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平庸——吴作栋力挺新加坡部长高薪制度

编者按：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部长的高薪水一直备受争议。不过前总理吴作栋却说：“部长的薪水根本不足够”。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本文详细讲述了吴作栋对于新加坡部长薪金的看法和思考。

2018年8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东南区市长宣布将投入20万新元推动更多社区项目之后，媒体记者就纷纷离开了职总大厦活动现场。大家都找到了新闻点；尽管没多大看头，这则社区拨款的消息也足以让他们交差了。其实，同个场合随后还有一场政治人物与基层领袖的对话会，会有好几百人出席。可是像这类活动，媒体也见多了，就连吴作栋亲自亮相也难以激起记者们的兴趣。更何况他也说过的，这种场合“我一般不会想要说太多”。这位政坛元老宁可将镁光灯和发言机会留给更年轻的议员。

一天后，本地新闻社交网站MustShareNews上载了一段音质含糊的神秘录音片段，附上文字解说：“吴作栋——剽悍的部长”。这段音频中，有个70岁的布莱德岭居民阿都阿兹向台上的议员问及政府要如何为年长者做得更多。他提出了两项建议：削减国防开支，让年薪百万的部长减薪。在场的吴作栋显然对这些建议不以为然，称之为“民粹主义做法”。他劈头就说：“我要告诉你的是，部长的薪水根本不足够，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找不到人从政了，因为连公务员赚的都比部长多。这些情况，你清楚吗？”他先问对方，再补充说，其实如今政府已经不敢再给部长一份优厚的薪金了。

吴作栋当时进一步说明：“对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100万是很大一笔钱。那你要从哪里找人来当部长？找那些每年只赚50万的人，那些一年只能赚到50万元的人吗？我找人当部长，难道对方要求超过50万年薪，我就不该用他了？那就只能吸引资质非常非常平庸、在外面连百万年薪都赚不到的人来当我们的部长。想想吧，这种情况对你来说会更好吗？或者最终对我们来说反而会更糟糕？”

这段录音曝光后，另一家新闻网站“网络公民”跟进报道，也请吴作栋对此作出回应。吴作栋办公室将吴作栋与阿都阿兹之间的完整对话文字记录发给对方，“网络公民”随即将之上载到网站上。吴作栋的言论在网上迅速传开，负面声浪铺天盖地。网络世界毫不留情地炮轰吴作栋，尤其狠批他把“只赚50万年薪”的人形容为“资质非常非常平庸”。整个事件偏又与部长高薪这个新加坡最不受欢迎的公共政策扯上关系，吴作栋的言论措辞形同公共关系里一次彻头彻尾的大灾难，堪称他自2011年退出内阁之后最严重的一次个人形象危机。

几天后，在国庆日当天，吴作栋发表了一则面簿帖文，对自己的言论作出澄清。他说：“我从不认为某个收入阶层的人民是平庸的，这也并不是我的本意。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人民。我从政的初衷就是为民服务。当了新加坡总理14年，我最关注的一直都是如何引领国家前进。而领导层是最大关键。在持续漫长的危机动荡年代，我毫不怀疑国人会挺身而出为国奉献，金钱不会是主要考量。但是如今是太平盛世，不需要降妖伏魔，个人的抱负、自由、隐私、生活方式等等，就会成为优先考量因素。”

面对舆论炮轰，这位素来对民间反馈坦诚以对的政治领导人，并未置身于论战攻守；他反而指出，这事在坊间引起热议，让他看到了 “一丝曙光”。“国人都懂得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从榴梿、服饰，到足球员、军事武器，全都一样。我希望国人愿意更深刻地思考，怎么做才能确保新加坡取得成功。”

他最后在面簿上说：“我欢迎多元看法甚至歧见异论。我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邀请这些人提供意见，也许就通过一场论坛吧。新加坡值得拥有最好的。”

接受本书访问时谈及此事，是吴作栋自那场风波后首次表态。他说这起事件引起的反弹他不感意外。“是我失言在先。我没有好好地把话说清楚。所以受到狠批也是意料中事。我其实想要说的是，如果内阁招揽到的人都资质平庸，那内阁自然也会变得平庸。遗憾的是我提到了薪金。不提薪金的话，光是‘平庸的人组成平庸内阁’这句话，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一旦我把这个说法与薪资挂钩，那所有收入达不到这个数额的人就会不高兴了。所以，我只能承受这样的后果。”

有意思的是，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将“平庸”的概念与部长薪金的语境挂钩。1994年，他在国会辩论《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时以总理身份发表开场演说，当时也提出了类似说法：“如果你准备接受一个平庸政府，不介意能力平平的阿陈或阿末来当你的部长或常任秘书，那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水平就可以以全国人民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大概一个月1500元。”

正因为吴作栋拒绝平庸，他制定了任内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也就此掀起了一场永无休止的两极化辩论，在新加坡平民百姓之间也看似难以达致任何妥协。而2018年，在相隔了24年之后的又一场“平庸”失言风波，只是再一次向他印证—— 关乎部长薪金这个棘手课题，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其尖锐性也丝毫不减。“这个课题，是永远没完没了的。”说着还略带几分认命的意味。

他不是要对自己留下的这一尴尬“遗产”推卸责任。尽管这块政坛上的烫手山芋在李光耀逝世后即失去了其头号布道师，可是吴作栋却是毫不犹豫地顺位而上，成了这场百万元辩论的下一名坚定卫士。他说：“这个课题，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赋以细心敏感的表述，让新加坡人了解，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金钱，而是在于怎么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反讽的是，1994年就部长薪金标准草拟白皮书，恰恰就是希望就此终结所有关于部长和公务员薪金的辩论。吴作栋在向国会动议批准部长薪金白皮书时，阐述了此举背后的用心：“今年1月，国会检讨了部长和公务员的薪金水平，使之更符合市场竞争标准。内阁资政在辩论时建议国会通过一个方程式，好让未来的薪金调整可以更直接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而不必每一次都仍需经过国会再行辩论。这个动议要辩论的正是这个方程式。”

李光耀在国会辩论时还发表了一场马拉松演说，他在总结时阐明：“我说我敢赌上我的经验、我的判断，来驳斥各方质疑所能收集到的种种论述。再过五到十年，当这个做法证实有效，新加坡拥有一个优质政府，人们必会广泛接受这条方程式，将它视为真知灼见。”

结果证实李光耀错了。正如政治观察家乔治·契连在《新加坡的缺憾》一书中形容，部长薪金标准“堪称这个时代最具杀伤力的唯一政治举措”：“正如批评者所料，它只能让人民对政府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讥诮嘲讽。”吴作栋也同意，这项政策的确让人民行动党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我们应该设法消除民间的冷嘲热讽，不光是通过逻辑思辨，更要透过我们的真诚、付出、表现和人情味，来争取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他进而补充：“要不然，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只会越来越难找到优秀人才从政。我担心的是，这个代价最终得由全体国人来承担。”

尽管一谈及部长薪金就会引发民间反弹，可是他相信行动党和人民之间就这项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识的。首先，出发点是要为内阁延揽最强大的团队。他说：“这个目标和民众的期待并不抵触。当然，‘最强大的团队’如何定义，就见仁见智了。”对行动党来说，一个人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党领导优先考量因素，抑或其最重要特质。

相反地，行动党在遴选人才时看重的是正直诚信、动机纯正、能持之以恒。党领导会对人选进行各种考验与观察，对其作出自身判断，查探对方的背景记录。候选人只有在过了这三关后才可继续进入下一轮考核，否则到此为止。吴作栋将这三大核心要素称为“否决要素”。三大要素通关后，才会考虑第四项条件——才干能力。简单地说，这个人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党领导在遴选部长时所重视的条件，我相信跟国人的思维想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府和人民对于部长人选应有的素质条件是有共识的。” 那分歧点在哪儿呢？“在于薪金。”他说道。“你能找到具备所有这些素质的部长人选。可是到头来你还是得端得出一份像样的工资配套，才能吸引到符合条件的人才进来。薪金问题是跑不掉的。”这么说来，关键就在于具备上述四大要素的人选究竟值多少价码。“价码多少?”他反问道。“你总不能就这么凭空随便抓出一个数字来。你需要考虑这份工作的职务范畴、必须承担的责任，所发挥的影响力，再衡量什么样的薪资水平才适当;然后再与其他也有类似要求的工作进行对比。”

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以新加坡六大专业领域的最高薪资水平为标准，制定部长和高级公务员薪金方程式。这六大专业分别是：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企业总裁以及本地制造商，而这些领域也是潜在部长人选的主要来源。每一门行业取其收入最高的四人，再以总计24人平均薪资的三分之二为标准。除去的三分之一象征着部长投身公共服务所付出的牺牲。这个方程式确保部长薪金能与市场标准同步调整，政府也就不必每一次检讨薪金配套就得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如果私人企业界高薪人员薪资上涨，部长薪金也会随之上调。当然，反之亦然。这项政策的确算得上是十分典型的行动党政府政策 —— 精准、高效、明确。

问题来了，其实症结也就在于这条方程式。这个深具竞争力的薪酬方案，新加坡广大人民愿意买账吗？保守地说，反应不甚理想。虽说私人企业界顶尖人员的薪资水平几乎总是居高不下，不过私人企业市场波动何其大，各行各业的顶薪人士也几乎是年年不同。政府部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部长却是可以持续几十年领着高薪。分析家乔治·契连巧用流行乐坛做了番妙喻，指部长薪金“与私人企业界薪金水平挂钩，好比在1990年代与‘西域男孩’齐名，2000年代赶上乔纳斯兄弟，到2010年代又能与‘一世代’并驾齐驱。”

换句话说，部长坐享向上偏误的好处，万无一失。吴作栋也承认部长薪金的确要比私企界总裁薪金来得稳妥，不过他也补充：“表现不好的部长也可以被撤换，表现不好的政党也可以被拉下台;就像失职的总裁会被开除、业绩差劲的董事局会被股东除名一样。”

吴作栋也披露，此事其实在行动党内部基层也让好些人不自在，包括老干部与新党员。李光耀于1994年还捎了封信给吴作栋，谈及党内元老林金山对此事抱着强烈的保留态度。李光耀同吴作栋分享了这位新加坡公共组屋政策幕后推手的说法:“就连林金山也在一场午餐饭局上说我不该将部长薪金与市场标准挂钩。我不得不问他，换作是今天，他还会不会义无反顾地放弃自己的事业转而为国为民服务? 当我李光耀都说连我自己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愿意为那些满腹怨气的人民服务，他也点了点头认同了。”

对李光耀来说，政坛元老那一代已成过去，不复再有。他于1994年在国会上曾经说过：“我们那一代的政治领袖，抱着坚定信念和满腔热血投入政坛，现在早成了恐龙，绝种了。”吴作栋也在议事厅里分享了同样的观察：“今天新加坡和平昌盛，区域内机遇处处，与过去民不聊生、政治社会动荡，为独立而斗争、挣扎求存，区域冲突不断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光耀和他的老战友们全是传奇。如果还能有年轻的李光耀、吴庆瑞、巴克、拉惹勒南、杜进才、王邦文，请你们站出来吧。那我们大可把白皮书扔掉。但可能吗？”取而代之的一代人已是迥然不同的面貌。吴作栋不无感慨地说：“国人以物质成就与看得见的实质回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才华有野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我们的体制必须承认这个现实状况。”

吴作栋那一代的领导层也深感不自在。他说，因为可以预见到民众的反应，大家也没对此事感到特别热衷或兴奋，甚至“有几位” 还觉得新订薪资过高了。“也有顾虑说民众也许会认为某些部长的表现不值得领取那样的高薪。我们是知道的，部长们也很清楚。他们对方程式和高薪资感到不自在，认为必定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就连吴作栋本身也觉得这场辩论让人不舒服。“要总理和部长公开谈论自己的薪水，是非常尴尬不好受甚至极为难堪的事。”他如此形容。“没人喜欢谈论这些，却又不得不谈。所以，最终只能由总理出面。即使这样，还是很棘手。”为了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道德制高点来公开谈论这个课题，他在国会上说，自己会在这一任会期内，或者四五年内，放弃加薪。“要不然，我的话就不可能让人听进去。”

这项政策在整个吴作栋主政岁月饱受批评，但民间反弹尚未到达失控的程度。直至2011年那场全国大选，在他引退并交棒给李显龙七年后，局面却完全改观。外来移民和人口暴涨问题让民愤空前高涨，导致人民行动党历史上头一遭输掉一整个集选区，迫使总理李显龙不得不在选后对这些课题进行检讨，部长薪金自然也不能幸免。他承认国人对政治领导层现有的薪资水平确实感到不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得不对1994年定下的部长薪金方程式作出调整。那一年，政府宣布削减部长薪金，此后亦未见调涨。

这项调整，李显龙事前曾与吴作栋讨论过。“因为之前的方程式是我拍板的，所以他来找我讨论这事。”吴作栋说道。“我支持他做出调整。旧有的方程式不改变，他实在很难继续下去。考虑到当时民间的情绪，他不对部长薪金作出一些调整的话，根本难以再继续治理国家。”

对吴作栋来说，2011年的政策调整对于部长薪金这场永无休止的争议来说，蕴含着一个宝贵的教训。在他看来，这个课题的答案不在于完全取消与私人企业挂钩的方程式。关键其实攸关政府的表现。当政府做得好，经济强劲增长，住屋、医疗、交通等顺利发展，关于薪金的辩论就相对和缓。“人们当然还是会埋怨，还是老爱说部长赚大钱，可是这样的挖苦会少得多。”他分享自己的观察。“不过，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嘲讽恶言就会满天飞，说你领一份这么高的薪水，还是没把工作做好。所以，虽然薪资争议会永远存在，不过在多数时候它还不至于成为压倒性课题，左右选民的投票取向。”

他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虽然部长薪金方程式在1994年开始落实，在随后的1997年大选中，吴作栋仍然成功率领人民行动党强力回弹，支持率上升的趋势还一路延续到2001年大选。他语重心长地说：“薪金课题带来的困扰还是挥之不去的，但还有其他更迫切的因素，促使选民认真去思考眼前所面对的挑战。”

问：您在2018年发表了“平庸论”之后，大家都对您都说了些什么?

答：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很多人都在炮轰我。他劝我别再提起部长薪金这回事了，维护这项政策再也不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就潇洒地策马向夕阳驰骋而去，没必要再惹这一身腥，坏了自己的人气和名声

问：所以您会接受他的忠告吗?

答：我这不又是在谈这事了。

问：2018年您说了那番话之后，部长们可曾来找过您，说，请别再提起这个课题了?

答：总理将我谈话的文字记录转发给部长。他对大家说，我说得没错。我认为有些部长不希望这个课题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总理把我的言论转发给内阁，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课题是不可能回避的。

问：您还会继续在公开场合上谈论这事吗?

答：只在我觉得必要的时候。我会比总理或者其他部长更可以对这个课题畅所欲言，因为我已经是局外人了，不再有既得利益了。我早已隐退，现在完全不领薪。“荣誉国务资政”只是个名衔，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是个受薪职位。

问：现任内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答：公务员的薪酬调高了。本来就该如此，因为如果制定了一个方程式而不遵照，受影响的不光是行政官员，也包括隶属于公共部门的律师、医生和其他官员。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否则他们会说政府延误了公务员的薪金，而最终我们公共领域里最优秀的公务员也可能就流失到私人领域了。

可是部长薪金并没有调高，虽然最近曾在2017年作过检讨。市场薪金水平自2011年以来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2017 年则是稍有回落。我认为政府当时的想法是，小幅度加薪虽然合情合理，却犯不着为了薪金微调而引发民间不快，得不偿失。我当时已不在内阁了，不然我一定会提出，说任何时候作调整都会引起民间不满，但是小幅调高至少还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制定方程式，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系统化地对部长薪金进行检讨并作出相应调整，而不必每一次都得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在我看来，政府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向国人展示，这套方程式能够随着市场薪金水平而上扬或下调，两者都适用。

如果等到落差扩大时才来根据方程式进行调整，那民间的反弹肯定会更大。自2011年大选后的那一次检讨之后，政府就没再调整部长薪金了。总理会在他的任期结束前最后出击调整部长薪金吗？新总理上任后可愿意检讨薪金？当然不会马上这么做。他会在任内第一场全国大选来临之前的一两年内这么做吗？也不会。那之后呢?或者干脆把这事留给第五代领导班子来进行? 检讨部长薪金，在政治上永远是个棘手的难题，重要的是要怎么坦诚交代这个课题，然后希望大多数国人能够明白。可是政府必须有所表现——这才是核心所在。如果政府表现不如预期，民间的不满情绪高涨，薪金问题自然就变得更尖锐了。反之，假如政府做得很好，这个课题还是会存在，但只会隐没在暗处。我相信大多数选民都是理智的。我不认为他们会单凭部长薪金高就决定不把票投给你。到头来还是得看政府的整体表现，以及人民的生活是否变得更好。

问：万一政府今后都不敢再触碰这个课题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答：如今要说服优秀能干的人才从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受到了感召，挺身而出。他们想要这么做，想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即便这意味着得作出一些牺牲。

在当今的情境中，让人才对政坛裹足不前的首要原因，其实是社交媒体。失去个人隐私是个长期存在的障碍，不过这还是可以克服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难调整。如果还必须在经济方面再承受太大的牺牲，那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你还得同时面对其他的负面因素。

话虽如此，我们绝对不能以薪酬作为吸引人才从政的诱因。绝对不行。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但我们也不能让薪酬成为其他重重牺牲之外的又一重障碍。

问：说服公务员从政，是不是向来要比说服企业界人才容易?

答：同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公务员因为对治国方针和决策过程较为熟悉，所以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部长，晋升部长自然也是他们在原有事业上更上一层楼。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也当好政治领导人，有没有激励民心的气魄。可是现在就连公务员也越来越不愿意从政了。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他们不愿意从政，并不是因为薪水。而是社交媒体等其他障碍。还要考虑到家人的处境。为什么要让挚爱的家人曝光，公开面对外界审视? 我相信在2020年大选过后，愿意放弃稳定的公共服务事业转投充满变数的政坛的高级公务员，就会更少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锲而不舍地尝试说服那些符合条件的人从政。用“为国服务”的使命感召唤他们。

要牢记的是，部长不光是要为民服务，更要能够展现出领导魄力。第二个角色要比第一个更难做到。身为公务员，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要他们离开一份舒适自在的事业，转投政治大染缸，领导国家与人民向前走......你还真别说，这还真是一项高难任务。

问：那还剩下哪些人?

答：军人？(笑)别小看军人啊，他们可是优秀潜在候选人的重要宝库。他们在新加坡武装部队都曾有过出色表现，睿智干练。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一套运转自如的人员汰换制度，为了使部队保持年轻化，而让高级将领很早退伍。这些高级将领退伍时都只有四十来岁，形成了一个有能力、有干劲又有奉献精神的人才宝库。我们清楚知道他们的人品、才智，对国家的忠诚。军人可能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他们多年来所接受的刻苦训练，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新加坡，击退任何来犯的威胁。所以，我们还得考验他们能否在施政时展现灵活度，是否具备政治嗅觉。

一旦加入政坛，就得穷尽一切办法学会应付广泛的政治课题。你得学会怎么跟各行各业的民众打交道。身为军官将领，你对着部下士兵发号施令，但在民事世界里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得不断游说才能服众。我要说的是，看着现在的局势发展，可以预见内阁中将会有越来越多将军。现在就有迹可循了。有些人还调侃说，难怪全国大选称为“General Election”，意即“将军选举”。(笑) 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拥有一批军官，可以从中招揽有潜质的部长。我担任国防部长和总理期间，就曾经与好多位能干的将军共事过，他们都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在必要时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也需要延揽各行各业拥有不同经验背景的能人志士加入内阁，包括男性女性，才能降低“集体盲思”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再三强调从私人企业界延揽合适的顶尖人才的重要性。总理在2020年全国大选中引进陈诗龙医生，自然是好事;他在医疗领域和企业界的经验，让他能够有效地处理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

问：对部长薪金方程式的一个常见批评是，这个制度太僵化，何况并非所有部长都值得领这么一笔高薪。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事实是，不是所有部长都有能力成为出色的总裁。同样地，也不是所有总裁都能成为优秀的决策者。不过，这两个角色都对个人有着难以置信的高要求，也加诸了重大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两者足以相提并论。

总理要怎么决定每位部长的薪金?就看个别部长必须承担的责任，以及工作表现。部长薪金采取的是工资评级制度，花红也因人而异。我相信全世界唯有新加坡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制度：部长所得薪资取决于各自的职责范畴，所得的花红也取决于工作表现。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做法。新加坡部长薪金也采取了裸薪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部长薪金看似偏高，因为当中不存在在职者或家属的住屋、私人用车或私人旅游福利等隐藏好处与津贴，退休后也没有养老金。他们还需要自己支付健康保险。这个薪金制度是透明的，担任政治职务者如有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富而引起嫌疑或指控，都必须清楚交代。

有人会说我们是政治白痴，怎会选择裸薪制度，而不是给予一堆“看不见”的福利、津贴、养老金。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面对人民，势必做到透明、问责、诚信。

问：一些部长退出政坛后并未转投私人企业界任职。

答：多数人希望能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受邀成为某些企业的主席。还有人是不想做了。有位部长宁可在退休后含饴弄孙。至于我吧，我在私人企业界里找不到工作呀。(笑)

问：我并不是在指您。

答：我是以自己为例子来说明。技术上来说，我现在的确是无业游民。我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级顾问，但不是雇员，只以独立合约人身份领取象征性酬劳。出任李光耀学院主席，我没收分文，这也完全没问题。

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或淡马锡关联公司邀请我当主席或给我一份工作。这肯定不是因为我胜任不了企业界高管职位;我怎么说也曾经是东方海皇船务公司董事经理。也许因为我还保有荣誉国务资政名衔，也还算是还在政治体制内吧。幸运的是我还有点积蓄，也不愁著找份领薪工作或担任董事什么的。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太太也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设想新加坡部长也领着跟其他国家的政要一样的薪资。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好些都在位好久，赖著不走。一些人会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为引退后的事业铺路——我现在帮你，日后轮到你扶我一把。一些人则是还在担任政治职务期间就多方开拓其他收入来源。算盘就会不一样了。

问：您的算盘会怎么变化?

答：既然很清楚自己作为前总理要在私人企业界找份工也会挺尴尬的，我就多半不会愿意在政治事业正处于巅峰时候退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政治交接布局会变成怎样？现任部长说不出口的话，我在这里说了。在我们这个谨慎经营的政治继承体制里，部长总是在六十出头就得退位让贤了。要是他们的部长薪金远比现在低得多，他们就必须问自己，退休后还能做什么来维持生计。

我要说的是，如果部长薪金不足以让部长在任时存够钱，然后你为了政治传承就得要某位部长退位让贤，那位部长很可能会抗拒。我退下之后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为你打拼了这些年，而现在就因为你要我让位给年轻人，我就得被迫离职。这就会形成一种制度，就是，“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而不是根据总理评估、为了领导层更替而引退。这就会为政治自我更新过程增添难度。而对一些才智兼备、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才来说，看到人事变动不大，或是原任部长长期留任，接班遥遥无期，就会更难吸引他们从政。现实一点。看看其他国家的处境就知道。

问：不能为部长安排工作吗?

答：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他们如果受雇于某家公司，也包括淡马锡控股关联公司，那必须是基于他们自身对这家公司所能带来的价值。我要说的是，付给部长足够与市场对应的薪金，让他们在六十出头退下来时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怎么发挥当部长的经验，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而不是还要为生计发愁。否则，贤能才俊可能根本连政坛都不敢踏进来一步。制定方程式为部长薪金定下标准，打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性，至今仍是如此。在历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唯有一点是能让新加坡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那就是——这个令人讨厌的梦魇是丢不掉的。吴作栋坦承，他在1994年完全料想不到这股不信任情绪会根深蒂固且挥之不去：“坦白说，完全没想到。”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