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进入“托盘警察”年代：凡事只能靠罚款解决

从9月1日起，小贩中心食客用餐后须归还托盘和餐具，也不能留下纸巾和食物残渣等垃圾，违例者会接获书面警告或面对罚款。（海峡时报）

作者 卢丽珊

（9月1日）下午4点55分，还未到吃晚饭时间，平日断食的我决定“牺牲“一下，特地去宏茂桥中心的小贩中心多吃一餐。

点了笨珍干捞云吞面，拿着托盘坐到托盘收集区对面，一边细嚼慢咽炸云吞和脆弹面条，一边观察食客因疫情变得更为稀少、灯火昏沉小贩中心内的人和物。

多么稀松平常的一天，可是这一天毕竟不平常，因为从昨天起，小贩中心食客用餐后须归还托盘和餐具，也不能留下纸巾和食物残渣等垃圾，违例者会接获书面警告或面对罚款。

至于咖啡店和食阁，当局会从明年1月起才执法，并会事先给予两个月的适应期。而小贩中心的三个月适应期前天届满，6月开跑时首日就有4500食客接获执法人员的提醒。

虽然昨天吃完这一顿云吞面，我还是会像过去一样，把托盘归还，不需要强制，不需要规劝；我甚至还会像之前那样确保食物的汁液一滴都不会留在桌面，以纸巾擦一遍才留下干净的桌面给别人。

但是这一餐过后，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改变了。行为还是一样的行业，但是内心对“杀鸡用牛刀“的治国作法以达到改造社会行为为长远目标表达理解，但是感情上无法苟同，也感到不安。

小贩中心午后闷闷的气氛氤氲不去，据我当时观察这个时间段大部分人都是单独来吃，安静得不得了，吃完又独自把托盘送到托盘收集区，即使没有用托盘的人也会把手上的纸盘和纸巾带走。

然而也是那么一幅妥妥太平景象的背后，见证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刑罚范围和行为规范化的再度扩大和加深、人民与政府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人身自由的“压缩“。

（海峡时报）

我不禁回想： 我们是怎么逐渐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只能走这一步？

首先，我们来梳理之前“失败“的原因

很多食客不愿意归还的理由之一，是认为作为消费和支持小贩的客户，用餐后由清洁员工收去餐盘和清洁环境是服务配套之一，内心自然不愿意多跑一趟。

既然想赚取食客的钱，既然要经营成功的小贩中心，以干净的环境和诱人的美食吸引食客，不就是缺一不可的基本条件? 既然如此，现在钱还是照样想赚食客的，却想省下维护清洁的费用，这就让很多人心理过不去，心有不甘，产生强烈的抗拒心理。

除非是食客的认知有误，那小贩中心管理者是不是本来就该把清洁卫生的成本计算在内？ 千算万算，难道没有把这条帐算进来？左思右想，难道没有把短缺的人力资源处理好，管理好？

很多食客不愿意归还的理由之一，是认为作为消费和支持小贩的客户，用餐后由清洁员工收去餐盘和清洁环境是服务配套之一，内心自然不愿意多跑一趟。（新报）

一个以清洁闻名世界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在自家后院还是我们天天都光顾、温饱我们肚子、拉近人民距离的小贩中心和咖啡店里，狠狠的栽了跟斗？这一环节为何要落得如此焦头烂额，甚至惨不忍睹，狼狈不堪？

第一个层面的“失败“是商业性质的失败。

第二个层面是管理上的失败

即使到今天为止，貌似托盘都由食客自行送到，但是收集区的状况还是令人尴尬万分。 托盘即使送来还是没有及时清理，推挤不堪，工作环境也非常恶劣，人手还是不足，那么托盘送回来的后期作业依然没有妥善解决。

因此，问题不是在于食客有没有归还托盘，而是管理本来就出现严重的问题！

这个情况在过去更严重，有时不是食客不愿意归还托盘，而是托盘收集区非常肮脏，凌乱，还未靠近就异味强烈，看了简直倒胃口，根本不想靠近。

（联合晚报）

可怜的工人甚至用非常不专业和不卫生的方式或原始的工具收集碗筷，似乎毫无训练就草草“披甲上阵“，一张湿哒哒的脏桌布就在你吃饭的当儿”啪“的一声响起，有时还会气人的弹起水珠。

又例如年老工人用绳索推拉堆满碗碟的塑料桶，搞得小贩中心震天响，这样的景观似乎跟国民美食一点都不符合吧？

架子上的托盘往往堆积如山，让食客根本无从放置托盘，甚至小心翼翼的见缝插针。

由于管理和设计欠佳，这些收集站往往间隔很远，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能出门吃一餐已经不容易，还要他们吃饱去寻找收集站，简直难上加难，心理自是非常抗拒，怨声连连。

小贩中心内的托盘碗碟收集区兼清洗区。（新报）

更别提哪个伟大的人脑想出先让食客付托盘的费用，归还时才还钱的愚蠢作业，骨子里对人性的不信任和丑陋嘴脸都一股脑晃到你眼前来了，让人内心更是反感之极。难堪的不止是一脸尴尬的摊贩，更是无所适从和不愿服从的食客。

不管是小贩中心整体的卫生条件、员工的培训、人性化的空间设计、员工的工作环境以及专业的清理工序，层层面面都需要翻天覆地的改进，丝毫没有自满得意的基础和理由。

当我们小贩中心荣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荣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还真好意思呢！”。

新加坡小贩中心的管理问题多多，还真的快要闻名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