立于2012年，最早是一家马来西亚公司，主营业务是适合马来西亚本地习惯的摩托车约车服务，后来发展到网约车以及其他业务。2014年，Grab获得淡马锡投资，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淡马锡是新加坡国有控股的投资机构，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投资，将优秀的企业吸收进来，再推向全球。

目前Grab的业务覆蓋了东南亚八个国家。但并不是简单的业务复制、扩张。在不同的国家，Grab的管理团队都是独立的，不受新加坡总部的直接管理，每个区域都有本地的CEO。“因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监管政策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家公司，也无法统一管理。”李明达说。

史军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把新加坡的业务模式直接辐射到东南亚，“不切实际”。

史军提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和业务各具特点，在其他国家不宜完全照搬在新加坡拓展业务的模式，需要在本地市场了解客户需求，提供针对性产品和服务。

一位在东南亚发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高管提到，新加坡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完全不一样，在新加坡，上班族几乎每天都西装革履，但是到了越南、柬埔寨，“他们看见你穿西装，都不想跟你交流，那边会更接地气一点，去那边出差我们都会尽量穿得随意一点”。

2022年2月18日，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区莱佛士坊，午休时段外出的上班族们。图：法新

汪晓明也认同，从新加坡很难辐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但他仍然认为，“如果要做东南亚业务，肯定是要去新加坡的。”

在东南亚，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国家，很多本地人甚至连信用卡都没有，这也意味着没有信用记录、消费习惯等相关数据，擅长做大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难以发挥技术优势。

汪晓明的公司做的是类似“花呗”的服务，给本地用户提供消费贷款。一开始要做地推，他从中国国内挖了美团的人过去作为核心骨干，再从本地招人组建地推团队。地推工作要快速起效，就需要加班。他也遇到了本地员工不愿意加班的问题。

他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你要找到对的人。”他采用严格的淘汰制，每次招100个地推员工，制定严格的KPI标准，“完不成就走人”。最多的一次，100个人里只留下了15个人。

但是如果不去新加坡，就招不到高端人才。他明白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把菲律宾的业务搬到新加坡，他决定即将成立的新加坡总部不涉及具体业务，只做技术研发。“你如果从国内招人，跟他说去菲律宾他肯定不愿意，但是去新加坡就不一样了。”

机会和掣肘

今年2月，来到新加坡三年，即将40岁的李文卓决定正式开始创业之旅。

李文卓的创业产品Slash是一款创作者工具，简单来说，就是为想要进入Web3.0的人提供自己创作和交易NFT（非同质化代币）的平台。新加坡已经是Web3.0创业中心，包括Coinbase（比特币公司）、FTX、a16z（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等全球头部Web3.0企业已经选择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和发展中心。

新加坡经济协会（SEE）副主席李国权在今年6月提到，新加坡国家很小，在金融创新跟科技创新方面，必须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以区块链、元宇宙和Web3.0技术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专门提供了“监管沙盒”政策。“任何在现行法律架构不能够容纳的，或者暂时无法完全满足监管单位合规要求的金融创新，我们都会允许这些企业和新创项目在新加坡进行试验。”

李文卓的平台需要大规模用户，才能变现。然而，即使新加坡有大量Web3.0可能落地的场景，李文卓表示，Web3.0依旧只是一个极其小众的赛道。他预计，在三年内，他的创业都会无比艰难。

“因为实在是太早期了。”在接受《财经十一人》采访时，李文卓多次流露出对Web3.0的长期看好和对当下现实骨感间的矛盾。他试图为公司寻找融资，但是接触到的投资人都在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发币？”

这是一个暗号。发币，在币圈相当于提前IPO（首次公开募股），对资方来说意味着可以退出，这大大缩短了传统IPO退出获利7年-8年的周期。但是，对李文卓来说，这种做法和他的创业理念相悖，他不想赚快钱。

他认为，新加坡的Web3.0创业者至少有四个区别于北美地区的特点：一是这些创业者中多华人，“很多是国内币圈出来的人”；二是创新有限，主要商业模式还是集中在游戏和金融科技；三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相对欠缺，这也与东南亚地区资本市场尚待发育、退出机制不完善有关，和北美地区公司单笔融资可达数千万美元不同，这里的融资金额可能只有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不等；这几点又导致了创业者们的共识不足，相当多的人都抱有“捞一把”的目的。

他的一个悲观判断是，从今年春天开始的这种创业热潮也不会持续太久，受制于技术发展和落地场景的不健全，接下来1年-2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普遍衰退，新加坡Web3.0的创业也将进入一个冷静期。

除了Web3.0，半导体也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产业。

今年，王洋（化名）和他的创始团队计划将公司设在新加坡，该公司从事半导体设备研发。

“对我们来说，设在硅谷是最方便的，因为家都在那里。”王洋说。但出于政治因素考量，不论是在美国，还是设在中国，都可能会受到来自政治环境的限制。

新加坡是最优的选择。不仅不用担心货源限制，还有政策支持和现成的厂房。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电子研究所（IME），这个机构是新加坡政府和国家大学赞助成立的，从事微电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一些开发项目与企业联合，还有一些项目直接服务于企业。

例如，一些企业加盟IME，组成一个联合体，一起来改进某一项技术。这段时间，一批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厂，包括惠普公司将芯片设计中心引入新加坡、意法半导体在新加坡建立生产基地。1987年，特许半导体在新加坡成立，一度是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1994年，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集群发展基金，由政府负责管理，用以支持目标项目，推动产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IC设计、晶圆代工、封装和测试诸多环节，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生态。

过去数十年，包括英飞凌、ST、美光等全球半导体大厂纷纷选择在新加坡设厂。根据新加坡半导体工业协会统计，半导体业作为新加坡电子领域增长最快的部分，2021年产值同比增长30％。2018年新加坡半导体行业协会称，新加坡已经占据了全世界半导体设备约四分之一的出口份额。

但对于王洋来说，在新加坡建厂的整体成本可能会很高，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反而是建厂更合适的地方。“新加坡本地人到金融行业的比较多，在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员工很少有新加坡本地人。”他告诉《财经十一人》。

与一般认知不同，新加坡的优势产业不仅有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亦是其一。纵观历史，新加坡历次产业转型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这有效扭转和延缓了“去工业化”进程。

2016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的计划和政策，意图在新国际经济形势下重塑国际竞争力。此前，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新加坡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电子信息业、化工、生物医药和海事工业等正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内忧外患之下，产业必须向高端和数字化转型。

上海市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纪慰华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宁曾在2020年撰文，概括了新加坡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它们包括：发挥政府主导力量，从国家层面全力支持；借助跨国公司和全球网络，搭建开放式创新体系，提升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小微企业打造优越的发展环境，尤其是优越的融资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纪慰华和苏宁认为，虽然这种模式高效、聚焦、务实，在极短时间内就奠定了新加坡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但新加坡长期以来依靠外资推动、借助跨国公司力量的做法也导致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本国原创技术较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