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台、捞鱼生、胡姬花…… 新加坡正准备为这些东西申遗
作者： 许翔宇 刘钰铃
新加坡建国历史不算长，几年前加入申遗行列以来，成绩单颇有亮点。
2015年，新加坡植物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前年12月，小贩文化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时隔一年多，新加坡准备为第二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申遗有什么价值和目的？新加坡为什么再次申遗？申遗的争议是否在所难免？
本期《实况报道》邀来国家文物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史爱好者及学者，一一分析。
新加坡再次为“申遗”铺路，正朝着敲定提名项目迈开第一步。
国家文物局下月将展开网络调查，就宣布的10个有潜力提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项目，征询约1000名公众的意见。访问对象的采样将具有人口代表性。
无论哪一个项目获选，受访学者和文史爱好者认为，鼓励新加坡人重新认识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习俗、技艺及知识，加强对自身多元文化身份的自豪感，进而对保护和传承下功夫，才是申遗延伸出的最重要意义。
文物局为筹备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遗，上月初公布首10个候选名单项目：歌台、妆艺大游行、农历新年捞鱼生、马来传统歌谣（Dikir Barat）、胡姬花培植、娘惹珠绣与刺绣、大宝森节，以及本地华巫印各族群的生育礼俗、糕点（Kueh）的制作和共享习俗，以及传统医疗法。
该局之后将评估调查结果，以及研究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个别项目拥有的支持度、过去和目前及未来的保护措施，以及是否有一群活跃的传承人，最后才会敲定提名项目。
对于为何再度申遗，文物局发言人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在2018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申遗工作是履行缔约国的部分责任及义务。
“我们希望通过提名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新加坡对维护该项目的决心，展现它对本地民众及新加坡的重要。此外，申遗成功也能促进一股自豪感，团结不同群体及阶层。”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政策与社区）陈子宇说，文物局下来除了敲定提名项目，也希望让新加坡人更了解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护及传承有关的技艺和知识。”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执委尤祥瑞，是今年“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评估团成员。他认为，新加坡国小，若获得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认可，有助新加坡更好地向人民及全球各地介绍本地的文化遗产。
“随着信息通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自思想和风俗相互交流影响。我的担忧是，新加坡人会逐渐遗忘自己的文化遗产。”
尤祥瑞指出，早年先辈带来各自的风俗及文化，如今已发生了不少演变，加上本地多元社会中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新加坡的确有别具特色的事物可展现给世界。
“从确定入围名单，到多数人达成共识选出提名项目，整个过程可以让人民更了解本地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激发人们的兴趣，鼓励大家保护这些知识和记忆，薪火相传。”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成功申遗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国家身份认同及自豪感，并且带动旅游业。申遗成功也说明，新加坡能为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申遗的过程可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身为新加坡人，以及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在本区域和全球，拥有怎样的身份认同。”
申遗成功不代表新加坡“独有”
多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课题，不时引发不同国家人民的口舌之争。这些争端往往涉及某个申遗项目的起源，人们各执一词，又或是申遗项目在不同国家存在相似的“版本”等。
例如，2013年，韩国以泡菜成功申遗，引起中国网民不满，指泡菜源自中国；2016年，韩国以“海女文化”成功申遗，拥有类似文化的日本，一度出现民间的反弹声音。
新加坡几年前准备为小贩文化申遗，也引发一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民争论两国小贩食物和文化的优劣。
针对新加坡此次申遗会否再次掀起争议，文物局发言人说，新加坡提名项目申遗或申遗成功，并不表示新加坡对该项目“占为己有”，也不意味它源自本地，或新加坡的“版本”最特别或正宗。
“我们承认本区域有不同的街头美食或小贩文化，就好像比利时成功为啤酒文化申遗，而欧洲多国和世界各地也存在啤酒文化的情况一样。
“提名项目或成功申遗，意味项目受认可为世界多元文化一部分。这有助增加项目的能见度、在国内外提高人们对项目的了解和欣赏，展现申报国对项目的重视，具有实践及传承它的意愿。这凸显该项目的重要，以及后代人继续维护它的必要。”
至于未来会否每隔一段时间申遗，文物局表示会继续研究有潜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一旦决定提名，必定会咨询主要利益相关者，争取民众支持和进行公共咨询。
歌台唱响草根文化
21岁的陈翔出道歌台约四年，已凭稳健唱腔和台风，成为福建歌小唱将。在如今本地歌台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像他这样20出头的本土年轻歌手屈指可数。
陈翔原名陈伟强，目前是义安理工学院学生。由于父母忙于工作，陈翔从小由阿嫲刘亚宝（78岁）带大。阿嫲常在家中播放福建歌，也会带着孙子看歌台。陈翔耳濡目染，七八岁就会唱《爱拼就会赢》，从那时萌生唱歌台的梦想。
他在中四那年鼓起勇气通过面簿联络歌台艺人王雷，请教如何闯入歌台界。王雷在2018年正式收他为徒。
陈翔认为，歌台是本地的草根文化，流传至今具有一定的韧性，值得人们保留和传承。“歌台观众一般五六十岁以上，若要以他们最亲切的方言，最接地气的方式传达信息和娱乐他们，歌台是最好的平台。”
歌台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出现在新世界、快乐世界和大世界等游艺场。当时除了有歌星驻唱和乐队伴奏，还会穿插谐剧表演。后来中元会为吸引年轻人，也在中元节庆典引入歌台演出，农历七月歌台的传统，逐渐取代传统的酬神戏。
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讲师王奕扬博士在研究本地中元节文化过程中，对歌台颇感兴趣。他认为，歌台列入申遗候选名单，显示新加坡正挖掘不同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探索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这也提醒人们，新加坡虽是年轻国家，仍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
歌台粗俗？学者：文化形式不同而已
有些人认为歌台文化粗俗，不适合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新加坡，对此王奕扬认为，歌台与任何表演形式一样具有不同风格。有些就像电视台的综艺节目，有的会出现语带双关的笑话，但这未必等同于粗俗。
“认为歌台粗俗的人，可能是担心新加坡无法在国际上呈现‘完美’形象。我们有时或许太刻意包装自己，太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任何社会里总有不同人在做不同的事，我们应认同及传扬多元的文化形式及风格。”
传统医疗法 家族在传承
马赫什专从印度喀拉拉邦进口传统阿育吠陀药方，他认为阿育吠陀和中医药药材有不少相似之处。（严宣融摄）
创立于1932年的Malayala Ayurveda Vaidyasala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阿育吠陀医疗中心。马赫什（Mahesh A，53岁）是中心传承人，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向父亲学习制作传统阿育吠陀药方，并在父亲去世后接手医疗中心。
马赫什难忘与父亲一起制作传统阿育吠陀药方的场景，图为8岁的马赫什和父亲在诊疗室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阿育吠陀（Ayurveda）是印度古老的医疗体系，认为人体是由土、水、火、空气和空间五大元素组成三大能量，即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法（Kapha）。马赫什说：“这些能量如果取得平衡，身体就会健康。阿育吠陀主张身心平衡的生活方式，教导人们根据自身体质，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维持健康生活。”
在2013年母亲过世后接手档口的西蒂（Siti Norhuda，49岁）主要售卖制作“佳木”（Jamu）的材料和佳木饮料。佳木是马来传统草药，常见原料包括姜科植物如姜黄。
西蒂说，档口由外曾祖母在上世纪30年代开设，而她至今仍保留母亲留下的食谱，也把佳木的制作方式传授给家人。
西蒂和马赫什都认为，各族群的传统医疗法有助改善人们的生活素质，他们所使用的药材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马赫什说：“在过去的90年里，公众能在本地找到阿育吠陀的足迹，这说明有一群人正在努力地传承。能够入围候选项目是对我们这些传承人的肯定，我相信只要把传统习俗传承下去，就能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菜捞鱼生含多文化元素
本地名厨冼良（右）和许国威上个世纪60年代参与改良鱼生，协助带动本地过年捞鱼生的文化。（受访者提供）
农历新年捞鱼生的习俗源自何处？这个课题不时在新马坊间热议。本地美食博客认为，各种缘由促成过年捞鱼生的文化成为本地具代表性的饮食风俗。
马来西亚2009年已将鱼生列入国家文化遗产。201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陈维政倡议鱼生可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簿贴文，引发新马两地民众热议。2019年，时任马国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又呼吁将“人日捞生”列为马国国家文化遗产。
新加坡美食博客郑春茂（Leslie Tay）医生约10年前在收集各方资料后，撰文追溯鱼生的历史。他认为，鱼生虽不是本地“发明”，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让捞鱼生文化在新加坡发展成今日面貌。
这包括上世纪60年代，合称本地饮食界“四大天王”的冼良、许国威、刘育培和谭锐佳改良鱼生，让鱼生变为酒楼菜色。他们也各自推广，使得鱼生成为广受欢迎的年菜。刘育培和谭锐佳已过世。
七彩鱼生成为贺年风景
龙凤大饭店的许国威（83岁）说，捞鱼生的起源可追溯到早年中国广东江门，当时渔民以捕到生鱼来庆祝农历初七“人日”。这个习俗随着早期前来南洋的先辈流传到新马一带。在1950年代的新加坡，鱼生是街边档口配粥的小菜，食客得加糖、醋和油来调味。
许国威忆述，当年他与其他师傅针对鱼生的卫生、色泽和调味做了改良。他们也加入切薄鱼片、红白萝卜丝等10多种材料，开创出一道七彩缤纷、象征年年有余的鱼生。“七彩缤纷的鱼生推出后顾客反应良好，捞鱼生时相互祝贺的气氛，逐渐成为本地贺年的风景。”
他说，鱼生是一道具有中菜灵魂及本地多元文化元素的菜肴，当中可尝到沙爹酱的花生粒、罗惹中的芝麻、娘惹菜的柠檬叶，以及南亚菜系的玉桂和胡椒粉。
今年95岁的冼良对鱼生入围申遗提名项目感到欣慰。他认为，鱼生如果被选中并申遗成功，对推广本地菜式和饮食文化都是一种肯定。“捞鱼生不仅能代表本地的多元文化，各族群的人同桌捞鱼生也能体现多元文化融洽。”
马来产后护理他族也青睐
产后护理专家萨利姆（Salwa Salim，37岁）在12年前成立为孕妇提供产前和产后护理的Mummy's Massage，希望以此为保存马来传统生育礼俗尽一分力。
萨利姆的母亲和外曾祖母都是助产士，在马来西亚槟城长大的母亲常跟随外曾祖母到乡村接生，掌握了传统产后按摩及用棉布和传统草药“佳木”（Jamu）包扎腹部的技巧。萨利姆从小耳濡目染，对这些生育礼俗再熟悉不过。
据萨利姆观察，上述两种产后护理是最受本地女性欢迎的疗法。“按摩治疗师会帮妇女按摩，再把佳木草药泥涂抹在腹部，并用棉布包裹住，它有助于恢复身材，可改善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萨利姆说，越来越多非马来族妇女对这类疗法感兴趣，她有多达八九成顾客是华族、印族及海外人士。
“马来产后护理不只被马来人接受，不同种族的女性也能从中受益，它已成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希望更多人能关注这些习俗蕴含的意义。”
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研究咨询公司Ethnographica董事黄丽嫣博士，也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各族群的生育礼俗确实存在共同点和跨文化交流。她说：“公众已把这些礼俗视为我们文化习俗的一部分。随着本地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医疗保健的进步，这些传统习俗也被赋予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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