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研究（11）：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

刘劲[1]

新加坡从1965年建国到现在，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发达国家，其长期的经济增速全球没有其它国家能出其右。做为一个人口才5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舆论中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国家。新加坡的惊人成就离不开李光耀和他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我和研究团队在前面十篇文章里，分别对新加坡模式的十个侧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独特的地理位置，全球化和税收洼地战略定位，超级理性主义理念，超级理性主义在政府、国有企业、交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中的应用。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新加坡模式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哪些则不然。

如果做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比较，不难看出新加坡的“超级理性主义”并不独特，实际非常朴素。用通俗的语言，超级理性主义就是“科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但新加坡版本的超级理性主义特殊在它运用的根本性和普遍性。在全球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理性思维多多少少都有应用，但必须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教思维、迷信思想、政治博弈等等复杂因素平分天下，所以很难成为绝对主流。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讲，超级理性主义实际上和现代经济学的本质高度一致：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最大化的社会福祉。世界上对社会体制的分类 –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 实际上都是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分析后得到的最佳理论结果。资本主义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社会主义强调政府和社会协调。但无论是哪种主义，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让民众过上最富有、最快乐、最自由的生活实际是所有社会的共同追求。所以这种最大化的目的和想法是共同的，没有争论。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理论结果是在对人和世界里的基本限制条件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上的差异，经过一番逻辑演绎，就形成了大相径庭的理论结果。然而，哪怕是粗略地对全球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史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实际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把经济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过程中时，如果只是从理论结果出发，过于教条，走极端，在很多问题上自然就会出现偏差，而且有时候会非常严重。

新加坡超级理性主义的诀窍是回归根本，不教条，不被任何一种固定思维牵着鼻子走，而是回归事物的本质，一事一议，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中限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追求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其结果是世界最廉洁的政府、最富裕的社会、最高效的国有企业、最高效的交通、教育、医疗、社保体系。新加坡的土地资源并不比香港更丰富，但新加坡能做到居者有其屋，而香港却有全球最高的房价。所以，新加坡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结合了两者优点的综合体。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全球闻名，但其成功的一个关键点却恰恰是认识到了政府的能力边界，而市场机制具有第一性。市场之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是因为在社会中存在的巨量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即使是最高效的政府也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解决这些信息问题，因此如果政府事事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就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些小错误，时不时会犯些大错误，让社会和人民蒙受损失。市场的优点是供给和需求都来自于企业和老百姓的自由选择，而在做这些选择的过程中，全社会所有的私域信息都有机会在价格中得到体现，而商品价格能告诉大家供需关系的整体状态。认识到了这一点，新加坡做事的出发点永远是市场，如果市场不灵，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新加坡有强大的政府，但其官员的薪酬和市场是完全接轨的，在全球可能是唯一的案例；新加坡的国企在经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其治理结构、人员招聘、激励机制都是市场化的，和私企没有本质的不同；新加坡政府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中都起著主导性的作用，但政府在操作的过程中也尽量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并且在满足民生、刚需的情况下，把其中的高端服务隔离出来，完全市场化。

但新加坡并不迷信市场，政府在市场失灵时会果断出手。市场失灵的一种普遍情况是基于经济教科书里所说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即当某种产品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有巨大差异时，政府必须介入用监管的手段控制社会成本。最简单的例子是污染，之所以政府一定要介入管理是因为环境污染者在社会买单的情况下是有巨大私人利益的，因此青山绿水的好的环境必须有政府的介入才能得到。从这一点上讲，新加坡和其它国家并没有两样，政府在国防、教育、交通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

第二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新加坡的发展虽然杰出，但遵循的规律，和其它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过度到发达国家的国家和地区，实际非常相似。都是利用了二战后全球化的机遇，向西方学习科技和管理，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过学习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想提速，发展得更快些，一个重要的短板是基础低、底子薄，基础建设的严重不足。所以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建立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在基础建设中市场失灵的短板。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比如二战后的英国，但在发展中国家实际非常普遍，比如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学习必须由创新来替代。国有企业由于治理结构带来的低效率就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英国的解决方式是完全私有化，新加坡的解决方式是国有减持和全面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实际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普遍，就是市场经济自然带来的巨大贫富分化，穷的很穷，几乎没法过日子，而社会的幸运儿可以过上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对贫富分化往往采取了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态度，认为只要维持一个法治、公平的体制，市场自己就可以纠错。但新加坡认为市场机制来得太慢，而且会使问题激化，因此政府在维持公民基本生活水准、基本做到共同富裕上是可以大有所为的。无论是交通、教育、医疗，新加坡都把基础的服务看做民生、刚需，由政府以补贴后极其低廉的价格来提供，而只把其中高端的部分拿出来市场化。在住房问题上，新加坡走得更远，政府负责了80%居民的廉价住房，而只有20%的住宅是商品化的。在世界上像新加坡这样极高人口密度的大都市，能做到这一点难上加难。没有冷静的判断，超常的定力，很难在主推市场经济的同时，真正做到很大程度上的社会共同富裕。

第四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来自于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说，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可以完全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得信息，因此市场是第一性的，政府和监管应该越少越好，个人的选择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们做到完全理性实际非常困难，社会中的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即无法获得有效信息，也没有能力完全理解所获信息。这一点在最近三十年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新加坡比学术界走得更早，在实践中充分地考虑到了公民理性的局限性。最能说明这点的是新加坡对公民的强制社保储蓄，以及由政府来代替民众做社保储蓄的投资判断。其底层逻辑是很多老百姓没有为老年储蓄的先见之明，而且即使做了储蓄，也没有成功投资的能力与判断。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非常明智的。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新加坡跳出教条思维框架后对经济分析中限制条件的冷静观察使它能够更好地拿捏市场和政府的辩证统一，在该用市场的时候用市场，该用政府的时候用政府。这种判断能力和新加坡的精英治国的理念有紧密的关系。不是一流人才的官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认知能力；而没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又不可能吸引一流的人才进入官员体系。可惜的是，在官员体系里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在大多数国家都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实施。那么，当二流、三流的人才是官员体系的主要成员时，在全球范围内低效、腐败的政府极其普遍就不足为奇了。

新加坡的“超级理性主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超级理性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取得正果。中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区别是在国家规模上。中国14亿人，新加坡才5百万，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和它的独特地理位置、全球化定位、以及税收洼地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些事情都只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才能干。如果我们把全球人均GDP最高的50个国家和地区拿来做个比较，只有三种类型的国家。第一种是像新加坡、瑞士、爱尔兰、中国香港这些小规模的经济体，采取了全球化、税收洼地的策略；第二种是像挪威、卡达、阿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主要靠变卖自己的自然资源，也无法复制。如果把这些国家都去掉，剩下的清一色是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创新型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以色列、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有些东西能学，但基本的商业模式学不来，因为基本情况和中国太不一样。做为一个巨型国家，中国的继续发展的道路离不开创新，而新加坡的创新主要靠给其GDP贡献40%的跨国公司。中国太大，我们的创新虽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主力军必须是本土的企业、大学和社会机构。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是创新的最重要保障。我想，如果今天问李光耀对中国有什么建议，他一定会说不要完全学他们，要根据中国具体的情况走最合理的道路。

[1] 刘劲是长江商学院教授、副院长。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的最后一篇。“新加坡模式”是在长江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新加坡政府、经济、商业中独特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总结经验，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本系列研中观点和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与资助机构无关。