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世代刮起跳槽风

作者： 李思邈 , 梁伟康

陈光权曾在一家新加坡银行工作近两年后辞职，转到一家少过10人的保健起步企业担任软件开发员。（严宣融摄）

30岁的陈光权之前捧的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好饭碗。他在一家新加坡银行负责软件开发，薪水高、福利好、工作稳定。可是他受不了保守的工作文化，去年4月炒了老板鱿鱼，加入一个起步公司。

很多大辞职潮中的“弄潮儿”，相信能从陈光权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之前的公司规模太大，就算疫情推动着转型，但在这样的大机构，要彻底改变工作模式和文化相当困难。比如，他认为自己作为后端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在家办公，但公司不愿批，疫情期间也得去数据中心报到。

虽然公司当时也想尝试开发新软件，但摆在他面前的是好几个月的审批流程和换代不够快的软件系统。

他辞职后，找到的新工作还是做软件开发，但工作模式完全不同。在这家只有10个人的起步公司做的是保健程序，老板是新加坡人，总部设在澳大利亚，他和老板都没有办公室，大家分头在家里忙、线上开会。只要手上工作做完了，他的年假没有具体的天数限制，家里的办公桌椅也是公司添置，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自主性。

他说：“我辞职不完全是因为以前的工作太累，而是想要换个活法。新工作的工资高很多，也让我能长期居家办公，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变革。”

“大辞职潮”是时下的时髦词，许多职场调查都显示许多人打算在未来几个月跳槽。其中，有的是因为太疲累，有的是受困同个环境太久想要解放自己，但也有一群人是因为所处的行业工作机会多，要抓住机遇为自己做更好的打算，陈光权所在的科技行业就是如此。

除了工作机会，工作文化也有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组织与管理系副教授宋照礼说，新加坡既有东方社会把工作摆在第一位的工作狂文化（workaholic culture），也有西方频繁更换工作的跳槽文化，加上疫情是个催化剂，带动了这股跳槽风。

新加坡人力部数据显示，去年11月的整体失业率下跌至2.5％，恢复到病毒阻断措施以前的水平。（何炳耀摄）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助理教授陈家欣注意到，个别行业的离职情况较为显著，如医疗和服务领域。

她认为这个现象由多个因素造成，包括因工作和生活失衡而感到过劳（burnout）、在职场感到不公平待遇和缺乏工作意义。

她说，新加坡的职场普遍等级制度严格，但组织架构越来越平等，新一代职员对工作的期待也有所转变，更追求自主权、工作意义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疫情也促使员工更注重一些细节，如灵活的工作安排和有同理心的老板和机构。

随着这些变化将更加主流，陈家欣预测，职场会做出转变来顺应新时代的员工需求，以缓冲下一波的辞职潮。

不过，南洋理工大学高级副校长（行政）陈逸娜认为，新加坡多数职员较重视职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踏出舒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