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1日 星期四

新加坡与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40年,造就了中国,也造就了世界。2018年,中国授予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李光耀总理30余年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李光耀是罕有的与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短短两天的访问,为将来的许多事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当时已是74岁高龄,他对李光耀说,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要去美国,是因为需要跟美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对话。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为58年前,邓小平在“一战”时期去法国留学和工作的途中路经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来到新加坡时,发现改变实在太大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争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组成联合阵线。

简单说,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国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尤其东南亚和美国,反之亦然。这为中国的 “开放” 提供了合适的宏观国际环境。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之后,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听取关于新加坡组屋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邓小平登上HDB办公大厦的顶层,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组屋,他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邓小平此行到裕廊工业区是为了解新加坡的工业规划和发展,包括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来提高经济活力;到HDB则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计划和城镇治理。

在访新期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他们(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士绅的后代。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向各省市区领导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思路,这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收入。

1994年中新开启两国之间的第一个政府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两国政府在2007年推出天津生态城、2015年推出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两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并于2018年同意把广州知识城升级为第四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25年前,中国有工厂,有城市,但是缺乏现代城市规划及治理,也缺乏外资、外来技术和知识。前者需要改革,后者需要开放。这一切在90年代初十分困难,因为中国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新加坡恰恰是在西方制裁声中,第一个把商务代表团带进中国的国家。不但带去了商务代表团,更是与中国开启了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战略合作。

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启动之后,新加坡努力推动欧美企业到园区投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总裁曾士生在新华社2018年的一次采访(《曾士生:苏州24年前》)中说,当年有些外国企业原本考虑在新加坡投资,但顾虑新加坡运作成本比较高,新方就会推荐这些企业到苏州工业园区,并成功地为相当多的企业落户园区牵线搭桥。

中国与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的合作,无论在李光耀的年代或后李光耀年代,都与 “改革开放” 密不可分。可以说,李光耀不但是自己 “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而且,在他身后,新加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一直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李显龙总理:新加坡已与中国七省建立经贸合作

新华网:近十多年来,中新经贸关系可以说取得的成果丰硕。除了三个政府间项目,新加坡与中国七个省份建立了经贸合作,成立了经贸理事会。

李显龙:多数是沿海的省份,但也有一些内陆的,有四川、辽宁、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

新华网:过去的中新经贸合作,不仅从大的范畴来看很红火,而且也做了很多务实的项目,国家之间、省级都建立了很多园区。我们一说到中新合作,园区的合作非常显眼,比如说两国的旗舰项目苏州工业园。在今天的经贸关系中,区域经济在发生变化,产业经济也在发生变化。在您看来,进一步推动中新经贸合作,有哪些新的方式和形式?

李显龙:双方的合作必须与时俱进。因为中国发展得很快,中国发展的每个阶段需求都不相同,双方合作的重点也必须相应配合。民间合作反应很迅速,他们自然而然会去寻找最有利的、最能够发挥的新市场。

国与国之间,中新双方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苏州工业园,始于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发展各种开发区,正在招商引资,吸收外来投资,我们就开发了苏州工业园,(主要)就是软件转移,转移一些工业园管理和招商引资的软件。工业园现在可以说是成熟了,成功了,可能有一天还有机会上市。这可以说是第一个旗舰项目。

第二个旗舰项目是我们十年前建的天津生态城。那时,中国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环保,所以生态城就将这两个主题作为重点。在生态城建设的十年里,其实也不仅限于这两个合作主题,我们现在也谈一些智慧城市的课题,也办了一些医疗保健培训项目。这也关系到一些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的问题。

第三个项目在重庆,就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是最新的项目,当然还是在初期,在起跑点上。我们希望它能够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起到示范性作用,因为项目的主题是互联互通、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就会涵盖金融、银行、物流等,所以在这方面不只是硬件、或者不只是一些建筑和工厂的投资,而是制度、运作和服务的便利化和简化,使企业能够尽量发挥他们的潜能。

譬如说,针对重庆项目,我们现在探讨的一个建议就是南向通道。南向通道关系到从甘肃到重庆、一直到广西北部湾钦州港的铁路。铁路已经有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还需要简化手续、缩短时间、降低成本,让公司能够更方便地使用这条物流线出口货物。中国西部虽然资源丰富、地广人多,但也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距离太远,要到达国际市场不是那么方便,从长江下去一直到上海是几千公里的距离。但如果使用南向通道到北部湾,就比较便捷,从北部湾再到新加坡也很快,到东南亚也很方便,从东南亚马上可以通过国际航运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这些都是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我们选择的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能够配合中国自己的政策重点和自身发展的重要领域。双方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一起做。

王瑞杰副总理:美国除了与中国合作之外别无选择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6月3日报道,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近日表示,“中美必须打造建设性的合作模式”,促进两国尽早达成相互妥协。他同时呼吁扩大亚洲在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的作用。

王瑞杰针对现状分析称,“中美关系正在进入看不到解决对策的紧迫局面”。他表示 “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希望看到开放的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不想站在任何一边”。

在此基础上,王瑞杰针对美国表示,“出发点首先是接受新的现实”,表示 “必须适应中国的崛起”,同时强调称美国 “除了与中国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应当认识到将中国排除在外会带来糟糕的结果”。

另一方面,王瑞杰针对中国表示,“作为全球事务参与者,国际性的责任将更加重大”。他表示 “必须显示出和平发展有利于全世界这一点”。针对亚洲的作用,王瑞杰表示 “要在国际秩序的构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东盟力争2019年内达成妥协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王瑞杰也表示了期待。围绕今后自由贸易的推进,王瑞杰表示,“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而且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曾表示,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对此进行阻止既不可能也不明智。2019年5月31日,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欢迎晚宴上做了主旨演讲。他说,中美关系是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将决定整个国际环境的未来走向。

李显龙指出,世界两大强国之间互相竞争是很自然的,但竞争不应演变成冲突,而应该是展开合作、共创双赢;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各国也必须适应一个更具影响力的中国。

李显龙说,阻止中国不断强大是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举。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中国应该拥有话语权并且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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